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说说龚育之的《“阎王殿”旧事》

龚育之先生是在2007年6月12日去世的，一晃，9年过去了。他住院时我曾去看过，知道他的病情无法逆转时，很是悲伤；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后，很长时间无法接受他已经离去的事实。读到他去世半年后出版的《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因为这种情感，更因为《“阎王殿”旧事》是一本研究1949年以来思想史很重要的参考书，所以，我时常翻阅。

   龚育之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即追求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洗礼中加入中共。此后，直到他去世，一直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共思想理论界的历史相交融。他为官，从干事一直到部级，却不大为人所知；他为文，却赢得百口交誉。纵观1949年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为官为文，文掩官痕，期许几人？书生龚育之是也！

为文，为经国济世之大文章，是龚育之一生的重要使命。中共重要文件的起草??从十一大到十六大的报告等，重要文献的编篡??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著作到《邓小平文选》等，他或是参与者或是主持编辑出版者。而作为理论家，他在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重要时期，都有具重要影响的文章问世。其对邓小平理论的阐发，尤功莫大焉。有论者曰：他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在党的思想理论上维护这条道路的一方思想重镇，是在党的理论与党的历史研究中的一方学术重镇。可谓一语中的。

为文，为作为学者的历史感悟之文，是龚育之晚年的重要写作内容之一。为官在风云跌宕的思想理论界，为他在晚年为文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自1952年龚育之参加工作始，即供职于中央宣传部，“文革”前中宣部所走过的17年历史，有14年他陪同走过。尽管在“文革”开始时，中宣部被称之为“阎王殿”而一锅端了，龚育之也作为“判官”被打到，但晚年他仍然认为：这是“青春美好多彩的”14年。原因无他，是因为在这里，龚育之遇到了“一时的风云人物，难得的豪俊之士”，而他也在这里得到了人生的历练。因此，他晚年陆续写下了一系列了关于中宣部的回忆文章，结集成为这本《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

“文革”前的中宣部，的确是“豪俊之士”充盈。现今在学界和思想理论界依然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诸如陆定一、周扬、胡绳、于光远等人，当年都是这里的领导，同时也是龚育之眼中的大学者。而作为“文革”前17年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哨，中宣部所经历过的一切，则成为意识形态风云变幻的缩影。龚育之以行云流水般的思绪，以“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董狐之笔，将这浓缩的17年一页一页翻开，为历史，也为自己，存照。

当年，处于历史漩涡中的中宣部，人曾被雨打风吹，事曾被混淆黑白。晚年的龚育之要担当“自己的责任”来回顾，不免遭遇此情可待、思之枉然的尴尬。因此，读者从书中感受到的不是作者完成这份“责任”的轻松，而是一份历史的沉重。或许，作者知道读者的感受，在序言中特意说明：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里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