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十五）

   1968年上海《文汇报》发文介绍了“赤脚医生”，《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转载，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文革期间，每隔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会发出“最新最高指示”，每次谕旨一下，人们都要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上街游行庆贺，随之大陆卷起落实的巨澜。据官方报道，文革期间全国涌现出102万乡村赤脚医生，经过县、乡级医院简单培训，背个装有几小包药、一个听诊器、一支针筒和几块纱布的小药箱，走村串户送医送药。在基层极度缺医少药的时代，赤脚医生用简易疗法和针灸等土方，填补民众医疗的巨大缺口。

照葫芦画瓢，文革中工矿企业的赤脚医生叫“红医工”，红医工多为半脱产、甚至不脱产的工人，我是其中一个。1969年3月我进厂，1970年秋，我被厂革委会推荐到301医院学习新医疗法，为期三个多月，成为一名红医工。

1975年，为配合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出一部新的故事片，因多年缺少新故事片，《春苗》一片产生很大影响。影片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文革”时期艺术作品普遍具有浓烈的阶级斗争的特点。

1970年10月到71年1月，我在位于五棵松的解放军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负责培训我的军医姓陈，他的拿手绝活是用两根加长针治疗胃下垂，疗效比较显著，一般患者坚持两三个月病情会有好转。我当陈医生助手，与病人们渐渐熟悉起来，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职业特点，都是各大机关企业负责搞外调的干部，从反右倾开始，接下来四清和文革运动，他们一直奔波于被怀疑者原籍、原单位，从事基本情况与“政治表现”的调查取证，在全国范围内接连东奔西波，吃饭没准点，但按国家统一规定外调人员都享受出差补贴，舍得花钱吃好的，饥一顿饱一顿，胃部肌肉张弛失衡，很容易造成胃下垂。

胃下垂病人饭后胃疼、呕吐失眠、明显消瘦，没有特效药，陈医生用两根加长针接连穿透好几个主管胃肠的穴位给予强刺激，紧接着双手捻动向上提拉带动胃肠肌肉蠕动，对抗下垂趋势、恢复正常消化机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接一个运动，明里暗里使施、受害两方都有众多人遭殃，外调干部是组织信得过的党员骨干，在陈医生那里，我居然遇到一帮因福致病的患者。这之后我根据厂医务室郭主任的指示，学了耳针与穴位灸疗后回工厂医务室。我在医务室的经历，下次“我亲历的文革十年 (16) 军代表老门”里再介绍，总之我很快厌烦了那里，请求组长和王知仁师傅找借口把我要回钳工一组。

离开医务室后，我没有放弃履行红医工的“神圣责任”，钳工的活儿照常干，下班后和星期天业余时间游走于三处工厂宿舍，“手持银针，心系工友，随叫随到，免费医疗”，为患病的工友和他们的家属针灸治病。不久，有传言说“小于医生擅长治胃病，还有个绝招能治孩子尿床，手到病除”，几年后还有人说什么“三通用的春苗(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新电影)”。其实根本没那么玄乎，不少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缺乏健康饮食常识：刚开支几天鱼肉解馋，后半月瞎凑合，剩饭剩菜馊了、腌菜变质也舍不得扔;不少家没饭桌、习惯蹲着吃饭，大口扒拉进嘴吞下肚进食过快;有的人图省事长期吃泡饭。我只是用短细针扎内关、足三里、中脘、胃腧等穴位，提醒养成好习惯，帮他们克服消化不良的不适而已。至于治疗儿童遗尿症(俗称小孩尿床)，是我在301医院时跟冷医生学的一手，冷医生与陈医生相邻为病患治病，他祖上是通州祖传的名医，他的病人特别多，实在忙不开时我会去帮忙，冷医生因而传授给我两手绝活：治疗头疼与遗尿。

有些孩子，幼年时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健全，夜里有尿不能及时醒来，用针刺激几个相应穴位，一般两三次可以促进唤醒那部分神经，小孩子就能提前克服令家人烦心的尿床毛病。这些雕虫小技一点就破，我习惯躲避麻烦，却被要求在车间大会上介绍经验，还被奖给机械局先进、三八红旗手等，刚一宣布我就嫌太累了，证书懒得去领，决心专心学技术，从此不再送医上门。

刚才说了我想离开医务室，让组长和师傅借口“大会战”组里人手不够，把我要回去当工人。紧接着有了被派山东德州乡村的那次经历，让我实地感受到文革期间山东德州附近、连电灯都没有的孟村农家生活的窘困，大出我意料之外。

组装车间老党员、6级铆工、铆工一组党小组长孟师傅胃癌晚期，临终前提要求将他“送回老家，我要和孩儿他妈埋一起。”半年多前，孟师傅的老伴儿同样死于胃癌，老伴儿是家属没有工作，可以不火葬。孟师傅不同，按当时规定，党员只能火葬，但车间党支部会上，多数支委替孟师傅说话，车间书记和主任不得己同意了，决定不请示厂部领导、避开职工尽快将老孟送回老家。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再三掂量后确定：两名孟师傅最要好的铆工负责搬抬病人，与组装车间关系特好的医务室郭主任负责路上病人的治疗。郭主任提出“让小于和我去，她能给老孟打止疼针。”书记通知我时，已经帮我想出理由跟组长请了一天假，告诫我“明早天亮前悄悄走，回来后对任何人都不说。”


1990年2月，在福建团省委开办《知心电话》期间，我作为从《中国少年报》来的的知心姐姐为少年儿童提供所需要的各类建议。这位小朋友老远赶来，将她最心爱的卡通兔子送给我表达谢意。
 

次日周六(那时周六无休，每周只休息一天)一大早，我跟着郭主任被孟师傅的徒弟拉上带棚子的大卡车，中间担架上躺着重病垂危的孟师傅，他徒弟、郭主任和我蜷着腿坐在卡车上。路上，郭主任对我进一步讲清“党纪要求我们党员死后火化，孟师傅因表现好，车间党支部破例准许他与妻子合葬，厂里上下都不知道这件事。”我能理解，我们执行那次任务的5个人(包括司机)都没泄露过。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路上颠簸，怕重病人受不了，不能开快车，北京到德州不算远却走了一整天，天黑后才进孟村。孟师傅的弟弟是老农民，我们到之前孟家已接到加急电报，四处张罗招待送他哥哥回家的“北京大工厂来客”的饭，所以我们到之后没等太长时间就吃上了晚饭——每人半碗清水煮挂面，没有任何菜，汤里微微有一点点咸味。孟师傅的弟弟和弟妹紧着跟郭主任和我赔不是“不知道你们两个女人来家，跑了好几家才借来这把挂面，咸菜没有了，对不住呢。”“没关系，谢谢你们啦!”看到他们家徒四壁的破败，豆大的油灯捻子忽闪着，将因回到家而睁开眼睛的孟师傅的脸照的半明半暗……

吃了挂面，抹黑出门爬上卡车，心中感慨“离德州这么近，连电灯都没有”。那天夜里我们5人到大队(乡)接待站投宿。刚睡着就被咬醒，见大家闺秀孟主任开了电灯(乡里已经通了电)正在抓虱子、逮臭虫，她哭丧着脸说：“鬼地方脏死了，虱子臭虫滚成蛋，被子硬的从没拆洗过，褥子都没有，破床单下只铺了层稻草。”我原本就娇气，发现已被咬了好几个痒痒包，比郭主任抱怨的更厉害。我俩互相宣泄着没有暄床暖被的别扭，颠簸一天却没办法睡觉。郭主任对我说：“农村一穷二白，59年我在胶南乡下某工作队饿个半死，例假都没了。”她感慨道：“咱们城里人上辈子烧高香了。”我联想起插队的同学，他们要在这么穷的地方扎根苦一辈子吗?阴差阳错我没去成陕北插队进了工厂，虽说干的是男人活儿，劳动强度非常大，毕竟生活保障、卫生条件强太多了。郭主任和我的肚子比赛似的咕咕叫，那半碗挂面早没影儿了。一夜无眠，兵团好友素珍，还有几个去插队的要好的同学，她们的脸闪现在我眼前，我猜测着她们是不是也正被虱子困扰的夜不能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