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 等：还原中日战争的复杂因素

——中日共同研究项目“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启动

【共识网按】：2016年3月9日，“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识之士的对话”中日共同研究项目启动记者见面会在北京大学北阁举行。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大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和日方的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以及相关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专家，就“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的共同研究项目的启动背景、目的、规划、期待的成果以及影响等等问题，回答了包括新华网、共识网、澎湃新闻、中国日报、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中日媒体的提问。以下为记者会实录：

宫本雄二(日本前驻华大使)：此前日本财团和北京大学之间就对日中关系问题有一些思考，出于对彼此应该做些什么的考虑，我们启动这个项目。今天我们首次启动了这个项目的研讨会，作为参与者之一，向各位与会者表示感谢。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类似的会议。还有非常感谢中方的各位学者同事!感谢大家。

吴建民(外交学院原院长)：今天的研讨会从早上9点开始，开到下午4点，中日双方的专家交流意见都非常坦率。具体的情况，请王缉思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记者朋友们可以具体提问。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谢谢各位媒体人士来参加此次会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召开此次研讨会，目的是启动一个共同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为期五年，目的是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历史问题一直在绊扰着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双方可以说迄今没有就历史认识问题达成充分共识，这阻碍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今天中日两国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没有参与过这场战争、对这场战争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都是通过其他方式来了解这场战争的。所以，在这场战争的认识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对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很重要。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决定共同举办这样一个项目。就中日战争的原因、性质、影响及教训等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在次之前，中日双方就历史问题曾举行过多次研讨会，也有一些达成共识的书籍出版，比如说中方的步平教授和日方的北冈伸一教授共同主持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这部共同研究报告从古代一直讲到现代历史，很详细。

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就历史问题继续举行这样的研讨活动?因为我们觉得过去的共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我们还可以就中日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的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背景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并不打算在两国关系的具体历史事实问题上介入过深，因为上次的《中体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已经写得很清楚，双方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已经比较充分了。不太充分的是双方怎么认识问题，比如说：这场战争是必然会发生的、日方计划已久的战争?还是像日方有些人说的，有很多偶然因素促成，比如说“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便有很多偶然因素。在这些问题上，对有些宏观的历史还希望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对大历史的探讨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研究，在今天，历史有没有可能重复，有关国家还会不会犯历史上的错误，怎样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是我们今天更为重视的问题。基于这个理解，我们组织中日双方人士进行探讨。

上一次中日共同研究的参与者主要是历史学家，我们这次有资深的外交家，日方有宫本雄二大使，中方有吴建民大使等等，有历史学家，如原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教授，还有在座的张沱生老师这样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有媒体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也有对媒体有影响的有关部门的人士参与，比如外文局的周明伟局长。我们两国各自组成一个十个人左右的研究队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这次中日共同研究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虽然吴建民大使曾经多次作为政府发言人的身份出现，但是今天他不再是政府发言人，而是我们项目的中方首席代表，或者说主任。还有主持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步平教授，出任中方的副主任。日方是宫本雄二大使为主任，他们叫委员长，副委员长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中西宽教授。此项目是五年时长的项目。今天是启动会，刚才吴大使和宫本大使谈到今天的会议很成功，双方讨论很热烈，对于下一步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做了进一步规划。

中日双方虽然各有十人左右的代表，但也不想只局限于十个人的课题组成员，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更多的学者和人士参与讨论，最后如果能够达成一些共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达成共识，我们将会把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以适当的方式公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要使双方各自的国民甚至包括政府官员，能够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有更多认识，以便使中日关系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计划下一步会议将在下半年在日本东京举行。在此之前，我们将做一些研究项目，撰写论文和报告。下面请媒体记者提问。

部分媒体问答如下：

【NHK记者】：关于此共同项目的目的是不是说中日战争应该有一个共识?但是受害者与施害者达成共识很困难。如果是最终希望有更多的国民和政府相关人士获得共识，那么最终共同项目的成果会是什么成果?

宫本雄二(日本前驻华大使)：本项目的目的并非构筑起一个共同的历史认识，参会人员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共识，但是在大的问题上可以让它尽可能地接近，目的在于分析现状的基础，以及怎样构筑未来，构筑怎样的未来。为此而需要构筑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充分地认识过去，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就是在充分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考虑未来。今天，参与项目的学者们都看到，我们通过中日间一流学者的交流，认识上的差距原来越小。两国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两国学者意见的接近，不是勉强统一，而是自然接近，我们把观点归纳出来，向社会发出声音。历史认识统一起来很难，但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难。在一些方面要好好把握，如果把握不好就很难走向未来。我个人希望尽可能地达成和解，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想尽可能地通过这种共同的研究项目，把建设性的历史认识传递给年轻一代。

章百家：致力于形成中日历史问题的共同表述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这个项目某种意义上是此前已经开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一个延续，但参加的人员与上次有很大不同。上次采取的办法是，双方先商定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和 讨论，然后再就这些议题充分交换意见，最后双方各自表述各自的看法和观点，已经形成的成果实际是一一对应的两组论文。这次我们希望最后能够有共同的表述。 这种共同表述会比较困难，上次回避这种做法是因为双方的认识会有一定差距。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

但是，上次的共同研讨使我们看到，双方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一些共识。比如说，中日战争日方是侵略的一方，中方是受侵略的一方。当然可能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如一些数字，双方的看法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些数字从中方来看可能会比较敏感。比如有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究竟多少人?中方会一般坚持30万，因为这是在南京审判的时候确定的。但是我们看东京审判，会发现这些数字在当年就有争议，因为弄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东京审判中就有10万、20万、20万以上等几种不同说法。如果这些情况能够客观向公众报道，大家可能会对认识历史、还原历史的复杂性有更多的认识。

另外，我们这个研究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中日关系能够逐渐地摆脱历史上这场战争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两国曾有从关系还比较好到走向对抗，发生战争的经历;也有二战之后在冷战环境里，双方从敌对状况走向和解的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非常友好的局面，到今天又面临各种问题。从中日关系曲折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希望总结出一些规律——在什么情况下中日关系会是良好的，要注意哪些问题才可以避免双方的对抗。这次研究希望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从更宽阔的角度来汲取历史的教训。

【澎湃新闻】：波多野教授谈到，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广为公众所知。除了政界、学界，我希望成果更为中日的公众所知，因为中日历史上，民间的舆论、民间情绪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很大，所以如何让普通老百姓去了解这个成果?日本在宣传上有很大优势，因为日本动漫风靡全球，各位老师有没有考虑过，除了教材以外，用更通俗的手段令成果广为人知?

王缉思：需要深入认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和复杂性

王缉思：日本国内方面如何对公众施加影响我没法回答。中国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民众对政策是有影响的，但是反过来说，政府对塑造公众舆论也是很有影响的。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在中日关系刚刚开始改善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在中日关系没有改善之前比如1950-60年代，中国领导人也就中日关系和中日历史也发表过很多谈话，我们觉得有必要就这些谈话对公众做一些介绍，其实这会很有意思。因为战争刚过去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说了那样的话，而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有很多连续性，但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说法。这说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时代的背景，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中日关系现状很有益处。

另外关于其他的形式，我想我们双方可以探讨，在电视、视频、新媒体方面做一些工作，我们双方可以参与。对于中国公众，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因为从公众角度来说，更多的是感情问题，而学者，更多的是想弄清事实是什么，怎样去理解。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公众不一定能马上接受，但是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事实。刚才波多野教授也谈到历史的偶然因素，我们中国民众对这些偶然因素看得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如果把当时的一些因素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看，可能会有某些新的认识。

刚才波多野教授谈到美国、德国、苏联，甚至苏联以前的俄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如果把这些因素放在一定背景下考察的话，可以发现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其实它事先未必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可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想，如果没有周密打算，怎么会一步一步这么做呢?可能日方会说：不一定是这样的，可能是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利益在哪里，打算做什么，但是日本国内很多不同意见，军方和政府，军方内部也有分歧，所以未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很好的计划，但是战争事实还是发生了。

我们不可能说这种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但是这样的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中日双方公众了解的都不多，看到更多的是一个战争的过程，这是我们这个项目需要让公众了解更多的。也就是说有个广阔的背景，包括两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刚才章百家先生也谈到了，如果扩充谈一谈，就是说，中日战争发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国家要走向统一，经济要发展，但是日本现代化已经比中国早走了，比中国强大了，但是一部分日本人说如果中国那么走下去可能会比我们要强大，所以要先打它一下。有没有这种考虑呢?可能会有像这样的认识，这也是我最近读中日关系书的时候才认识到的，要不然还是像以前那样想，就是日本侵略是周密策划的结果，而不是看中日双方发展道路、选择和大的背景。

【共识网】：我们认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青年，我们很关心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如何影响青年?是否有可能被写进两国的教科书，或者对现有教科书中做出一些修改?

吴建民：历史共识可以写进教科书

吴建民：青年非常重要，我们这个项目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吸纳他们参加就是想面向未来。从中日两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青年交往还是比较多的，中国去日本的旅游者一直在增加。我的博士生去日本旅游，回来对日本的看法就有了很大不同，有了新的体会。对青年的交往，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研究出来的共识要向公众公布，另一方面，我们的目的是鼓励两国人民要多来往，习近平总书记也鼓励两国人民多交往。

（中日共同研究项目中方首席代表、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大使）

要不要写进历史教科书，我想这个愿望是好的，发现了对历史如何认识，必须告诉未来，告诉青年人，要不然青年脑子里就是历史空白，历史空白对两国都没有好处。我认为共识可以写进历史教科书。从欧洲的经验来看，他们的共识是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我认为可以借鉴。

章百家：现在这一代青年人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和以前不一样了。比我们年纪更大的那一代人有亲身经历，而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中日战争已经没有亲身经历了。年轻一代更多依靠各种媒体和资料获得历史知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希望获得更准确和丰富的知识，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历史学家，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提供可靠的事实。关于教科书，其实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合作编写过一本东亚共同历史，是教科书性质。这本书比较薄，内容比较简单，但反映了三国学者达成的共识，基本把主要的一致之处都写出来了。中日两国的教科书问题，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教科书系统不一样，可能还会各自编写，但吸收对方的一些观点。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两国学者共同编一本教科书，作为教学时的一个选择。

王缉思：关于教科书我有点个人经历，因为我曾经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过。以前中国教科书里关于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描述，两国学者和一些外交家都有不同的说法，觉得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想把它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但当时教科书就是那么写的。还有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对“罗斯福新政”的描述也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罗斯福新政”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进步意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对中国教育部做了一些工作，说应该改一改，后来有关部门就接受了，组织了一个小组，专家问是可以改的么?后来就改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做，但是首先我们要把历史事实研究清楚，比如现在教科书里哪些地方是准确的，哪些是不那么准确的，比如历史事实不准确或者历史的判断不准确，我们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把双方观点弄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做下一步，怎么样做民众的工作，怎么样对政府做一些工作，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还是要经过国家审订的，这不是一个纯粹民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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