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十六）

    我姥爷、我父母、舅舅，我哥哥嫂嫂、妹妹，都曾是中国军人，我对军人有种天生的崇拜与追随。1966年初春，我给毛泽东写过信，表达的就是想早日参军报国的热望。但我参加工作不久，从单位革委会主任、军代表老门身上，认识到军人也是人不是神。

1969年3月5日，90多名北京49中学的初、高中生被分配进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做学徒工，当时不叫参加工作，叫“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管叫啥，结束了停课近三年游手好闲虚度的青春岁月，有工作能自食其力了，我们高高兴兴迈进厂门。

三年前，由中学生打头阵停课闹革命，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联、胡折腾一气，完成了文革发起人赋予的使命，沦为社会治安的害群之马，领袖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66—68三届中学生纷纷上山下乡，我把下乡所需的被褥衣物基本备齐后，突然接到入厂通知，全家人为我意外留城而欢欣。后来得知，在上山下乡浪潮中，老三届中学生只有68届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城进了工矿企业。

(一)

进厂第三天下午，工厂革委会主任、军管组组长老门到新学员班接见我们，老门50岁上下，中等偏高的个头儿，圆胖大脸，一笑就眯成缝儿的双眼，加上一身黄绿色的军装，显得既威武又慈祥，他代表军管组欢迎我们加入首都产业工人大军，鼓励我们努力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接见的气氛相当活跃，散会后，门代表没有马上离去，亲切地和我们交流，有同学问他：“门主任，您说我适合干哪个工种呢?”老门上下打量后，对她说“你学车工吧，车工技术强。”我们即将面临分配工种，都盼望自己被分到技术强的岗位，所以那位同学听后乐开了花儿。最后轮到我问：“您看我适合干车工吗?”老门打量我一下，笑着回答“我看你适合当个电焊工。”话音一落，同学们都笑了，我臊了个大红脸，那天上午我们刚参观各车间，见到身手敏捷、工装洁净的车工，大家都羡慕;观看厚重防辐射工装被火花迸溅成千疮百孔的电焊作业时，没有人想干这一行。

第二天公布分配方案，我果真被分到有电焊班组的装配车间，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新学员班班长找我谈话，劝解道“别心烦，电焊工有技术，工作也不太累，这是照顾你呢。”到装配车间报到后，因钳工一组大组长点名要我，理由是“需要一名能教唱歌的学员”，之前我是红卫兵合唱团的领唱之一，随团四处巡演过，在新学员班上也领唱过，因此我被分进钳工组。有个女生临时被调换为电焊工，她好长时间跟我闹别扭，她的心情我理解，我俩都没决定权，只能服从分配，文革结束后她第一个离开工厂，家人把她安排进党校工作了。

三通用机械厂位于北京东郊双井地区，钳工一组大车间紧邻工厂北大门，离厂部办公室很近，军管组组长老门和厂部领导时常来我组视察。老门和几位师傅熟悉到能彼此开玩笑的程度，使我对这位军管组组长的印象更好了。

(二)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谋求连任，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叶海亚.汗想连任不能差钱，就尽力奉承毛，毛一高兴，慷慨地许诺给他5个亿，毛伟人语调轻松地对叶海亚.汗说：“我们扫扫仓库，5个亿就有了。”金口一开，全国开始清仓扫库，“清仓扫库”成为文革大波澜中的一朵小浪花。

我厂是文革中北京市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历次运动冲在前，这次也不例外，为此工厂举办了“清仓扫库展览”，从各车间抽调能写善画的人筹办展览，包括3名美工和4名讲解员，我作为讲解员脱产进入筹备组。

第二天，门代表来视察，先鼓励了美工，再与我们4名年轻女工逐一单独谈话，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到小刘身上，指示让小刘担任讲解小组长，负责讲解第一部分，门代表三番五次找小刘单独指导工作。18岁的小刘，身材苗条，清丽脱俗，一笑两个浅浅的小酒窝，言谈举止十分可人。很快知晓老门不仅关心展览进度，而是替自己儿子做媒，不出半年小刘就嫁入老门家成为军代表的儿媳妇。按说老门是军管组组长、革委会主任，3000多员工国营企业一把手，小刘的好运该被工友们羡慕才对，可事实却相反，婚后，小刘惯常的笑容消失净尽，连当初嫉妒小刘的女工们也纷纷起了恻隐之心。

和小刘一起办展览相识，展览结束后因我俩的车间紧挨着，她时常找我说说心里话。一天，小刘红着眼来找我，我引她到更衣室，刚一坐定她就抽泣起来，我抚着她的肩安慰着，哭了会儿她告诉我，婚姻令她极失望。老门的儿子过于木纳，不懂体贴安慰，小刘的婆婆、老门的妻子没工作，是前几年刚从乡下进城的随军家属，话很少总板着脸，让儿媳妇无所适从。老门在单位说一不二，回到家也独断专行，最让小刘难受的是这家人出奇抠门，日常花销细算到分厘不差。

“每天晚饭做好了，家人到齐先不开饭，要结清当日全家的开销。昨晚因为差了一毛四分钱对不上账，老门气得直拍桌子，他越急家人越慌神，怎么也想不起来，婆婆死盯着我，弄得我连晚饭都没吃，最后婆婆终于想起自己上午买过一瓶醋忘了记账，这才完事。夜里我又气又饿睡不着觉，听缺心少肺的丈夫打了一夜呼噜，恨死我了。”小刘的一番话，令我无言以对，只能傻傻地冲她苦笑。

(三)

一提起军代表，上点年纪的人会立即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哎，文革时期的军代表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军威滑坡第一波浪潮起于文革军管时期;第二波事发80年代末大家心知肚明;王守业、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军中老虎落马大约是第三波了。

1966年春季动乱初起，学生停课闹事，夏秋两季打砸抢烧血腥恐怖，到了年末，全国各类学校、机关厂矿的领导体制均被摧毁，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几近乱套，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文革陷入到无政府阶段。1967年初，毛泽东支持并推广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难以收拾。到1967年夏，派别冲突狼烟四起，用毛的话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文革中，工矿企业实行军管，大批军人进驻各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借用网上百度的两张老照片：军代表深入厂矿摆拍的场景。

为了掌控局面，确保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毛决定派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发出“三支两军”的指示，派解放军介入地方，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五大方面的任务。“支左”就是支持革命“左派”;“支农”、“支工”是派部队去统领工农业生产，“军管”是派部队对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是派部队对大、中专院校师生进行军事训练。自此，解放军全面介入文革，先后派出280多万名干部和战士参加“三支两军”，我厂军管组组长是老门。老门是一名河北籍老兵，文革前是北京军区某部营职干部，来我厂当军管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之前的职务是某部后勤物资科科长，负责日用品(被褥、墩布、扫帚等)的保管与发放。

上篇回忆过我在工厂当红医工的往事，红医工是工厂里的赤脚医生。农村缺医少药，文革中把半农半医的乡村卫生员改叫赤脚医生，文革期间得到毛的赞扬而普及。工厂照葫芦画瓢，兴起红医工，让学过一点点皮毛医术的工人从事医疗保健工作。

1970年，我厂革委会从各车间选派几个年轻人当红医工，装配车间选了我，先被派到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针灸，3个多月后回厂，同去的一名学员回车间担任不脱产的红医工，我被分到医务室注射部为病人打针。原先管打针的瑞护士带了我半天，她就去门诊部当医生了。

我厂医务室大致像现在的一所小型社区门诊部，分内、外、中医、理疗科、药房和注射室。我被分在注射室负责给病人打针，打针是简单技术活儿，比当钳工轻松多了。注射室分内外两小间，外间有一把椅子、一个半高台子，病人坐着或趴着接受臂膀、臀部的注射;里间有张小床和桌椅，供静脉注射或打点滴用。我立即发现一个怪现象，军代表老门隔三差五往注射室跑，其他工友来都是我给打针，老门一来身后必定跟着瑞护士，瑞护士客气地把我请到外间，把自己和门代表关在里间，门销一插。每当这时，我在外间相当于给他俩望风，凡来打针的一律先请在走廊等候，17岁的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头雾水、如坐针毡地听着里间的杂音。

医务室郭主任私下告诉我，瑞护士是老门的相好，老门替瑞护士说了话，瑞护士被提拔成瑞医生了，“要不哪轮着你到这儿来啊”。她又说：“看吧，就瑞那水平，不把人治出毛病才怪呢。”一听这话，我顿感自己的处境不妙，再不肯充当把门儿的角色，只要瑞护士和老门一来，我马上借故溜走，注射室外屋就空了。于是有人听到并传扬出去，军管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老门和漂亮护士的绯闻不胫而走。


文革期间，领导人穿军装成为时代标志(网络图片)


三支两军经验交流资料，被有心人保存下来(网络图片)
 

郭主任猜对了，两个多月后，瑞护士果然闹出医疗事故，她给一位工人开错了药方，剂量高出数倍，服药后那人上吐下泻送去同仁医院救治。郭主任息事宁人，打发瑞护士回注射室，我被调到针灸室协助小郑医生工作。又过了半年，嫉恶如仇的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医务室那些半公开的泡病假、假职工之名替他人开药等一堆龌龊，就拜托我师父王知仁和钳工组成敦组长，他俩和装配车间主任找到厂部，借口“大会战”生产任务重把我调回原车间。重新当工人，突然感觉工人师傅们如此淳朴可爱，干活都不觉得累了。

(四)

大约在1972年前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不正之风”的浪潮，其间我厂大门口突然贴出一大排大字报，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揭露了工厂领导拉帮结派、多吃多占、走后门等歪风邪气，矛头集中在革委会主任老门身上，列举出大量事实，说他和几位军代表短短几年内，往我厂安插了数十位亲友，连不识字的农村亲戚也陆续被安排到工厂最轻松或享受补贴的岗位上去;列举了革委会和军管组成员吃拿卡要工厂食堂、仓库物品的事例，详细到某月某日某人;列举了军管组成员伙同几名脱产干部三伏天工人们挥汗如雨干活时，他们躲进阴凉的地下防空指挥大厅里“敲三家”打牌的劣迹;列举了军管组成员某干事来厂不到两年，搞到手好几位女工，并把某护士(复员女兵)从某电工手里生抢过去、弄大肚子后不得不娶回家等等，也捎带点了老门与瑞护士那人尽皆知的风流韵事......

大字报一贴出，观者呜呜泱泱前三排后五排的，厂区顿时舆论大哗，我所在的车间班组里，大伙儿都无心干活了，三三两两聚成一堆堆议论纷纷，发泄着对军管组的强烈不满。很快，那一长排大字报就被人泼上水、用竹笤帚刷掉了，各车间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走后门等问题，留待运动后期解决，现在大家要抓革命、促生产，再议论这些事将被以破坏文革论处。”方兴末艾的“反对不正之风”嘎然而止。

这一年8月底，上级发布通知，“军代表在文革中支左立下赫赫功劳，密切了军民鱼水情，圆满完成军管任务，光荣地回归原部队……”老门们黯然地“载誉”撤离工厂，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老门和他光荣的军官干事们了，留待运动后期解决的那些问题也无从查处、不了了之。

几年后，我被调到工厂劳动工资科当劳资员，那是三通用鼎盛时期，已有4000多名职工。我发现每月厚厚的工资表后几页，全是无科室车间编制、只领工资不见人的名单，一问是各式各样的关系户，好几十人从来不上班，每月按这份表到工厂财务科出纳员那里直接领钱。我找科长提出异议，科长很为难，最后妥协的办法是我不再负责工资管理，只管核算职工奖金系数兼全厂劳资统计。

我对面办公桌的老张负责人员调配，他让我看过一些统计表，从上面我清楚地获知文革期间在我厂参加军管的几位军人，陆续把好几十名亲友安排进我厂，其中安插人最多的就属军管组组长老门，他介绍来的人全被安排在最优岗位。工友们虽略知一二，但不明就里，分不清哪些人是谁的关系，又怎样侵占了大家眼馋却不得其门而入的职位。几十年后再看，即使工友们明白了，即便全体国人都清楚了，又能怎样呢?

我在三通用机械厂一直工作到1985年6月7日，第二天我就到过五关斩六将考进的中国少年报上班去了，中间一天都没有休息。三通用厂坐落在双井十字路口西面，到90年代中期它破产为止，里面发生过许多令我终生难忘的故事，接下来我会继续回忆并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