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大跃进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大跃进”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时间的流水已经把这段充满血泪的痛苦历史冲刷得暗淡无味了。老百姓虽然常常提起，念念不忘，以此作为坚守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的依据，但是，我们的主流媒体似乎要忘却这段历史了!

我以为这段历史不但不能忘记，而且要经常提起，反复研究，在我们的生活中警钟长鸣，以免重蹈覆辙。这段几十年前经济建设中最严重的失败，造成的重大损失及灾难程度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怎能就轻易忘却呢?

翻开历史，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对“大跃进”的错误下定义的——

1958年，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失，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这是对“大跃进”错误的最权威的评价和定义，总结了“大跃进”发动和导致失败的原因及造成的恶果，也披露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定义和成因。多年来人们写文章发评论，大都沿袭这种评论。但是，这种评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档案的解密，一些重大事件的披露，一些当事人对内幕的爆料，人们对大跃进认识和评价在不断深化和变化。尽管有些媒体对此保持沉默，但一些有识之士还是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作出了靠近真实的探索，发出了接近真理的声音。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另外角度，探讨“大跃进”失败的教训，欲给当政者以有益的启示。

一、“大跃进”第一个教训——集体化、公有制的程度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严重。

毛泽东领导人民闹革命打江山的目的，就是奔着社会主义来的，而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集体化、公有制;毛泽东还认为，集体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刚解放的农村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毛泽东认为，这种单干的小生产方式的劳动，容易产生自发的资本主义，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生产方式，必将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上来。于是单干户很快变成了互助组，互助组很快变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很快变成了高级社。而每一次的转变都是靠强大的行政命令和强力裹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行动起来，掀起社会主义集体化高潮!”是当年最热闹、最时髦的口号。

如果到了高级社就止步，试验几年，取得了一定成果再扩大规模，那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大减小(当时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等都有此类建议)。但毛泽东却头脑发热，急不可耐。

早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就提出了“社以大为好”的思想，“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社。”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毛泽东认为，“几十户、几百户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在北戴河会议上愉快地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比合作社还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都要逐步归公。”于是中央做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既然集体化程度越高越好，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全国各地开始一哄而起，小社并大社，大社并更大社，有的县宣布，我们整个县就是一个人民公社!当时的《人民公社章程》规定，“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单干户加入公社，应该将全部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属于自己，可以拿着到公共食堂吃饭以外，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人身，都全部“充公”了!

当时有个流行口号，就是“大兵团作战”，“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几个村、几个乡的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编排一起，今日浩浩荡荡开赴东庄大兴水利，明日轰轰烈烈开到西村深翻土地。那工地上总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到底有什么劳动效果，却无人调查统计。

这种亘古未有、举世罕见的最大规模的的“集体化”，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众所周知，这种最大规模的的“集体化”导致了最大规模的灾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及各种农产品产量连年下降。三年“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国民经济陷入历史最低谷，几亿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年!

我们的党也意识到高度集体化的弊端，不断地向后“撤退”。由县为核算单位退到公社，由公社退到大队，由大队退到生产队。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主张“退够”，一退到底，即退到大跃进以前的单干状态，但毛泽东却紧急叫停，退到生产队就不能再退。然后制定新政策，固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最后的阵地。

但是，广大农民希望一退到底，土地由个人自由耕种。1961年全国不少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效果甚佳。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主张顺应人心，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但毛泽东为了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小型集体化，不惜和亲密战友撕破脸面，大打出手，终于使这个“小型集体化”磕磕绊绊又走了近18年!但后来由小岗村引发的农村改革、全国实行包产到户30多年的实践说明，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谓社会主义集体化，仍然是束缚农村生产力的桎梏，是广大农民几十年不得温饱、困难重重的根源!所以一听说可以选择包产到户，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标榜了几十年优越性的人民公社集体化!

总之，“大跃进”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农业集体化(或叫合作化)并非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的必由之路，而是束缚生产、降低效率的死胡同;高度的集体化必然导致高度的失败，大规模的集体化必然带来大规模的灾难!

二、“大跃进”的第二个教训——必须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脱离群众必然脱离实际，脱离实际必然导致失败。

“大跃进”名曰“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在“运动群众”;人民公社前面有“人民”二字，实际上完全脱离了人民。假如“大跃进”之初完全听从人民群众的意见，真正以“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所有政策的依据，“大跃进”的灾难就不可能发生，人民公社化的危害就不可能形成。

或曰，我们党的一个法宝不就是“群众路线”吗?我们不是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吗?翻看领袖的指示，查阅党的一系列文件，哪一条不是为了解放人民，哪一条不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怎么会脱离群众呢?

这是因为，我们当时选定的路线是错误的。我们那极左一套，明明会产生危害人民的效果，但我们的宣传却大张旗鼓、铺天盖地，把那极左一套鼓吹得天花乱坠，如同人间天堂，无比的美妙幸福。多年受尽苦难的农民一听说世上有这等好事，便纷纷加入。这便是当时“合作化”“公社化”能够在短时间内一哄而上的所谓“群众基础”。但是，人民群众在那种高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里生活不到一年，就苦不堪言，但悔之晚矣!你想退出是不可能了;别说退出，即便对公社化有半个“不”字，就会被戴上“右倾”“反革命”的帽子，遭到批判打击。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政策曾规定“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自由”被完全剥夺。有人不想入社，在遭到反复批判和“大辩论”后，那些“顽固分子”一个个都得入社。入了社后，有人想退社，河南好多地方就发生了退社风潮，很快，在遭到一连串的批判打击之后，那些带头“闹事”的农民就遭到公安机关的逮捕、法办。

就这样，在舆论媒体和中央文件的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力维护和推动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同黄河泛滥的狂潮，在神州大地上肆意奔腾，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假如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准入制”和“退出制”，农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入就入，想出就出，任何人不得干涉，怎么会造成悲剧呢?比如现在的农村，土地流转、自由结合形成的专业生产合作社，完全是农民自发、自由、自愿组成，政府只是予以指导而毫不干涉;你干得好就继续干，你干得不好就解散。政府可以不担任何责任，农民也受不到侵害。如果那时的“合作社”就和现在的“合作社”一样做法，怎么会带来三年大饥荒?

当时，通过长期的舆论宣传，把真正的人民意愿屏蔽了。那上面的文件、报纸的宣传、领导的指示，几乎都成了人民意愿的“代表”;谁给大跃进提点儿意见，谁对公共食堂不满意，谁对大炼钢铁有点批评，谁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典型要数彭德怀的遭遇。彭德怀通过长期调查研究，通过深入人民群众，发现了大跃进的种种弊端，于是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提了一些意见。他的这些意见完全来自于人民的苦难，完全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正如一位红军老战士给他递的一张条子上写的：“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可以说，彭德怀的意见完全是为民请命，为民代言!但却遭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和沉重打击!毛泽东在痛批彭德怀时说道：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现在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这段批判彭德怀的讲话，如同一阵冰雹，打得彭德怀头脑发蒙，瞠目结舌。这些语言似乎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似乎完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好像大跃进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发自愿搞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指责群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完全是不顾人民群众死活，不想让人民群众脱贫，是在亿万人民头上泼冷水，真是罪该万死!

然而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彭德怀的意见完全是为了人民，有益于人民;而毛泽东的讲话完全背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说是“为人民”，却是害人民;说是群众“自发自愿”搞运动，实际上是被强迫命令风裹进来的。当时的河南人不是创造了“真理”，而是制造了“荒谬”，正在演绎荒唐的闹剧。河南信阳遂平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共产风”“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只能使害人的“瘟疫”流传更广，造成更大的灾难。口口声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让人民摆脱贫穷，却让人民陷入更加贫穷的深渊。这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吗?

三、“大跃进”第三个教训——纠左没有抓住关键，没有抓住主要矛盾，避重就轻，劳而无功。

1958年大跃进发动几个月后，一些严重弊端就冒了出来，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豫东、豫北等地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十几万人。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说河南饿死了5000人。也可能鉴于河南问题之严重，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第一次纠左会议就在河南省会郑州召开，紧接着又召开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马不停蹄连续召开6次中央会议进行纠左。在这些大力纠左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连续发表纠左讲话，可谓循循善诱，娓娓动听，语重心长，软硬兼施，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一系列极左现象予以批评、矫正。毛泽东还不放心，又连续给全国各级干部写了5封信，要求大家都来纠左。你现在仔细阅读那时毛的纠左讲话和信件，不能不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费尽心机而发出感叹!

但是，客观事实是，全国各地的极左狂潮依然在肆虐，农村公共食堂的大锅饭里，尽是些野菜、树叶之类。社员饿得走不动路，干不动活;仅安徽凤阳一个县就有20多万浮肿病人在痛苦地呻吟。毛泽东的一系列纠左努力竟然收效甚微，甚至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的纠左没有抓住关键。而大跃进的关键问题，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大办公共食堂。这两个危害最严重的极左恶魔，毛泽东竟然没有说一个“不”字，没有丝毫的批评，反而予以高调歌颂，大力维护。这就注定，无论如何纠左，也不可能成功。

先说大炼钢铁。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口号，竟然动员全国人民来炼钢。9000多万青壮劳力在农忙季节抛弃农活，利用“小土群”炼铁，拼死拼活折腾了几个月，炼出了无数的废渣，国家补贴了50个亿;整个国家的森林、铁矿、煤炭资源蒙受巨大损失，几十年也难以恢复。更由于耽误了农活，使无数的粮食作物抛撒、沤烂于地，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这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荒唐闹剧，曾遭到很多人的抵制，但都被打成了右倾反革命。

第一次郑州会议时，这种闹剧还在进行;后来这种闹剧已经停止，但造成的巨大危害正在延续。正在进行的纠左会议，正好抓住这一典型事件予以剖析，判明利害，算清得失，搞清责任，以利于今后工作。可是，宏大的反复的纠左进程中，竟然对大炼钢铁只字不提。

再说公共食堂。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荒唐的一幕闹剧。我们的领袖和中央下令，让几亿农民改变几千年的生活方式，聚在一起吃大锅饭。一个地方的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农民，都把自家的锅台扒了，锅笼砸了，然后拿着碗筷到公共食堂排队吃饭。说是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说是实行“供给制”，但国家不拿一颗粮，不出一分钱，完全由生产队自己“供给”自己。过了几个月便难以为继，由“敞开肚皮吃”改为限量，每人每天由8两到5两，到3两，到2两，每天连2两也发不下去了，就开始吃野菜、吃树叶、吃树皮、吃草根、吃玉米芯、吃玉米苞、吃荞麦皮、吃大雁屎、吃观音土、吃煤块……这些平常猪狗都不闻的东西，竟然成了农民们救命的食物。接着就是出现大批的浮肿病人，大批的饿死鬼。

公共食堂，可以说是一切极左恶风的集中标志，或者说是极左路线的集大成者，是共产风、浮夸风、高征购、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共产风、浮夸风就刮不起来。干部们掌控不了农民的“吃饭权”，一些强迫命令就行不通。大炼钢铁时，上班、下班的农民在庄稼地里过来过去，眼看着大片大片成熟的庄稼倒在地里，甚至看着大包小包的农产品扔在路旁，也无人拾了拿回来——因为拿回来无用，人人必须上食堂吃饭!如果没有公共食堂，社员都回家做饭吃饭，那些落在地里、抛在路旁的所有粮食和农产品，都会颗粒不剩地跑到社员家里，怎么会导致三年大饥荒?

所以，所谓“三年大饥荒”，正史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或者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以食堂化的开始而开始，以食堂化的结束而结束。1961年5月，党中央下令“办不办公共食堂，由农民说了算”，全国的公共食堂就一哄而散，而三年大饥荒便由此戛然而止。

公共食堂的危害如此严重，亿万人民反对的呼声如此强烈，我们的领袖却充耳不闻，一边不停地纠左，一边大力支持这个极左恶魔。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提了19个问题，让大家讨论、纠左，却对公共食堂没有一句批评的意思。在批判彭德怀时，更是把公共食堂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彭德怀、张凯帆、周小舟等人由于对食堂持不同意见，均被打成不可饶恕的右倾反党分子。

号称9个月纠左，庐山会议也有纠左，可是对最大的极左却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极力维护，大跃进的错误又如何避免呢?

四、缺少纠错机制，有了错误而不自知，助长了盲目蛮干作风。

发动大跃进，这个涉及六亿农民、改变了几千年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大运动，必然困难重重，矛盾重重，阻力重重。最高领导一定要抱着探索和实践的态度，注意倾听各方面不同意见，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断纠错，不断调整，才能做出一些成绩，闯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但是，大跃进运动之初，我们却采取了打击异己、堵塞言路的方法——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将50多万正直敢言的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人士打成右派，堵塞了知识分子的言路;

1958年左右的“反反冒进”斗争，对刘周陈等稳妥务实的中央领导进行严厉批评，堵塞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言路;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将350万各级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堵塞了从上到下所有干部群众的言路。

有人说，历史上的一切灾难都是由“禁言”开始的。大跃进前期的三次大规模的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和整肃运动，彻底堵塞了一切言路。加上我们的领袖高度的自信自负、极端的主观武断，再加上他那巨大的的威望的推动，眼看着大跃进是灾难的泥潭，众人非跳不可;眼看着共产风浮夸风是是害人的毒药，众人非吃不可;眼看着“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丑陋无比，众人非跟着喝彩不可!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大饥荒过后，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检讨说，我们由于缺少经验，没有知识，办了不少蠢事;由于没有调查研究，所以造成了“方向不明，(纠左)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犯了一些错误;是“死官僚”封锁了我们，让我们不了解下情，云云。

其实，以中国之大，人才之众，到处都有搞建设的经验，遍地都是搞农业的知识人才。其实，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的发言、李云仲的建议、中科院关于昌黎食堂的调查报告等，都是有关大跃进最好的知识和经验。只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消除自己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唯我独尊、宁左勿右的心态，尊重亿万农民的自主选择，尊重经济建设的科学规律，不断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哪来的如此众多的“死官僚”呢?怎么会发生大跃进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