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英淘遗稿：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在党内，“包产到户”(后来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1961年，在安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了“责任田”，当年普遍获得丰收，城乡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农村再现勃勃生机。虽然这一举措，中央有不少同志坚决反对，但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的反对，让他试验几年再看好不好。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收成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最差。……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方式，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完善的经营管理形式。遗憾的是，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新生事物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被强令改正，党内这部分支持的同志均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甚至革职等处罚。

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再次搞起了“大包干”，尽管这种实践又展示了其届时的生命力，但其能否正式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仍需有一系列事件的促成。毕竟往事之鉴，使得不少人心有余悸(包括杜润生等中央领导同志)。

一、转发郭崇毅的调查报告

1979年6月18日，陈云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休息时，万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举双手赞成”。稍后万里又就这个问题同邓小平谈了，邓小平答复：“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此后，包产到户在安徽逐步加速推广开来。

同年9月，11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1978年12月11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上述《决定》的草案做了修改：把“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决定》允许“……某些副业的特殊需要、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例外，即可以包产到户。

同年10月前后，安徽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带着一份关于安徽肥西县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来到北京。他在1979年5、6月回老家肥西县，该县在1978年秋冬至1979年夏初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在他的想像中，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农村将会出现严重的灾荒，很多人会外出逃荒要饭。但他所到之处，发现凡是搞了包产到户、到组的社队，却是夏粮获得了大丰收。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例如农民用手把因干旱板结成硬块的土地一点一点地揉成碎末。而在那些没有搞包产到户、到组的地方，几乎无例外地大幅度减产。

郭崇毅把自己回乡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名为〈关于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见附录一)，带着它来到了北京。他找了一些部门和单位，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报告反映给上边，但没有人愿意代转。因为当时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精神还是不要搞包产到户。

后来，郭崇毅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该所的所领导让某个研究室的负责人接待了他，谈完之后，又把郭崇毅推给了陈一谘，并说这份报告的意见正是你所主张和关心的。陈一谘与郭崇毅谈得非常拢，之后陈说：“你把这份报告交给我，我来想办法向上面反映。”

当天，陈一谘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到了邓力群家里，把有关情况做了汇报，并转交了调查报告。

邓力群当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看完这份报告后，经与副主任梅行商量之后，即以书记处研究室白头阅件的形式全文印出并转发，印发的范围很小，约30多份，主要是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的范围里(时间约在1979年的11、12月)。

二、见微知著，因势利导(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看到了书记处研究室转发的郭崇毅这份调查报告，很快做出了反应。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

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一年前，邓、陈支持个别地方的领导在包产到户方面进行积极地尝试和探索;一年后，更大范围的效果显现出来，情况进一步明了，邓小平向中央的其他领导和相关的中央综合部分的负责同志，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重大调整的信号。

由此，同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纪要指出，自11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越来越好，……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这就是1980年的中央75号文件，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它比前述《决定》前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见附录二)，这篇谈话为整个农村政策指明了方向。

三、安徽农村调查

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特别是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是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这个态度很快就为社科研究领域的不少人所知，使赞成包产到户的人们受到了鼓励和支持。

或许是受到郭崇毅调查报告的启示，陈一谘于1980年4月15日至7月15日到安徽对包产到户作了为期近一百天的调查，跑了四个地区、14个县，调查了上百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期间为搞清楚哪种责任制形式最好，他在调查中做了几种比较，如用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面积最大的与实行包产到户较小的区作比较，用整个安徽省的粮食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全国进行比较，用安徽省不同区域的增长作比较，然后还把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分成不同的责任制形式，将农民收入增幅作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的效益最高。

另外，陈一谘当时还对若干生产队里的不同户类型做了分类，如劳动力多少，家中是否有干部和工人，对这些不同户类型收入水平做了比较，最后证明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只不过劳力多的户收入增加更快。这就反驳了那种认识— 实行包产到户会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明显。

当时安徽宣城县水阳公社有个富裕的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效果也很好，这表明包产到户不仅可以在落后地区搞，也可以在富裕地区搞。(一直到1982年的时候，计委还有人指责陈一谘说：你们欺骗了八亿农民，欺骗了中央，包产到户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

从安徽调查回来后，陈一谘给邓力群做了一次汇报，汇报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后经邓力群介绍，他在北京做了几次报告，如在红塔礼堂向计委、全国农经学会等单位，介绍了包产到户的效果，提出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这种责任制的效果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第一，解决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第二，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第三，解决农村干部在收入分配上的特殊化问题。

1980年秋，陈一谘总结了这次调查，写了一篇综合报告《农村的曙光 中国的希望》，他提出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民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中国农业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同年7月杨勋撰写了〈论包产到户〉，8~10月陆学艺、王小强对甘肃省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了调研。

四、两代同心，其利断金

1981年春节期间(约2月上旬)，在北京大学招待所召开了发展组的正式成立会议。会议开了两天，到会的不止是发展组的正式成员和联络员，还有不少与发展组有关系的人员，前后来的人约有四、五十人。

此次会议请到了邓力群(时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和杜润生(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到会做报告。两天的会议，上午听邓、杜二老的报告，下午自由讨论。

当时，发展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而是一个成员多为青年学生的自发民间组织，而邓力群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到会讲话，对发展组前一段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其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这种态势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也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邓力群为什么会这样做?其中固然有他对王耕今、杨勋、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飞欣、孟繁华、孙方明、吴琰、王小强、张木生等人的不同程度的直接、间接了解和认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正处于一个政策的大调整时期，国家非常需要这样一支调研队伍。这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在座的同志中相当多的都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能想到农村，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中国的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好像是一个常识，但是对此真正认识清楚，并由此出发看问题、想问题的人实在还不很多。……你们就是这不是很多人中间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大批这样的人。”

我对农村有所了解，也有感情，听到大家愿意做农村工作，就感到和自己心心相印。……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我相信你们是能够做到的，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有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是办好的。……一个中国人如果眼里没有八亿农民，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认识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但是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真正能力全部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那么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

现在有人很喜欢讲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我看，两代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然会有区别。但要真正说“鸿沟”的话，应当是指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社会立场的人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的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

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有些同志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的反对，让他试验几年再看好不好。现在看来，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收成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最差。……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方式，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完善的经营管理形式。耀邦同志最近讲：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否定八亿农民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形式，说得客气点是无知，说的挖苦点是完全看不到八亿农民的行动、思想、觉悟。……还要看到，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你们出去调查，在这方面都会增长很多见识。……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划分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

……

你们提出，要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八亿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想法很好。你们拟定的题目和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也赞成。

……

要多到一些地方，普遍而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愿望。不要以为农民落后就没有创造，不要以为农民穷就安于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于人民，农民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于八亿农民。……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八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

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你们中间会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村经济学家。……像你们这股劲干下去，十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面对这些来自农村、熟悉农村、考上大学后还想着农村、自愿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的一批中青年，邓力群的一席话可谓“推赤心于诸君腹内，寄厚望于后来居上。”(见附录三)

对此，杜润生的谈话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和立场，他说道：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决不会让农民经受资本主义分化的痛苦，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方面要办好事，一方面要避免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就要有科学的研究、科学的决策，就能避免损失，少花代价，这就是你们研究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因此我这个支持决不是客气话，而是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中国的农民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支持共产党。

……

许多同志下过乡，和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五、滁县大调查

1981年2月发展组正式成立会议以后，由王耕今、陈一谘力荐张木生(时在内蒙农村)，经邓力群亲自批准，于3月份前后，将其由内蒙牧区直接调回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与陈一谘在同一研究室(人民公社研究室)。此时在农经所里，陈一谘算是有了一个助手。张木生调到农经所不久，既由陈一谘安排到安徽滁县农村蹲点、印书。

但约在1981年6月，在何维凌的岳母家，陈一谘召集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开会。会上，陈一谘提出要求邓力群予以帮助解决正式编制的问题，如若非此，他就不再承担全组的协调工作，谁愿意干，谁干好了。此言一出，谁也没想到!与会其他同志均认为发展组成立仅三个月余，发展势头正旺，大家干劲十足，很不容易，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但在当时，陈一谘摆出一幅要撂挑子的架势，其他三人坚决反对，而当时又没有人能在发展组替代他的角色，于是双方相持不下。

过些天后，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等就此问题继续开会，这时张木生从安徽滁县蹲点、印书归来，也参加了会议。大家把情况摆了摆，他也不同意陈一谘的看法，接着他提出一个建议：近来滁县地区涌现出很多包产到户的不同形式，以及实行包产到户后一些新苗头，很值得关注;是否把成立正式机构与发展组的集散问题搁置一下，适当集中力量到滁县地区做一次有关包产到户的综合性调查。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何维凌、王小强、邓英淘的支持，陈一谘也表示同意先搞完这次调查，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张木生提出的建议，使会议的议题转到了如何组织好这次调查。由于发展组的多数成员都为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后又在高考恢复后陆续考上了大学(绝大多数是77、78级)，平常不可能有集中的时间下乡调查，只有暑假才能抽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

这样，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邓英淘等开会决定，在1981年7~8月组织发展组的基本力量，事先搞好调研设计，并分成若干个专题调研组和典型调研组，围绕“双包到户”这一中心，对安徽滁县地区进行一次深入而系统的调研。为了在调查中不产生重大遗漏，整个调研的策划和设计方案还向邓力群作了汇报，并得到他的意见和肯定。

为此，几乎集中了发展组第一、第二批成员中绝大多数骨干，大约近30人：陈一谘、杨勋、王小强、邓英淘、白若冰、张木生、白南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谢扬、李谊青……。

从7月中旬开始至8月下旬，历时40多天，进行了十几项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范围涉及整个滁县地区的八个县、市。整个调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全体调查人员先在地区听取地委、行署及地区十几个部门的综合情况和专门情况的介绍和汇报;在这个基础上，各专题和典型调查小组修订了在北京拟好的调查提纲，并对有些课题设计和分工做了适当的调整，以及征求地方同志对调研方案的意见。

第二阶段，按照新的经过修订的调研提纲和分工，各小组分头到有关县、乡、村及相关部门进行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有些调查小组还和地方的同志进行了混编。在这个阶段，杜润生和王耕今还到滁县对调查人员进行看望和指导。

第三阶段，各调研小组收集好相关资料后，又集中到地区，进行交流和讨论，补充资料，形成写作提纲。有的小组在滁县就完成相应调查报告初稿的写作，并向当地的相关干部和领导征求修改意见;有的小组则是在返回北京后完成了调查报告的撰写。

这次调查进行得相当深入，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的工作也非常辛苦。当时，滁县地区正值五、六十年不遇的高温，很多人在招待所里都是脱光膀子看材料、写东西，有的同志甚至坐在放满水的浴缸里看写材料，可见其工作热情和工作状态。另外，很多县、乡几十年没人看的、压箱底的材料，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材料，纸张已经黄潮不堪，也被翻腾出来;为了不产生重大遗漏，但凡有点用的材料，全被调查组收集起来，当时有些调查组成麻袋的往回背材料。有的调查人员为了搞清楚一个案例，还住到了老百姓家里。这种方式当然和滁县地委和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说多少年都没见过有这么搞调研的了。为了搞好这次调研，地委和行署还给每个专题调查组配备了一至两名当地干部，帮助安排食宿、接洽工作关系;因此，参与这次调查的人员大约有40多人。

调查后，各小组分头形成了十几份专题报告和案例研究。专题调查报告篇目如下：

1、“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邓英淘、张阿妹)

2、“双包到户”后农村社会贫富问题(白南风、邓永恩)

3、“双包到户”后的劳动力和资金变动趋势(白南生、徐宽、赵明宇)

4、“双包到户”后的协作与联合问题(张木生、杜鹰、谢扬)

5、“双包到户”后农村基层单位经济职能的变化和公社体制改革(周其仁、王小强)

6、怎样看包干到户(杨勋、孙方明)

典型调查报告篇目如下：

1、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凤阳县小岗、雁塘头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陈锡文、马苏元)

2、先进队为什么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全椒县老观陈大队包产到户的典型调查(杨冠三)

3、从“炮打不散”到包产到户——安徽省来安县大余郢生产队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的典型调查(梁小东)

当时，还有两份调查报告未公开印出。一份是：典型调查报告〈这个大队为什么没有实行包产到户〉，这是陈一谘特别指派邓英淘做的蹲点调查(似乎是凤阳县梅市公社的一个大队)，为得是进行对照比较。

另外一个是杨勋做的关于〈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专题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对后来中央的人口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停止了试图在农村强制推行一胎化的极其错误的做法，明确规定每对农村夫妇生两个孩子是合法的;从而避免了今后我国人口出现自由落体的危险性。

课题组的大部分成员在8月底返回了北京。在这些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由陈一谘带着孙方明同志执笔，参加协作的还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用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经数次集体讨论和修改，于1981年10月完成近三万字的《“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综合报告。

平心而论，应该说这次系统调查、综合报告及相应的专题、典型调查报告，对当时人们最为关心和争论最多、最大的双包到户相关问题及走势，做出了当时条件和认识下的最全面和最好的回答。

六、赵的批示和第一个“一号文件”

上述综合报告完成以后，陈一谘立即将其面呈邓力群，邓力群看后，认为很重要、很及时(1981年的10月，当时国家农委正准备起草中央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于1981年11月上旬前后将其送交赵紫阳。赵紫阳看后，作出了如下批示：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一看。

当时党内的一枝笔胡乔木看后亦很称赞，胡耀邦也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那么，赵紫阳为什么对这个报告有如此好的评价?除了其对当时最关注、争议最多最大的双包到户的相关问题及走势，给出了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的较好回答，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即它帮助有关的中央领导下了最后的决心，即不再给三种地区(困难地区、中间地区、先进地区)各选一种主导的责任制形式(见本节附录)，而是只要当地群众愿意，各类地区皆可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导责任制形式，不必再有其他约束。如此，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调便贯之以一了。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赵紫阳)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强堵了。”(《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于是，国家农委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广大群众、干部对此反映良好。(《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