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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人们曾经怎样规划上海的未来？

发布时间：2016-02-17 19:40 作者：陈丹燕浏览：237次

当城市总体规划从地理的功能性工作脱颖而出，成为对一座城市前途的眺望，它就开始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意义——它变成了一种与城市历史相接的，可操作完成的，对城市面貌的塑造。这样一想，规划变得意味深长起来。规划师们总是说，规划的初衷只是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工作，也许他们是害怕这种意味深长展现出来的多解。但无论如何，城市总体规划越来越是一项文化性的工作，而非一张实用的图纸。

1930-1940年代上海黄浦江上的木船。

上海曾有五次城市总体规划，现在正在做第六次，这一次是规划2016至2040年的城市前景。它的第一次总体规划是1946年，我还未出生，第六次规划的2040年，那时我已经很老了。将一个人的生命放在这座城市的规划时间里，一个人漫长的成长与生活，霎那就变得短暂，即使上海这地方在中国古老的城市历史中，只有仓促的不到两百年。如此看来，那些四年或者八年就会卸任的市长，好像漫长接力赛跑道上的赛跑者，他们本身健壮与否，是否合适带着城市赛跑，以及他们风格各异的粗重呼吸声，都因此被永远记得，并永远比较。

吴国桢

1946年，吴国桢刚刚就任上海市长就启动了上海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自1843年11月上海开埠，1941年整个上海被日本海军占领，租界消亡，但是直到日军战败，太平洋战争结束，1945年，上海这才第一次整体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因此这是上海第一次将收回的英法租界和华界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城市来设计规划，它被称作“大上海都市计划”，也许不光因为这个计划对1944年伦敦市政厅做的大伦敦计划多有借鉴，也有一股上海人终于要在上海当家作主的自豪。

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地都荡漾着劫后余生的释然之中，巴黎做了大巴黎计划，伦敦做了大伦敦计划，还有狂欢后的纽约以及莫斯科。世界各国都在眺望这些大都市的未来，上海更是如此。对上海来说，即使内战已经开始，那也是真正的百废待兴。

《都市计划》有个文字优美、情怀青春的总论。要将这座由航海贸易而成长壮大的中国都市规划成东亚的世界航运和金融中心，这是它的地位。在城市面貌上，借鉴纽约的环城绿带和伦敦的卫星城镇结构，使整个城市各个阶层的居民“各自安居乐业”。这个总论既能接受阶层与贫富带来的差异，也不放弃谋求和平共处的城市理想，并为此做出人口、住房、交通、生活以及娱乐的各种规划。即使隔了七十年的沧桑巨变，今天看来，这个理想仍是上海规划中最重要的关怀。

《都市计划》三稿初期草图

1946年夏天，上海将来的面貌在总论上被刻画之时，我父母都还在他们的青春年代，热血而苗条。母亲是个歌喉婉转的初中生，父亲作为伍修权将军的随员正在东北军事调解处工作。他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十多年后参加创立新中国的远洋船队，进而参加组建位于中国各大港口的远洋运输公司和外轮代理公司。

他也不知道因此自己的家将要安在上海，以至于他的后半生都要贡献给中国的远洋运输业，甚至他的遗骨最后也会埋进上海终年潮湿的泥土里，营养了家族墓地中的第一棵罗汉松。在父亲的晚年，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但世界航运的时代已衰落，伦敦泰晤士河两岸的那些码头和货栈都已转型成为金融中心和创意中心，汉堡的旧码头仓库城转型为大型文化空间，里面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东方地毯博物馆和各种与东方货物有关的博物馆，而在公海航行的美国商船队差不多已消失匿迹。

父亲去世后，我在德国汉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突然看到隆隆驶过的载重卡车上印有COSCO标志的集装箱，它与我擦肩而过。这实实在在的中国远洋标志，它让我忍不住流过泪。我想起了少年时代跟着父亲去过的外滩的办公室，以及吴淞湿漉漉的锚地码头，还有在一个小女孩眼里非常性感的各种远洋轮船，水手们左右摇晃的走路姿势。

在读都市计划时，我想到这些原本看上去非常偶然的个人经历，那一纸调令带来的家庭迁徙，甚至与亲人惜别的盈眶之泪，实际上与上海的历史密密相关。而我这样移民的孩子，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关联感受中，终究可以将上海称为我城。

旧时上海南京路

那是个有着现代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理想的城市总体规划。在规划里，上海想要对照的是世界重要的航运目的地与自己的差异，诸如自己的城市增长方式与伦敦的差异，自己的人均绿地面积与柏林的差异，自己的黄浦江与巴黎的塞纳河相比，建立大桥的必要性。面对战后世界大城市的工业化趋势，它预测到城市人口会有很快的增长，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年轻化的国家，有旺盛的生育力，所以它对人口与城市扩张的前景，是与纽约对照的。

我想，它做如此对比，并不是只是因为它在1946年时，人口是世界第四大城。还因为它是一个航海时代东亚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欧洲和美洲都是与它联系密切的生意伙伴。在地理位置上，它需要这样的对照。当然，在精神上，它通过这样的比较获得了归属感。那时整座城市都不知道，当几年后人们把地图转了九十度再打量这座城市时，将河岸线变成地图上的一横，延安路便成为地图上的一竖。当地图上出现这样一个“丁”，这座城市会出现另一种可能性，会显现出它的另一个传统，获得另一种归属感。

内战愈演愈烈，这部城市规划虽然在1949年6月得以全部完成，这个城市规划的执行秘书，国民政府的工务局长赵祖康最终也将它平安移交到人民政府手中，并在1950年由市长陈毅签发内部印行。但此时苏联专家巴莱尼柯夫也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的前途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上海的服务人口远远大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基本人口，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没有思想性的城市。因此，应该用社会主义理想来改造城市，将上海的城市职能由多功能外向型的经济中心转变为单一功能的内向型生产中心城市，变堕落的消费型城市为健康的生产型城市。按照新中国要将上海改造成生产为先城市的宗旨，大上海都市计划被整体否定。

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未能实施，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读它，仍留着一股青春诗意之气。这股诗意不是田园的，而是城市的。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不是内陆的，而是海洋的。

它在战火与兵乱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从1946年到1949年期间，主持规划的市长吴国桢退出，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从此再未回到上海。规划中曾作用重要的中国建筑师陆谦受退出，阖家避战乱于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而规划中实际上的技术负责人，德国城市规划设计教授鲍力克一直留到最后，直至写完总体规划的后记与致谢辞才离开上海，前往民主德国。

他在东德成为重要的城市规划专家，在东柏林留下许多作品，但再未回到上海。一直具体负责《都市计划》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即使在国共政权更替之际，旧同事各奔东西之时也不曾停止工作，他带着这份总规留在新政权中。他与人民政府的陈毅市长在移交市政府时便谈及《都市计划》，作为旧政府移交的最重要财产之一。此后，他上任人民政府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局局长，参加了上海重要的建设。

他从未离开过上海。当年作为年轻工程师参与《都市计划》具体工作的钟耀华和李德华，日后成为建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元老教授，他们的工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学的城市规划教育。直到2014年，这份《都市计划》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垂垂老矣的李德华在上海接受记者访问，他阐述了这份计划里的精神内涵。他也从未离开过上海。

此时，《都市计划》还完好保留在上海规划设计院的阅览室里，被几代城市规划设计者借阅，被几次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制作时借鉴和继承，直至图纸都被翻烂。所以参加制定过此后几次城市规划的规划院长和规划局长们都说，其实不能说《都市计划》未被实施，此后几次城市总规中一直有它的身影和它的精神。其实它一直是一个活着的规划。

这是何等强健的生命力。

到2014年，它被公开出版，我这时才有机会读到这个城市总体规划。有一些句子震惊了我。一是对上海人口的预测。规划中说到，按照大战后世界工业化的趋势，人口会向大城市聚集，再加上中国战后人口的年轻化，生育力旺盛，规划预计1946年以后的五十年，上海人口将达到1500万。实际上，在1996年，上海人口达到了1470万。对城市人口的预测一直在规划中继续，在1948年时，规划中在提到内战造成上海难民大量增加的同时，也预测到2000年后，上海人口也可能会达到2100万之巨。

二是越界规划了当时属于江苏的松江县，上海县和嘉定县。上海旧城区保留下来，上海城区多余人口将疏散到卫星城镇的松江，上海与嘉定。虽然《都市计划》未曾实施，但1959年这三个县就已划归上海市管辖，给上海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面积。

三是对浦东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定义。当时的规划理想化地认为浦东是离上海市区最近便的乡野，可以保留它的乡村风格，一是成为人均绿地奇缺的上海市区最大的绿地，提高城市的居住品质，给市民方便亲近土地留下空间。二是就近供应城市农副产品，节约运输成本。但1992年的浦东开发与当时规划不同，浦东成为城市新的金融中心，固然是有它互联网时代的需要，也有在黄浦江对岸新金融区再次崛起的城市理想，一句“浦东是浦西的儿子”，点明了这个城市内在传承的关系。

如今读来，这是何等的前瞻能力。

它诞生在货币系统溃败，战火四起，政权更迭的乱世里，但一丝不苟地为后代计，从未放弃成为世界大都市的信念，如今想来，这是何等的乐观。

第一个在上海得到执行的城市总体规划，是1953年苏联专家穆欣主持的规划。这个城市总体规划按照莫斯科城市规划的模样，以外滩起始，虹桥机场为止的延安路为城市中轴线，以先生产，再生活为宗旨，建立一个生产型城市。在中轴线两边，建立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作为中心广场，建造了不同于旧建筑面貌的中苏友好大厦作为中央会场，改造了犹太富商的豪宅成为少年宫，改造了旧娱乐场所作为工人文化宫，甚至在西郊修建了优美的园林作为领导人下榻的国宾馆。这是一个将上海改造成大型内陆工业城市的计划，颁发给上海一张崭新的身份证。

看上去这个内陆化城市的目标似乎与上海本性背道而驰，但其实它并不是完全的异想天开，它倚重的是旧日上海现代工业的传统。肯定了从清朝末年在上海诞生的江南制造局开始，到民族资本家们的强国梦想。其实上海始终还有一个以民族工业振兴中华的梦想。这个梦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在上海孕育与发展，从未消退过。这个振兴民族的工业化的理想，不光是苏联专家带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理想，也是上海自己的传统。相比同时在东北各地建立的工业城市，上海的理想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源远流长的一脉。

所以，上海在六七十年代迎来了它的另一种发展，它成为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优质工业品出产地。布是最漂亮结实的，钢是最纯粹并优质的，手表是最精准美观的，缝纫机是最好用的，塑料制品是最新颖耐用的，甚至奶糖和饼干也是口味最好的，因为它们有着诱人的奶味。上海工业品风行全国，因此引领了全国的时尚。

建国初上海某工厂工人

工人阶级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是城市中最自豪的人群，他们比城市知识分子更具有政治优越感，比农民则更具有经济优越感。在上海兴建的工人新村多由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的同济大学建筑师们精心设计，他们曲径通幽式的建筑群悄悄抗拒着中轴线两边对称的苏式景观，这使得工人新村洋溢着一种别样的洋气。

在西郊，一些被没收的花园洋房成为工人疗养院，作为奖励，优秀的工人代表可以去那里享受四十年代上海富裕阶层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留下的柚木大菜台上，用工人疗养院的洋铁碗碟吃饭，并得到一次全面体检。因此上海的工人阶级在生活细节上，比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更具有生活质量上的优越感。

是的，他们也建立了符号强烈的工人文化。在中国电影的发源地，纺织工人出演了电影里的主角。工人作家们在电台里朗读自己写的小说和诗歌。在1950年10月国庆节改造一新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建立了实力强大的工人剧团。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被音乐家改变成真正的乐曲，由音乐学院的师生在上海音乐节上演出，并最终成为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遗产。后来，大学关门，城市青年的职业选择变狭窄，工人成为最优秀的青年向往的职业。来到七十年代，“师傅”代替了“先生”，也代替了“同志”，成为社会交往中的尊称。

当上海规划的地图上形成一个丁字型，工人阶级在这座城市里，继二十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黄金岁月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

直到1986年第四次总体规划，上海从重重封闭中挣脱出来，再次逐步转回到面向海洋与世界。这样的转变似乎证明上海走了弯路，现在得以纠正。但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这样的意识形态弯路却有力地增加了城市面貌的丰富性，作为手工业城市的趣味及梦想，捡拾了在通常口岸城市渐渐培养起来的民族复兴梦想，工人阶级承接着的梦想和自豪，其实不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追溯到十九世纪末，那也是中国传教士们的，早期买办家族的，后来的实业家们的，以及圣约翰大学那些上街游行的学生们和教授们的。

一座敞开上衣露出肌肉的上海工人形象的雕塑取代了从前埃及方尖碑式样的华尔纪念碑，竖立在外滩最重要的位置。也许这些城市符号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在上海，它们并非只是抽象，也是血肉鲜活的传承，也符合城市自己的记忆。这种既冲突又有交织的传统使上海的历史不再只是通商口岸城市的飞流直下，而拥有了一些柳暗花明的深幽。这恰恰是成为大都市必须的文化丰富性。

城市生成的历史总有它奇妙的契合点，虽然第一艘英国商船只是偶尔来到十六铺王家码头，德国人城市规划教授鲍力克只是因为德国护照的关系滞留在上海，苏联工程师穆欣也只是因为政治缘故才得以主导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九十年代，上海1946年时的记忆随着全世界工业化的完成再次苏醒，它拼命想赶上四十年代那些曾经是它梦想的城市，它本来就粗鲁而强悍的物质追求由于再次苏醒而更加急切，它生怕落下了。它一路朝着世界大都市的目标飞奔，摩天楼高了还要更高，商业中心大了还要更大，中心城区那些老公寓和老洋房的价钱超过圣彼得堡，还要超过巴黎和纽约，更要逼平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上海以超大客流刷新了一百年来世界博览会的记录。它的新城市规划与之比较的仍旧是巴黎，纽约，伦敦，到2015年的第六次城市总体规划草稿里，它誓言要在2040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不光是人口数量意义上的大都市，更是创新能力与金融重要性上的，甚至是国际旅客输出和输入数量上的。千回百转，它的理想总在前方。

有趣的事发生了，我是在非常上海化的野心勃勃的城市气氛中开始理解七八十年代曾弥漫在上海旧租界街区的惆怅。原来它始终都是一种与兴致勃勃，光鲜闪亮，奋勇争先的风尚相伴相行的城市气质。当一种城市传统开始活跃，另一种城市传统渐渐沉入历史，惆怅就在原先热闹光鲜的地方弥漫开来，衬托着另一种野心勃勃。但这是种仍旧带有活力与向往的感情，好像一种失恋后的忧伤，而不是对死亡的追悼。我原来只以为它是一种在工业化城市的改造中对海港与辽阔的国际视野的追忆，但其实，它是一种对城市传统的怀想。它是一种对丰富性的多情。

如今它飘荡在旧厂区，陈旧的工人文化宫，以及在高端物业和翻修一新的洋房花园前黯然失色的公共院落中，犹如它曾经荡漾在法国城的那些历史街区和旧洋房的花园阴影之中一样。当上钢十厂被改造成红坊，高大的厂房内充满咖啡香气和年轻设计师装束时髦的身影，当餐馆开始以社会主义时代的大工厂食堂作为号召，餐具也用当年的洋铁白瓷碗，菜单也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时我才理解上海并不只为商业城市传统的凋落而惆怅，它也会为自己中轴线的被抛弃而惆怅。这原来是个怀旧的城市，它因为此起彼伏地沉入历史，又浮出历史的表面，成为这座城市动力的文化而惆怅。

上海因此有了一些诗意。

阴沉潮湿的冬天下午，街道上一片晦暗，街灯在铁灰色的街景中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我去一家位于商厦地下层的咖啡馆，旁听一个小型读书会。

如今的上海，在周末各种咖啡馆里都有年轻人自己组织的各种读书会，或者诗歌朗读会，或者小型的电影分享会，以及小型画展的开幕演讲，从贝尔格莱德的现代艺术活动，到白沙瓦的细密画学校的复兴，内容广泛。这个读书会是讨论新自由主义后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这样的活动大都由打扮文艺却不轻浮的年轻人组织和参与，大多清新可喜。

地下层的咖啡馆静止的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油炸食物的气味，在那里我见到一个穿白毛衣的青年，他说自己是个托洛斯基主义信奉者。还见到一个头发乱蓬蓬的高大青年，他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梳理出来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脉络。人们散坐在这个朴实无华的咖啡馆里，在其他客人的寻常谈话声中，专心致志地判断着这个大学生对凯恩斯主义与劳工阶级式微影响的分析。

有一种惆怅之中，此身甘于众人违的倔强在墙角的几张小圆桌之间荡漾。这种气氛我曾经非常熟悉。它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阴沉的冬天下午，衡山路福庐黝黯角落里的木头高脚椅，和褐色的吧台。想起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有名的爵士歌手田果安，想起他吐字非常美国南方化的歌声。那正是上海最迷茫破碎的时候，历史被背弃，城市陈旧不堪，工业步入萧条，不安的年轻人在夜校努力学习两种语言：广东话与英语，餐馆里到处写着生猛海鲜的招牌，领事馆签证处门口有人以代为通宵排队为新职业。

年轻的托派起身走了出去，他是个瘦弱的书生，缺乏体育锻炼，久坐，所以他单薄的背脊有些僵直，一路向外走，他一边不由自主地活动着他的腰。他穿着散漫，将毛衣掖在长裤的皮带里的样子，很像从小身体懦弱，总穿许多过冬衣服的少先队大队长。但他有种将自己投入到一种社会理想中强大的专注，和一种身处边缘忍不住的迷茫。

他的背影令我想起七十年代末的夏天，骑在破旧得直掉链子的蓝铃脚踏车上，缓慢经过复兴中路浓密树荫年轻消瘦的背影。这是两个承接了上海不同历史部分，世界观殊为不同，却固执地以一个自己无法生活的时代为理想国的上海青年的背影。他们或许并不了解自己梦幻般爱着的那个时代，他们只是握有一些碎片而已。但他们都深深植根于这座城市，这点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