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滨散人：文革时期的“女性”

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男人是惊雷，女人是细雨;男人主阳刚，女人主阴柔……正是因为男女这种迥乎不同的性别差异，才构成互补的、和谐的家庭与社会，才形成这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但是，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似乎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什么两性差别，特别是女人，性别意识不是非常明显，甚至于女性意识有向男性靠拢——或者叫做中性化——的趋势。这里用得着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一句台词：“战争中没有女性，只有中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所谓“全民皆兵”的时代，当时男军人是军人的主体，当然也有许多女兵活跃在军队的通讯、医疗等领域内;在地方还有许多准军人，他们就是当时所谓的民兵，女民兵在地方武装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肯定要比正规的部队所占的比重要高。1961年2月，毛泽东曾经接见过女民兵，还和他们合影留念，并且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当时流传颇广的七绝诗歌，题目是《为女民兵题照》诗云：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在毛泽东的笔下，这些女民兵身背钢枪，在灿烂的晨光中的练兵场上操练武艺，她们情绪饱满，英气逼人。这种女性实际上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她们是标准的时代摩登女性，为当时的社会所肯定和推崇，当然也为当时的时代女性所效法。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着装吧。她们的衣着已经完全远离了花花绿绿，更不要说大红大紫了。她们着装的色彩比较单一，一般是军黄或湛蓝，从款式上看已经无人敢穿连衣裙或百褶裙，更不要说那些超短裙了，因为穿上这样的衣服就有“小资情调”之嫌，是要受到抨击或者批判的。那么，她们一般穿什么服装呢?第一，她们首选当然是军装。文革时期，由于要面对“美帝”“苏修”的军事威胁，军人在当时是保家卫国的主力军，社会地位高，男人爱当兵，女人亦尚武。女性选择军装作为着装的主流款式也在情理当中了。男女军装基本款式差不多，都是军黄色或草绿色，不过男式的是竖领，女性的是披领;男式的胸前有两个暗荷包，女式的两个暗荷包则设置在衣襟上。当时的时尚女性喜欢着军装到照相馆留下一张张或单个或集体的合影，作为浪漫青春的写真。照片上的女性戴着一顶军帽，一绺刘海披拂在帽檐之下，两鬓，两把短而粗的刷子似的辫子翘在耳边，煞是俊俏。第二，他们也喜欢湛蓝色的工人服或列宁服。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人们尊称工人为老大哥，工人的社会地位高，穿他们的服装，当然也是一种政治身份的体现。至于列宁服，是江青从事国务活动时候的着装。她以第一夫人之尊，自然能够领袖群伦，天下人靡然风从也就在情理当中。第三，有些女性干脆把男式中山装套在身上，雄赳赳气昂昂的，一派阳刚之气洋溢在眉宇间。再加上举手投足的男性化，如果不注意仔细分辨，还真以为她们就是所谓堂堂须眉呢。这种女性的着装完全泯灭了两性的差别，尽管颇受诟病，但是这些人也坦然面对，不以为意。当然也有很多女性喜欢着女性色彩比较鲜明的服装，但是毕竟没有形成时尚，没有形成着装的主流。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女性的生产劳动情况吧。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又说“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够办到”。在文革时期男女之间在劳动中的分工不是像现在这样壁垒分明，女人也和男人一样，整天有可能干着超重的体力活，有时甚至干那些男人也不愿干的累活、脏活。在工厂，男人抡铁锤，女人也抡铁锤;男人高空作业，女性也高空作业。在农村，“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社会分工当然存在，但是更多的是“她挑水来她浇园”，甚至于“她挑水来他浇园”。在插秧的田间，女人在水里泥里奋力劳作，但是那些男人们只是将手中的秧把丢到女人的面前，其余的时间就躲在树荫下歇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农村生产队的劳动中，人们已经习见习闻。在人声鼎沸的水利工地，在广袤的田野，一面面鲜艳的“铁姑娘战斗队”的旗帜迎风飘扬，女性的名字之前冠上“铁”字，对于女性来说，福耶?祸耶?至于不顾及女性的生理特点，在数九寒天鼓励女性深沟挖渠，在盛夏酷暑，激励女性勇攀电线杆的事情也不是鲜见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能够同男人一样平等地参加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她们不再是男人的奴仆、附庸。妇女们在获得这些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将这种权利更进一步泛化和异化，以至于超越了她们的生理和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在文革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她们把所谓的“民主”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也参加了当时的造神运动，因为他们较之男性来，更加伶牙俐齿，心理上更加细腻，在斗争中也是冲锋陷阵，完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工厂，在车间，她们三五个人在一起便可以召开一个所谓的批判会，在会上，她们个个感情激越，说话的语气强硬，语调高八度，完全可以压倒一切男人的气势。在农村，大字不识的几十岁的老太太完全没有听说过《水浒》这部小说，更不了解宋江为何许人，但是由于一位伟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尤其对宋江的投降行为大加挞伐，因此她们对宋江这个所谓的投降派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食其肉，寑其皮。当时国人最大的一个政治优势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说他们完全臣服于当时为“四人帮”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不能够独立地思考问题，女性当然也是如此，也只能如此。

新中国的建立，解放了中国人民，更是解放了几千年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的妇女，把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妇女参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并不是要泯灭两性之间的差异。社会把男人和女人区别开来，让女人从事符合其生理心理特点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担当相应的角色，这既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如果不尊重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把妇女解放的目标定位于与男性“全等”，那么这就不是在解放妇女，而是在摧残妇女。孔子说，过犹不及，正是说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的社会在文革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女性解放的异化现象呢?

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理积淀中存在着这种文化因子。我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推崇的就是那些温婉贤淑的女性，他们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如白素贞、薛宝钗、崔莺莺等人的身上便可窥见一斑。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将女性的刚强、英烈的一面推向了极致。《木兰诗》写一个青年女子代父从军，最后胜利归来，木兰也就成为巾帼英雄的代名词。豫剧《花木兰》中的一句台词“哪个女子不如男”正是这种观念的生动而典型的体现。再比如小说《快嘴李翠莲》、话剧《秋瑾》、戏曲《穆桂英挂帅》等无一不是这种观念意识在不同的时代的生动演绎。这些说明在我们的文化因子中，强势女性的意识一脉长流，再加上妇女在长期遭受压制和奴役后得到解放，而她们的强势意识找到了一个爆发的突破口，因而到文革时期强势女性意识则更是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于走向异化，则是完全是有迹可寻的。

其次是五四以来妇女解放的思想观念中裹挟了不少片面性的观念，而这种观念还一直影响着二十世纪的广大女性。二十世纪初，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时代的娜拉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追求男女平等成为新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的重要途径。继之，胡适的《终身大事》，鲁迅的《伤逝》推波助澜，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一时妇女解放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解放以后，土地改革的进行，《婚姻法》的颁布，更加强化了妇女争自由、争平等的意识，而这种争自由、争平等的意识在一个时期内异化为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女人照样也能够做到的片面的或偏执的观念。时代异化观念和意识的挤压也导致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产生了种种偏差，这种偏差便是“文革”时期乃至于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中国强势妇女意识产生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

再次，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某些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把妇女推上了战车。解放以前，妇女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她们往往只不过是家庭、社会的人口再生产的工具而已，根本就没有政治权利可言。解放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的，往往喜欢走极端，在女性的解放，男女平等方面也是如此。在“文革”时期，男性处于疯狂状态，女性也处于迷狂状态，一些男性热衷于打砸抢，一些女性也热衷于造神运动，一些男性要砸烂这个旧世界，一些女性也要破坏这个旧世界。女性在这方面当然是不甘心落后于时代的，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所谓“妇女解放”，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把“女性的男性化”推向了极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的活动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也走了一段时间的好运，被别有用心的人——“四人帮”捧为红人。他们极力吹捧武则天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江青不是跃跃欲试，想方设法、急切地想做当今的女皇吗?她们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当然也就需要广大的妇女为他们吹喇叭、抬轿子。而当时的一些女性不是在有意无意间作了他们的传声筒，甚至于为他们摇旗呐喊，从而最终被他们推上了祭坛吗?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女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所受到的创伤远比男性更甚。“文革”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更是中国女性的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