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我并不认为儒家主导一切就能够解决信仰问题

本期方家：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采访者：李大白（腾讯思享会）

在消费主义逐渐占领一切场域的当代中国，似乎所有的社会问题背后的心理动因都可以被归结为所谓“信仰缺失”，而官方、学界甚至鸡汤文学界也都在大力呼吁进行“信仰重建”。

信仰问题因何在当今中国如此突出？国家和学界、宗教界在“重建信仰”的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腾讯思享会“方家识见”栏目日前就此问题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方朝晖教授，在他看来，除却宗教信仰之外，“行业价值信仰”的缺失是社会信仰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让今天的中国社会存在着“社会瓦解”的威胁。

以下是访谈实录（三）：

腾讯思享会：八十年代后信仰重建过程中，国家和学者都起了怎样的作用？为所谓的“信仰重建”做了什么举措？

方朝晖：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首先应当承认在八十年代所谓的信仰重建过程中，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在消解信仰，而非重建信仰。

经济改革完全走向了功利主义思路，所以整个社会变得很急功近利。到后来年代，后现代主义特别流行，把一切信仰都打入冷宫了。知识分子也完全被西方自由主义主宰，但自由主义是不能给我们提供终极的个人信仰的。真正的信仰要能从根本上拯救一个人，让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崇高庄严，自由主义只告诉你该怎么选择，有哪些权利，不能够解决人们精神世界深处的危机的。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没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结果他们在信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利己主义者，也就是没有信仰的人。

腾讯思享会：国学在信仰重建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理性、开放的信仰体系？

方朝晖：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先要搞清楚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未来的信仰体系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孤立地从国学本身出发，自说自话，闭门造车。

我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社会的话，它的信仰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要有一种全民的公共信仰，它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能够指导各行各业的。这个公民公共信仰就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信仰，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信仰比这更能成为全民公共信仰了。衡量一个社会有无全民信仰的最好尺度，是看人们的正义感是否强烈。当一个社会缺乏公共信仰的时候，大家看到不好的事情，正义感就很少。比如在马路上看到警察打普通公民，都不愿意挺身而出。当人们的正义感大幅度下降，人性就会变得冷漠,这是缺乏全民公共信仰的重要标志。

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留下的遗产。“文革”中鼓励说谎，让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伪善盛行。什么叫做伪善？就是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你非要说它是真的，而且越是能够说得惟妙惟肖，越是能够升官发财。伪善在整个社会的盛行，是导致全民信仰败坏最重要的根源之一。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后过于急功近利的思维，引导了全民疯狂的逐利潮。因为国家大政方针是以利益为导向，以利益为动力的，所以全民也跟着一窝蜂地去追求利益，乃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第二，要有对于行业价值的信仰。“文革”中的政治挂帅，“文革”后的急功近利，共同摧毁了中国人的行业价值信仰。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引导人们把所从事的工作当成满足人性尊严和价值需求的途径，以此来处理金钱和权力的问题。但当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潮流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围绕怎么捞钱。比如说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教书育人，但是现在学校认为，赚钱比育人更重要，教书育人的目的是为了多拿奖金。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小学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教育的初衷完全被违背了。当挣钱的需要和育人的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宁可选择挣钱。能不能教书育人就是次要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教育者虽然挣到了钱，但知道自己的钱来得不干净，所以从精神上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更不会有对教育事业无比崇高的神圣感。也就是说，教育作为一个行业的精神价值在他身上没有实现。一个行业给人带来多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你多大程度按照他的规则来做成正比的。你不按照这个规则做，人就没有尊严和价值了。这是今天中国行业价值缺失的重要根源。另一个导致行业价值缺失的根源是政治高于一切，不顾行业的逻辑，不尊重行业的规则，一切都为政治和国家服务。

第三，要有繁荣的宗教信仰市场。宗教信仰是高度个人化的，我信仰某一个宗教，是为了个人灵魂的拯救，无关乎其他，它从根本上是要为人提供终极的安顿。比如说我信仰学术这个行业，哪怕把学问当成了生命，也和宗教信仰是两码事。对学问或任何世俗事物的信仰，都不能代替生命的终极信仰，即宗教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最盛行的宗教无非就是儒家，道家，佛家，还有民间宗教，这几大宗教对中国人过去几千年精神生活的安顿都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迄今为止，在人类几大文明体系当中，都是宗教培养整个社会的精神信仰方面发挥了最大作用。“文革”把宗教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基础彻底毁掉了，现在要重建，假和尚，伪和尚就很多。宗教机构也要挣钱了，不可能像过去发挥那么强大的作用了。我到其他国家去，发现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哪怕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镇，都能看到三五个风格不同的教堂。又比如说到台湾去，你会发现民间宗教是极为发达的，宫观庙宇无处不在。宗教在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最底层的穷人到最高层的精英，宗教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局面的。

我并不认为儒家主导一切就能够解决全民信仰问题。我主张在官方的理性引导下，积极地培育一个繁荣的宗教环境，不能再把宗教当成精神鸦片，从内心深处承认宗教的伟大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家就是从事道德教育的专家，只有他们最有资格推行道德教育。完全指望通过官方教育和道德说教的方式来树立国民的道德信仰，是没有用处的。

政府能不能发挥作用呢？当然可以。但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要懂宗教，如果他们本身把宗教当成危险的东西来对待，那么一开始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唐太宗就很聪明，玄奘法师在西天取经十九年回来，唐太宗发现了他，给他大笔经费去翻译佛经，广招徒弟，大兴庙宇，现在你在西安看到的大雁塔小雁塔据说都是他建的。如果唐太宗整天关心的是，你现在搞的佛经对于我的大政方针有没有帮助？是否让大家紧密团结在我的周围、贯彻落实我的政策？对于我们大唐建设成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否有直接帮助？他成天到晚如果去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去支持玄奘了。我们要尊重宗教自身，玄奘所做的工作是你唐太宗永远代替不了的，你只能支持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佛教、道教、包括儒教，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非常地成熟，它有一整套的机制，如果真心往这个方向去推进，多培养一些宗教管理人才，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很快就可以改变面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