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鲁东：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

   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近代革命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它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即兴作品，其发生的根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期。革命的含义是：用暴烈的手段除旧布新。如果无旧可除，或无新可布，革命即会自行停止;如果不用暴烈的手段，则只能算是改良。

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基本完成后，即该自行停止了，在很多革命者眼里，他们闹革命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

这种观念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集中体现，大会认为，在中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阻碍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旧事物得到了清算，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的车轮没有停下来，也注定难停下来，这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缺陷有关。由于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图纸描述得非常粗疏模糊，因此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但斯大林记的社会主义很不理想，它碰上了令人苦恼的问题：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首先起来表述不满情绪的是波兰人，1956年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降低税收，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年，匈牙利10万群众走上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要求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下台，结果酿成动乱，致使万余人伤亡。中国的情况同样严重，据统计，仅1956年底至1957年初，全国就发生了数十次工人罢工及三十多次学生罢课事件。

这很令最高当局不安，工人为什么对属于自己的社会制度不满?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为什么还针对它发难?中共中央经过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社会上仍然残留着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黑思潮，而党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它们相互呼应，联成一片，推波助澜;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出了问题。

根据第一个结论，中央决定整风反右，办法是：引蛇出洞，即先鼓励知识人物大鸣大放，亮出其内心的隐秘，然后据此对那些有危险思想倾向的人，用批评、管制、批斗与强迫劳动的方式进行挽救性改造。根据第二个结论，中央决定走出苏联模式的阴影，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理论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试验是有灯塔的，但那灯塔指出的道路条条都通向陷阱。毛泽东作为舵手，他的命运注定要转入悲剧，此乃历史安排，他的雄才大略对此毫无正面帮助。

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急躁情绪。为了让人民群众尽快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消除他们日益增长的失望与不满，会议决定突破原先拟定的保守的“五年计划”，在经济上大胆跃进。同年12月2日， 刘少奇在一次与工会有关的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与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如果把这场倍受非议的跃进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框架内观察，就会发现其发生几乎很难避免。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时，参照日本为蓝本;后来觉得日本不行，改师英、美;后来又觉得英、美资本主义制度也落后了，要学就学最先进的，所以拜苏联为老大哥;再后来──1957年前后──发现苏联模式也靠不住，于是想超越英美，超越苏联，以自己的方式率先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潜意识中有种“中华上邦”的情结，这情结洪秀全有过，康有为有过;然而，人类理性构筑出的完美的理想国，在现实的土地上从来都是荒唐的闹剧。

祸不单行，恰恰在大跃进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时，中国与自己的亲密盟友苏联闹翻了。毛泽东看不起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指责他对斯大林的盖棺之论属忘恩负义，对他在苏联推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不肯苟同;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发明的人民公社不以为然，他嘲笑毛是个左倾教条主义者，像个老公鸡一样不理智而好斗。

1960年7月，恼怒的苏联政府一月之内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废止了所有经济及科学技术援助项目。毛泽东的反应是送给赫鲁晓夫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宣称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式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陷入了可怕的迷惘之中──斯大林模式被证明有很多问题，赫鲁晓夫模式是修正主义的，而自己发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又不成功，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他想不出高招，只能暂且放手让刘少奇他们去尝试着做点事情，但他保留了最终的决策权，同时为避免自己在半隐退期间大权完全旁落，他默许人们对他进行个人崇拜。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毛泽东于1962年得出了个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不像列宁描述的那么美好，它只是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布满危险的环节。他显然认为，社会主义本无特定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什么模式并不重要，重要得是如何保持党在战争年代曾经有过的旺盛战斗力与纯洁性。

在潜意识中，毛泽东或许想绕过令他感到陌生与烦恼的经济建设问题;当然，作为一个渊博的学者，他明知“掩耳盗铃”是什么意思，也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段的准确含义。他很无奈。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公报解释毛的这一新思想动向说：“在无产阶段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认为，要保证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大船顺利抵达共产主义的理想国，避免中途被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俘虏，就必须时刻盯着马克思主义的灯塔，不断校正它的航向。这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毛泽东苦恼地发现，社会主义本身不但对他所痛恨的贪污腐败、特权及官僚主义没有多大免疫力，而且还是适合这类丑恶现象滋长的温床。

他在1963年发动了四清运动，旨在防止这些丑恶现象的蔓延。他警告党要注意糖衣炮弹：“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厂、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个运动清理出的问题让毛泽东大吃一惊，有些省给中央的报告说：“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的，不是没有三分之一，而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出现了“特权阶层”，社、县、省各级领导机关中，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而且“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尾。”至于农村，“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

毛泽东憎恨不已，他称中国又出了官僚主义阶级，指责某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干部是工人阶级的吸血虫。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制度造成的，而是错误地认为，这是阶级敌人作崇，是残留在文艺界、学术界知识分子们头脑中的腐朽文化思想，跑出来弄脏了红旗，腐化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因此要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必须一方面继续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另一方面，正本清源，刻不容缓地发动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

1964年，他指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清理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魔鬼。这何谈容易，许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涉及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触动了党敏感的神经。为避免让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为代表的各级务实官僚，试图把文化革命温和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相信他的这些同志们已经开始蜕变，用他的话说：有些党员不愿前进了，退步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了大官，有了好房子，有了车子，高薪，有服务员，有了自己的特权利益。

毛泽东执拗地扛他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不愿看到中国在务实主义的引导下与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合流，更不愿看到资产阶级复辟。但他理想主义大旗所指引的目标是模糊的，且布满荆棘，很大一部分党的官员──他所指称的官僚主义阶级，已明确表示不愿再跟他去冒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有被党的官僚们抛弃的可能，他甚至担心他们会搞政变。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在北京上层遭遇到了孤立，他只能到下层，到地方上寻求支持。但毛泽东凭借威望与智谋，很快掌握了主动权，他拥有宣传舆论上的优势，且成功地获得了军方的效忠。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务实的，它是条双赢的路线，既能让民众获得好处，又能让官僚特权贵族们心满意足，安享坐江山的快乐。另一条路线是理想主义的，这派人物不能容忍任何腐朽的东西玷污革命的旗帜，他们试图探索出一条能够保证社会公正、健康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它注定了是条双输的路线。

1966年5月，毛泽东撤销了持消极态度的原文革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新文革领导小组。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份重要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通知中，他定下了继续革命的基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启动时，来自刘少奇集团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为了免使该运动胎死腹中，毛泽东不得不亲自上阵，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在随后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屈服了，根据毛的提名，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七人扩大到十一人，在名次排列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了第七位，他空出的位置由林彪填充。实际上，刘少奇作为文革运动的障碍物，已被踢翻──虽名义上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地位;下一步，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他将被无情斗争。

这是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场革命，它看似是无政府主义的内乱，但一切尽在毛泽东的掌握中。它看似荒唐，例如让中共高级干部与教授学者们去接受贫苦农民的再教育，但这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不信任社会高层结构，不愿看到一个脱离群众的骄傲的精英集团存在。它看似是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恶果，可毛的意图恰恰是想建立一套他理想中的民主制度，他甚至尝试着引进英、美式的民主制，使之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不伦不类的，由军官、革命骨干与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因此，当有人把文革发生的根源归于传统的所谓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时，对儒家传统抱有美好情感的张祥平教授大怒，反驳说：“有哪个‘封建主义’提倡‘造反有理’?又有哪一个‘封建主义’鼓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民主?又有哪一个‘封建主义’是以 ‘阶级斗争为纲’?”

它看似是要毁坏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共，但毛泽东的意图恰恰相反，他一心一意要拯救中共。在毛的观念中，共产党组织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理想共同见解的政治团体，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特权团体，共产党如果沦为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就成了假货。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强驽之未，它为革命而革命，到后期，连毛泽东也看清了自己所指引的方向是奔向海市蜃楼。这次运动比上一次的大跃进运动更让毛尴尬，也更令他迷惘。

毛泽东做事历来脉胳清晰，干净利索，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表现却非常反常，怪异且杂乱无章。

他依重林彪，选他为法定接班人，却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意抛弃了他。在1973年8月份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允许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一批左派激进人物进入政治局，以增大他们的权力;却同时重新起用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授意他与病中的周恩来合作组阁，更有甚者，他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授予给邓。

他在明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之际，不肯在张春桥等人与邓小平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却起用一个政治根基薄弱、政治经验缺乏的平庸的谦谦君子接班。

不过，今天从长远处观察，还是能从中理出个头绪，那些看似杂乱的行为毕竟是精明的毛泽东的行为，其中隐含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他既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又要对国家的前途负责。

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随之终结，且很快成为全国上下一致口诛笔伐的靶子。官方的调子为：文革是一场动乱，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得最严重的错误。这场革命得罪了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两个群体，一是掌握着党政权力的各级官僚，二是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知识人物。

现代的某些学者，喜欢把文革与毛泽东个人的性格联系起来，或者热衷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解释文革前后的政治事件，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有着把中国革命庸俗化的倾向。

毛泽东这个悲剧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文革发生具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诚然，没有毛泽东的存在，文革可能不会发生，但文革不发生，未必证明中国那时就一定会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苏联没有文革，越南、北朝鲜也没有文革，可它们的处境不比有文革的中国好到哪里去。

假如认定只要防止文革式的政治事件重演，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有灾祸，那肯定大错特错。那毕竟是一场文雅的革命，粗野的暴力不是它的特色，它整肃的主要是人的思想与灵魂，至少不像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那样残忍。如果没有好的法子阻止官员腐败与特权等丑恶现象蔓延，不能有效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一旦发生血腥的武化革命，后果可能会比文化革命惨烈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