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和麦克法夸尔教授在查尔斯王子酒店喝咖啡。

他如约而来。我特意请他坐在我的儿子和女儿中间，我对他说，这一排三个人，那两个年轻人的年纪加起来还不到你的一半。女儿23岁，儿子15岁，加起来38岁，而麦克法夸尔1930年出生，已经86岁了。巧合的是，他和我儿子生日是同一天。

2013年，我第一次到哈佛费正清中心演讲，给我做主持人的，就是麦克法夸尔教授，从那时候起，每次到哈佛，我都会到他办公室小坐。

麦克法夸尔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马若德”，我曾经评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还不如麦克法夸尔在中国知名度高，今天重提这个话题，他说，总比“麦克罗罗罗”啰啰嗦嗦的好念吧！

为了配合他，我在下面就叫他马若德吧。

马若德的父亲是英国外交官，记得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印度，那时候，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对印度也很有感情，在研究中国的同时也在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

马若德195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远东研究专业，后来他成为《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报道中国新闻。从记者转身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是1974年的事情，那时他44岁。但是记者本性使他不久后就开始批评自己所在的工党领导层，结果五年后就失去了议席。

也许还是大学更适应他，1981年，马若德被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2005年成为费正清中心主任和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作为最早研究文革的学者之一，在文革刚刚发生的时候，马若德已经在关注它了。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他发表了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发表了第二卷，梳理“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1961-1966》发行，这三卷书的写作经过了23年。

23年不间断地做一件事情，成就了他的江湖地位。这一套书，成为英语世界里研究文革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当然，马教授还善于从历史中找出不同的线索。他曾经说，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

这是非常睿智的。

今天的马若德依然睿智，反应机敏，观点犀利，谈吐幽默。我太太趴在我耳边说，你老了以后，也要这么睿智。我悄悄回答说，起码我的腰会比他直。

不过，学者靠的不是腰，而是脑。

马若德的脑中储存着大量的信息，关于中国，甚至最近发生的某一件小事情，当然我说是政治上，他似乎都了如指掌，而且有自己的判断。有些判断我不完全认同，但是，我把这看做是美国顶尖学者的一家之言。

对于这次美国大选的奇葩式演出，他也有自己的分析。

他当然认为川普是没有登上总统宝座的可能，但是，为什么得到那么多文化层度相对低的选民的支持，他认为，这是因为全球化把很多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墨西哥和东南亚一带，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政客们只知道安抚，而没有下功夫引导他们掌握新的劳动技能，让他们重新获得工作和自信。所以，这些选民排斥政客，希望寻找改变，这就给了川普机会。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原定一小时的见面，结果延长了一倍时间，按照哈佛终身教授的薪水算的话，要多付不少钱呢。

因为儿子和他谈的很投机，所以分手时我特意让儿子和他合影，说，将来我儿子考你的研究生吧！马教授幽了一默说，凭这张照片可进不了哈佛。

中午饭约了傅士卓。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今天是星期天，傅士卓在家里休息，来回要开三个小时车赶来请我们吃饭。

不过，他和我有点哥们儿的感觉，上次我到哈佛，他也是从芝加哥匆匆赶回来和我见面。

我太太说，上次你请我们在另外一个中餐馆吃饭。我开玩笑说，你看，还是要请我们吃饭吧，这样容易被记住。他说，那就这么定，在美国，我请你们吃饭，在中国，你们请我吃饭，反正中国饭贵。

其实，傅士卓和中国人打交道久了，也有了许多中国人的做派，比如，吃饭时抢着买单。比如，用姓氏开玩笑。他曾经对我说，我是姓傅，你的另一个朋友傅高义就是我的堂兄。

傅士卓是1949年出生的，上个世纪70年代，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创党元老邹鲁之子邹谠，是他的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就很接地气，是《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会组织与政治，1890-1930》。

1980年之后，傅士卓转向刚刚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1994年，他发表了《中国改革的困境：政治冲突与经济争辩》。傅士卓在书中对当时中国最高政治精英们的派系、分歧、重大争论的梳理严密且准确。

最近，傅士卓在浙江大学讲座教授的同时，侧重于中国基层政治研究，屡屡到江浙一带考察，他的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为什么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催生公民社会。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找到源头。他说，作出这个转变的原因，是觉得当时的中国精英政治已经变得有些无聊。

在中国大陆浸淫多年，傅士卓对中国的了解非常透彻。他说，在邓的时代，中国的政治派系大致上是基于他们的政策取向，比如改革派或者保守派。但是现在的政治派系，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利益、个人背景。他认为，如果不能很好的协调或者治理这些问题的话，中国的派系可能会重回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很可能会采取更加意识形态的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来验证他的预测。

傅士卓也十分关注中国的反腐。他认为，反腐要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则，对什么是腐败做出严格限定。现在的反腐为什么会让地方官员产生不作为心理，问题还是出在规则本身，规则不清楚，潜规则就会横行。他认为，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做改变的话，反腐很难取得成功，别的国家也会反腐，但不会像中国这样，把反腐搞成运动。

像傅士卓这样的美国学者，懂中国的政治，也懂中国的基层，在谈到中美目前的紧张关系时，就会柔和一些。所以，依我看，要促成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以及和普通中国人更多的接触。

想到傅士卓还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回家去，心中又一阵感动。

陆伯彬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老朋友。在最近中国某机构评选的美国前十位中国通中，他排名第四。

去年我和他说起过这个排名，他不以为然，说，这是瞎排的。

他酒量不错，去年在北京的常州宾馆，我们俩喝了不少酒，本来温文尔雅的一个教授，酒酣耳热之际也是性情中人。

朋友就是这样交上的。今天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去年你送我的酒，我还留着呢！

不过，今天不喝酒。因为这个饭店很高级，是哈佛开的第一家从田头收蔬菜上餐桌的饭店，名叫Harvest(丰收)，有点贵。而我知道，他们没有公款请客一说，都是自费。

陆伯彬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吃饭中间，他两次告诉我，我是学者，是“铁饭碗”，不像华盛顿的官员，要左顾右盼，不敢全部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怕。

不过，今晚陆伯彬的许多观点，确实不同于其他很多我这次见的学者。

例如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和硬，一般学者都认为奥巴马总统太软，而陆伯彬认为不是。他告诉我，前不久华盛顿有一次辩论，软硬说分了两派，大多数人认为对华政策软了，但是，他觉得，硬解决不了问题。而当解决不了问题又不愿意打仗的时候，就要想新的办法。

他认为，中国外交已经不是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的阶段。现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困难时期。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有些过度反应。中国外交将面临更多问题，处理起来将更加棘手。近年来，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军事力量，曾与越南等中国邻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这些都是对中国崛起的过度反应。实施的结果适得其反，将会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一顿饭的功夫，陆伯彬基本上没有停止他的分析。当然他吃的也少，说是要减肥。他说，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已然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且代价只会越来越大。如果华盛顿继续下去，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抵触将势必增强，进而阻碍两国在贸易、全球经济稳定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双边合作。

他认为这种情形完全可以避免。

对于中国的强硬外交，美国可以采取既能维持地区秩序又能降低美中冲突的政策应对。在未来几年，华盛顿应重新调整亚洲政策，以恢复前几届政府的共识：扩大美军在东亚的存在不是美国安全的关键，美国应避免介入东亚复杂的领土纠纷。因为美国海军将继续主导亚洲海洋，美国可以向盟友保证对抗衡中国的决心，同时悄然地从该地区的海洋领土争端抽身，并减少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存在。随着中国崛起，一个克制的政策比危言耸听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

当然，他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有错误的，太多太快，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急躁，完全可以缓慢一些，慢慢来。而美国白宫的相关官员没有经验也是原因。太急躁加上没经验，摩擦就是必然的了。

今天和三个学者吃饭，几乎是开了三个会，话题始终在时政问题上，根本没有拉家常的时间。这让我看到了哈佛教授们的敬业。

晚饭后该轻松一下了，到朋友王开元家吃第二顿晚饭。他新买了房子，计划在哈佛学习型养老，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是要用钱做依托的。

十几个在哈佛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吃饺子，喝红酒，欢声笑语。恍惚间，似乎回到了中国。

2016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