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在延安的一次“牢狱之灾”

萧军

萧军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两次到过延安，前后生活五年之久，曾担任多项职务，还与毛泽东、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就是这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座上宾，却在延安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牢狱之灾”。

1942年11月8日，这天虽是立冬，但陕北早已寒意逼人。一大早夫人王德芬就去“文抗”秘书处领炭了，萧军则在炕上誊抄他刚写好的《承继遗产论》。窗外指导员训斥小鬼的声音又响起了，他停下了手中的笔。战时延安实行军事化管理，各机关单位领导专门配有勤务员，这些小战士大都十来岁，大家习惯称他们为“小鬼”。萧军所在的“文抗”，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是延安最初接纳赴延文化人的较大机构之一，作家依据不同的等级同样配有勤务员。但作为在旧社会摸爬滚打过的知识分子，萧军深深体谅这些还是孩子的勤务员，从小鬼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到他们的精神、教育等方面，都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照顾，还曾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交了“设立正规小鬼学校”的议案，并在党报《解放日报》上撰写《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一文，呼吁重视“延安的‘小小鬼’和‘大小鬼’”问题。但在对待勤务员上，由于历史积弊已久，非朝夕所能彻底改变，仍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动辄对“小鬼”打骂、关禁闭的现象时有发生。

毕竟萧军为这种事“出头”不是第一次了，他实在不愿意再去“管闲事”。然而没写几个字，隔壁的训斥变成打骂，孩子的抽泣声让萧军坐不住了。“每个革命者尽了所应尽的革命义务，不是就应该有革命的权利么？甚至有的为了自己一时方便，竟把腐化社会里所有的毒化的毒素，也来侵蚀这些孩子们的生命了！”一年前的字句历历在目，他愤而扔下笔，推开窑门，大声指责指导员程追。正在气头上的程追哪理会这些，立马反唇相讥，还骂了几句。脾气火爆的萧军哪受得了这个，当即挥拳相向。程追也不甘示弱，两人扭打在一起。萧军自小习武，又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程追哪是他的对手？三拳两脚下来，程追再也顾不得颜面，抽身得空，扭头就往山下跑。萧军不依不饶，还追着打了几棍子。因为太激动，路上不小心把脚筋挫伤了，追一会儿追不上了，气愤的他还大骂了几句才罢休。当天晚上他仍胸臆难平，在日记中宣泄愤懑：

我觉得这样干很对，“以毒攻毒”，他既失却了一个党员的立场我就这样纠正他。我也骂了他。此后就是如此，如果他们任谁惹到我就打，不必故意“伟大”。

程追到第二天早上还没回来，萧军也不管他，照旧看书、接着创作《第三代》。只是头天受伤的脚变得红肿，有些疼痛，行动不便。午睡时，老友于黑丁和金肇野前来调查打架一事，萧军将大致经过如实讲了一遍，他们也并未多提什么，只是说程追还得回原来岗位，两人不要再起冲突，不能再动手。萧军爽快地答应了。吃饭后萧军去医务所上了点药，才知道昨天打架的事早已传开，很多人对他的做法有些不满。他觉得这些人不知道内情因由，懒得给他们解释。

然而事情并没有萧军想象的那般简单和随意。程追是“文抗”负责生活的指导员，姑不论他教育小鬼的方法是否得当，当时他确是在执行工作。萧军作为“文抗”驻会作家，对其错误工作方法的纠正不是寻求正当途径，交给边区政府部门来惩处，而是挥以老拳（程追被打断两根肋骨）。他此举显现出的侠义精神，恰是不论任何时期均被当局者所不允许的“以匹夫之细，窃得生杀之大权”。所以两人之间的打架不是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演变为萧军个人对程追所代表的“文抗”组织的一种漠视和挑战。而且他上半年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还没答应参加整风，六七月份又卷入“王实味事件”，替王实味在毛泽东处说情，并对武断专横的“批王”方式公开表达不满。他在“文抗”组织就此事提出抗议后态度极为强硬，先是轰走上门抗议的“文抗”代表，又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宣读自己针对该事拟就的《备忘录》，念完即扬长而去，事后还将《备忘录》给毛泽东寄了一份。后又在10月19日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当着几千人的面再次宣读《备忘录》，并随之和丁玲、艾青、陈学昭、柯仲平及周扬等人在会上激辩至深夜两点，终以他大骂“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怒气冲冲拂袖离场为结局。此举引起轩然大波，事情尚未完结，和组织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现今再加上打架一事，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舆论很快出现一边倒的趋势，有风声传出“文抗”作家们打算去参议会联名控告萧军，撤销他的参议员资格，“文抗”支书则控告他从思想到行动反党反革命，组织部也可能有所动作。一时间，风声鹤唳，萧军的处境极为不利。担心萧军处境的友人们不断造访劝解，为此两夜没睡的李又然还在鸡叫时就敲响了萧军的门，专门劝萧军：第一，在毛主席处取回《备忘录》，并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向程追道歉。萧军很感激友人们的关怀，但仍委婉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坚信自己义理所在，坦诚“我们全是为革命的”，但同时认为自己看得更远一些，如果听从建议便是“等于与党内的‘恶’东西妥协”，“如真理所在，是不顾一切损害的，一定要寻出究竟”，因此“我必须要战斗到底！”

11月11日，萧军刚吃完早饭，一名警察走进了他的家门，告知程追已将他控告，让其下午1点到派出所配合调查。萧军准时前往文化沟口三分驻所，带着两件证物：打人的两根木棍和厮打时被程追扯烂的衣服。他如实向分所长和承审员讲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还要求看原告的呈文，并抄录了一份。通过阅读程追有意模糊事因的呈文，再结合这几天“文抗”党员作家们对他的态度，萧军明白此次面对的已不只是程追，事态有点严重。他一贯将“个别党员不正的行为意识”和“党基本的态度”严格区分，反觉得这是宗派主义在党内的发展，揭穿原告和宗派主义脉络有利于革命前进。因此萧军乐观地认为，“如果他们（公家）不利用势力，我会驳倒他们，当然我要承当起我的伤害罪”，并下了坐牢的决心。

第二天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写反驳书，夫人王德芬则帮忙抄写。他认为此事对眼下延安的整风运动有用（延安整顿的“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因此又抄一份给毛泽东，直到晚上才弄好。然后他附信一封，亲自送到毛泽东的传达室。在信中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和意愿：

对于您的一切政治主张、共产党的一切政策，我是拥护的；对于您的为人我是尊敬的，惟对于个别党员同志不正派的作风，我将要和他们战斗到底。

萧军自然不会想到，也就是在这天，边区文委收到了边区“文协”要求撤销其文化委员的签名书：

吴老、罗烽同志并转诸位委员同志：

文抗的萧军，把文抗的程追毒打了，并声言以后，非打死程追不可。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激愤，当即派人前往调查，证明完全是事实。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了边区文协全体大会，一致认为：萧军身为边区文委委员，竟敢蔑视参议会通过、边区政府已经实行着的施政纲领触犯保障人权的规定，毒打抗日文化工作人员程追。似此行为，实不配身居文委委员领导抗日民主大众的文化工作。因此，我们特向你们请愿：立即撤销萧军的文委委员职务，以伸文化界的正气。恳望我们这请愿，得到你们的完全采纳。此致敬礼

边区文协暨所属各团体同上

十一月十二日

边区“文协”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是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总的领导机关，也是一个最为广泛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文协”都亲自出马，可以说萧军这次真是犯了众怒，也可以想见他的处境有多么艰难。边区文化人不明就里的“讨伐”愈演愈烈。11月16日，萧军接到边区文协对此次打架的抗议书。23日“他们”又在山脚下召开大会，不仅批判萧军，对于个别党员提出“萧军并不是敌人，应该争取和说服”也大加斥责，激昂的责骂声在山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同时，“文抗”部分领导人出于私人恩怨，尤其萧军引发的让“文抗”颇为狼狈的“王实味风波”等原因，在处理此事时有意模糊和为难也为“讨萧”推波助澜。11月26日萧军到地方法院第二次应审，虽则有刻意偏袒程追的“假证人”，法院仍主张和解（本来案件不大、案情明白），萧军表示愿意接受。但12月13日法院推事李质文亲自登门，告知他“已与文抗行政来过信，因为未得到回信，所以亲自来”。显然，法院致信“文抗”调解受到了部分领导人的刁难，试图借此机会整肃萧军，因而迟迟不作回复，此事也就无法和解，只能升级审判。萧军自然知晓个中缘由，“文抗”的态度也激发了他的血性，“我知道他们做好了圈套，想要我给他们‘道歉’，我决不做此事，宁可去蹲牢或如何。……我知道将来这类事还很多，逃避躲纷争全不是办法，要积极战斗。”萧军如是说道。

三天后（即12月16日），萧军将《程追告我的呈文及我自己的呈文等》送交“文抗”秘书处，试图让人们了解真相。但秘书处拒绝接收，他干脆把这些文件悬挂在“文抗”作家俱乐部门前。不想等他散步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了，气愤的萧军扬言要重抄一份贴在文化人最集中的文化沟口。秘书处反而变得紧张，称文件拿回去是打算先研究研究。当晚，金肇野和于黑丁前来告知，他二人已去过文委并将那些呈文交与中宣部部长凯丰过目，凯丰称“这如给文抗同志看，或悬挂，或公布，就是‘反党’的文件之一”。当时（1942年底）的整风运动已经火药味十足，“反党”这顶政治帽子意味着什么，萧军心里十分清楚，因此不得不做出让步。但他心里明显感受到这种不公的压抑和好心没有好报的委曲，“我不知道这‘反党’所指的是什么？既然如此，当初又为什么控告我？别人仅是把一些事实经过写一写就是‘反党’么？”

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当初立志“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的萧军情绪波动很大。期间他也曾闪过和“文抗”和解的念头，也不止一次和夫人王德芬、好友张仃谈过入党的事，因为革命队伍中的蛀虫“攻击你是以个人目的，等你还手时，他就用党这盾牌遮住他了”，如果他入党了可以有效遏制这种丑恶现象，担当起文化领导的重任。可一想起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屡受伤害，又感到愤怒和失望，甚至负气想过离开边区，并付诸了行动，“给林伯渠、文抗、边区文委、参议会、鲁艺等去信，借钱，请护照，制止调解及辞去各个职务”。至于到底能不能走，其实萧军心里很清楚，“有老婆，有孩子，如此冬天地冻，四外包围皆属国民党，除非我去做国民党，若不我怎能走呢？”

在经过凯丰的定论之后，萧军有些心灰意冷，不去法院应审，也不再执着此事是非，每天照旧看看书，创作《第三代》，平静地过着。12月27日，地方法院送来了萧军缺席审判的判决书，他因与程追打架伤人，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两年执行。夫人王德芬气愤得直流泪，为其夫君抱不平。萧军本人倒显得很坦然，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这是他们不得已的办法，而且只有我才配在延安享受到这样的“尊荣”，这是我应得的，耶稣为了救犹太人而被犹太人卖上十字架，这也是普通的事，何况我还真打了人。但我是坦然的，因为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文/ 冉思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