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马国川给我寄来了他的大作《看中国》，看了这本书，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乡贤、111岁的周有光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马国川先生的《看中国》，正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说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因为世界上看中国的角度有多种多样，选择哪些人的观点，如何看待这些观点，能不能从赞扬中看到不足，能不能把批评的声音传递进来，这些，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不解决这个问题，看中国也容易看偏。马国川先生选择的都是世界级的大师，他们的看法，具有典型的意义。"

国川兄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经济观察报》的主力记者，三天两头见到他的大块文章，颇为敬佩他的勤奋。他不但是勤奋写作和采访，还是一个勤奋的思考者，所以，他的采访，不像是一个媒体记者的发问，更多的，像是一个研究者或学术大家的探讨。

其实，他也不是就读于名校，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努力和追求。

原本想认真写一篇书评，但是，看了这本《看中国》之后，我认为，写什么都是狗尾续貂，所以，干脆选出一节来，贴在这里。

我选的是"福山之问"，这个问题，和中国的未来大有关系，而未来是从今天走过去的，所以，和今天也大大有关。

先说一下福山这个人。他原本在国际学术界就声名远播，自从王常委和他有一番谈话后，他的名头在中国也越来越响。不过，他可不是浪得虚名，是有真才实学的。

福山是日裔美籍学者，他和我同年同月生，生于1952年10月27日。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老师也是大大有名——塞缪尔·亨廷顿，在学术界也算是"根正苗红"。福山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

在1992年写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认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

下面是国川兄的文字了，我不敢掠美。

福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近年来，他关注中国发展，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政界和学界广泛交流。而在马国川看来，"福山之问"最值得思考。

2010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在福山看来，现代政治制度由三大方面组成：强大国家、法治、政治负责制。"强大国家"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提供基本秩序；"法治"就是承认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民众权利；"政治负责制"就是统治者要对民众负责，民主是其中应有之义。

福山认为，拥有强大国家、法治、政治负责制全部这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而法治和政治负责制付之阙如。由此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最后一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

福山提出的问题，恰好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多年来国际社会各种关于中国未来的预测，从"崩溃论"到"超越美国论"，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福山之问"。

面对"福山之问"，有两种答案，截然不同。

一种答案认为，只要有强大的国家（政府），中国就可以继续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例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说，中国靠的就是"强势国家"的行政手段，强力控制经济，才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在他们看来，法治、政治负责制不足为道。

对"福山之问"的另一种回答则是，没有更完善的法治和政治负责制，中国很难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但是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尤其是2000年以来经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时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

由于法治还存在一些缺位现象，某些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或多或少压制和干预了一些民间正当的经济活动，造成某些领域寻租活动泛滥。在这样的环境下，部分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部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某些地区和领域的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治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和健全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由于缺乏更完善的政治负责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这些少数人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某些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滥用自己的权势侵犯他们的利益。

对于建构更完善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社会各阶层是有基本共识的。实际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有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一个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就是要建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塑造现代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显然，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对中国的未来有清醒的认识，并没有沉迷于"中国模式论"的幻梦里，而是着眼于解决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和现实挑战。

如果完整理解，福山不但关切中国的未来走向，对中国历史也有自己的洞察。他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

这些话值得深思。东亚国家的实践证明，威权发展模式确实有效。不过，在当今世界，威权发展模式是特定国家在关键历史时刻获得快速增长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的发展目标。作为权宜之计，它的价值在几十年时间里会充分释放。就像宇宙飞船达到某个高度之后，会将第一级火箭推进器扔掉那样。也就是说，威权发展模式本身就蕴含了转轨性质。一旦经济完成起飞，威权发展模式就应该、也完全可能转向更完善的法治和政治负责制。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亚经济体基本遵循这一路径，其最大好处是，通过重塑合法性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奠定新的坚实基础。

转型之路固然艰难，但发展方式可以优化。抓住恰当的历史时机，推进更完善的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将会为一个成长中的新兴经济体赢得后续发展的巨大空间。新兴经济体也将有更可能继续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更好更快地建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