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二十五）

   民进会友、作家冯骥才先生说：“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茅于轼先生说：“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记住这句话：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坏人嚣张，而是好人沉默。正是由于好人沉默，所以坏人才敢作恶。我的文革回忆系列，今天写下最后一篇。感谢分享的网友!感谢给我提宝贵意见、为我指出错误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祝好运!

今天讲一位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文革遗孀、我的邻居的真实往事。了解她，为了文革被害者们不至于白白送死，让我们同仇敌忾、一起努力，铲除文革土壤，让浩劫再无翻身之地!

“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一连串的高声叫骂，整整持续了25年，虽不像市井泼皮无赖骂人话那么肮脏、阴毒，仔细辨别骂声中不带一个脏字，却充满深仇大恨，骂到结尾充满绝望与悲苍，最后一句“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常常含了哭音哽咽得语焉不详，听了数年后我才模模糊糊辨认出这句话来。


文革前两年(1963或64年)，28高干夫人合影。她们中的一些人，随后也经历过与我写的这位文革遗孀类似的苦难，可惜并不是每个劫后余生的人，都能客观地认清悲剧的根源，甚至有人好了伤疤忘了疼，主动伸出橄榄枝向迫害方示好求和。(百度照片)


1997年3月9日，我在黑龙江漠河中学操场参加日全食及海尔.波普彗星的观测活动。背景天空恰好出现日全食过程中最绮丽、最神秘的贝丽珠时，同行的天文爱好者为我拍下这张照片。

1981年暮春时节，我家从劲松的一居室搬迁到三里屯东街的两居室，那时我儿子刚刚半岁。乔迁之喜未散，惊魂的骂声传至耳畔，“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莫名其妙的我抱着幼子走到阳台上循声望去，看见隔壁单元三层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位高高壮壮、红脸庞的中年妇女，正声嘶力竭地冲着对面居民楼高声叫骂。吓得我张大了嘴吧，生怕唬了孩子，赶紧躲回屋内。从那天起，这高分贝的叫骂声天天传来，我家人一连听了10个年头!

楼上住着文化部的余阿姨、周叔叔，与我夫妇成了互有往来的邻居。暑假里，余阿姨上大学的女儿周彬找我借书，忽听骂声又起，我问：“旁边单元有人每天骂人是怎么回事?是个神经病人吧?怎么不送她去住院治疗，这样由着她骂人，真不像话!”说着说着我来气了。

周彬姑娘告诉我：“我从小一直听她骂人，早习惯了，听着就跟没听见一样。”“听我妈妈说，她丈夫被整死后，她就疯了，可能这样能解气吧，反正街坊邻居们都习惯了。”哦，丧夫之痛，情有可原，再听那叫骂就不好抱怨了。

80年代初期，北京市牛奶供不应求，按户口只供应哺乳期婴幼儿和医生开具证明确实需要特殊营养的慢性病患者。81年秋季，我儿断奶后，我在居委会订了两瓶牛奶，每天拎着昨日的空瓶和订奶卡去北楼居委会取牛奶，奶站的老崔是居委会的小头头儿，近水楼台在居委会值班室设了订报站和取奶站，老崔既管分发报刊、牛奶又兼管公用电话。每次他在我递过去的订奶卡上画上小斜道后，收了空瓶再换成当日的新奶，就这一小会儿功夫，老崔要么跟订户打个招呼要么传达一下居委会的通知啥的，工作挣钱两不误。

有天老崔通知我次日上午在小区值班，第二天我从他那里领到一枚“街道治安员”的红袖章，戴到左臂上开始在小区里四处巡逻。转了两圈，眼见秩序井然，我就放心地去找老崔闲聊起来。这时有人来取报纸，取报人走后老崔告诉我：“他是X馆长的小儿子，他妈妈疯了15年了，哎，怪可怜见儿的。”“啊，每天高喊叫骂的那人是怎么疯的呢?”我赶忙问老崔。

老崔说，她丈夫文革爆发时是农业展览馆的馆长，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正式工作。1966年，她丈夫与各单位领导一样统统成了“走资派”，挨批斗进牛棚不许回家。冬天到了，造反派们变本加厉，白天强迫“牛鬼蛇神”干脏活累活百般羞辱，晚上换班接着批斗毒打，终于在一天深夜，遍体鳞伤、不堪屈辱的馆长乘人不备逃出牛棚，一头扎进农展馆后面的湖水里。第二天被拖出水面时，馆长的脸被薄冰的冰碴儿或者水塘里的尖木桩刺破已面目皆非，扭曲的肢体惨不忍睹，馆长夫人见状即刻昏死过去。

苏醒后，她将满腔愤恨倾泻到住在她家阳台对面那座楼一层的某人，那人也在农展馆工作，据说以前曾受到馆长信任重用，文革初期开始造反，挺能折腾。神志半昏的馆长遗孀把怒火集中指向他一人，天天站在阳台上冲他家窗户大骂“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没多久，那家伙慌忙搬了家，据说他舍近求远，新家离单位很远很远，他从此退出战斗，变得沉默寡言。仇人已搬家的消息，馆长的儿女一遍又一遍告诉妈妈，但她全不理会，依然每天站到阳台上，冲着固定的方位，亮开嗓门高声叫骂。

老崔对这位妇人怀有好感，说她以前“可能干、可热心了，是街道积极分子，与街坊邻居处得很好。”又指着小区路旁两长排碗口粗的桃树，老崔告诉我：“这些树是61年她让馆长丈夫帮助联系买好运来的，她领着我们栽种的。这种桃树花期长、花朵艳，谁见了都喜欢。”果然，每年春天，小区道路两旁都开满粉艳艳的桃花，重重叠叠飘着悠香。可惜当年让丈夫托熟人运来这批树苗，又带头植树蔚成小区美景的那位才德的夫人，遭命运捉弄、被仇恨吞噬堕入疯癫悲城，无力欣赏花开花落的美景香氛了。

2013年5月31日，我在挪威首都一座小山上，背靠奥斯陆市政厅(空椅子所在地)祈祷和平进步。(老王 拍照)

之前，我对搬来这里、随时闻听高分贝噪音颇有厌烦，老崔的话平息了心中的不满。再听那骂声，充满委屈与愤懑，知情者能不心酸落泪。一个红颜尚未褪尽的妇人，在不肯停歇的怒骂中变成白发染霜、面目粗粝可怖的老媪，有多少悲愤方可如此呀。有时听她骂久了，竟有些不忍，担心如此声嘶力竭多伤身体，多累啊，恍惚间恨不能让她歇会儿，自己替她骂几声，帮她出口怨气!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叫骂，她练就了一副洪亮无比的高门大嗓，骂声传到很远的地方，多次惊动过几十米开外的三里屯外交公寓内的外国记者。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举办26届乒乓球世锦赛时建成的外国运动员驻地后来改建为境外记者驻京公寓，时时传来的尖叫怒骂声引起他们的不满。为此，外交部出面另找一套房子劝她搬家，免生外事纠纷，她家子女们都乐意，无奈她死活不肯。

有一次我在阳台上晾晒床单，见楼下一男子正脸朝上与三楼阳台的妇人对骂，估计那人路过时听到骂声，误以为自己被骂，于是对骂。我赶紧跑下楼，劝那人“她不是骂你，你快离开吧!”“怎么不是骂我，我没招她没惹她，她凭什么骂我?我质问她，她反而骂的更凶了，真不讲理!”我又劝他“快走吧，她天天在这儿喊叫，真不是骂你。”走出几步，那人又扭头朝上面喊：“没见过你这么撒泼的老娘儿们!”我紧着朝他摆手，催他离开。

儿子上幼儿园中班时，周末我带孩子到楼下，儿子和邻家小孩儿玩起游戏，我坐在槐树下看书。猛然间发现孩子们正仰着小脑袋瓜儿，手舞足蹈地叫喊：“大坏蛋!杀人大坏蛋!两面三刀……”我慌忙制止孩子们，儿子不服，“不是我们骂人，是楼上奶奶先骂我们。”心陡然一酸，我搂着孩子们说：“奶奶是病人，你们别学她，不然会染上病的。”“我不要生病。”孩子们跑别处玩去了。


1975年初，我站在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一张照片。(江化霖 拍照)



2001年6月，我观看了甘肃天水市郊麦积山石窟。至此，中国四大石窟我都观赏过了。以后有机会，我给您讲讲1994年秋，我独自一人走西北的一路见闻，那次进敦煌，一个洞窟接一个洞窟地观赏，殊为难忘。(王爽 拍照)

我望着楼上那个酱紫色脸膛怒声叫骂的妇人，悲悯溢满胸间。

1991年之后，突然听不到那叫骂声了，无需打听大家都明白馆长的遗孀病重了，继而亡故了。突然明白整日叫骂的她，其实是个早已死去的人，好端端的丈夫惨死在没有战争、平地刮起的革命风暴中，从见到丈夫伤痕累累的头面、扭曲变形的尸身那一刻，她的心就死了。后来的25年，她挣扎着只为一事——为屈死的丈夫讨正义!

这分明是个转世的复仇女神，前半生是一位端庄幸福的家庭主妇，丈夫在外事业有成，妻子在家养育子女，把家务操持的井井有条，邻里间她也有威信，曾带头种下几十棵美丽的桃树，把住宅小区环境装扮的春光灿烂。一场毫无人性的文革彻底扭转了她的命运，后半生的余焰化作悲愤交加的怒吼，每日站到阳台上去痛责忘恩负义、趁乱迫害无辜者的小人，整整25年的高声叫骂，诅咒那场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的暴行。

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名言：“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反思文革，坚守底线，请记住这位高声叫骂过25年的文革遗孀!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