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关于李泽厚“告别革命论”的几点思考

我在《试析新文化运动中途夭折的历史原因》(下文简称《夭折》)一文中谈了一些对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论的看法，本文想对李先生“告别革命论”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也算是《启蒙》的娣妹篇吧。

告别革命论归纳出来的三个问题

李先生(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在大陆学界引起的激烈争论，恐怕至今也没有平息。总的感觉是，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告别革命论”是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告别革命论错在那里?》一文，可谓这种批评态度的典型代表。不妨摘录其中“经典”的一段：

    “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能退出历史舞台吗?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可以压制下去吗?‘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

张海鹏先生所说的道理当然不错。但是，在学术争论中，尤其在关系到学理层面的争论中，最为犯忌的是两点，一个是概念模糊混淆，即双方对关键概念的理解根本不是一回事，结果便是“鸡同鸭讲”，各说各的话，各吹各的号;另一个就是还没有将对方真正的原意弄清楚，或者将对方的原意领会错了，就开始咚咚放炮，结果炮弹全部落靶。而这两个大忌往往成为学术争论中的通病。我看，张海鹏先生对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告别革命论的抨击，恐怕也难免犯了这个通病。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探讨李刘两人告别革命论在学理层面、史实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对错，第一要把李刘两人提出这个立论的原意搞清楚，第二要把李刘两人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中的关键词“革命”这个概念的真实内涵和外延搞清楚。

我们先看李刘两人提出告别革命的原意是什么，实际上他们说得很清楚。刘再复先生在《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一文中这样说：“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遗症太大。这种后遗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么就内战不休，要么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意识形态极端脆弱)，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我们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的包袱。”

可见，刘再复这段话概括出“告别革命论”的三层原意：第一层：并不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历史作用，即这些革命的合理性或内在逻辑;第二层：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屡屡选择血腥的暴力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这类革命并非是历史的惟一选择，实际上这一个多世纪中出现了很多改良的机会，只是人们没有抓住或醉心于革命而忽视、放弃了这样的机会;第三层，希望中国在今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告别这类血腥的暴力革命，只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革命崇拜”的观念，或尽力化解可能的革命危机，这样的告别是能够做得到的。

如果我们尊重李刘二人“告别革命论”的原意，那么，张海鹏先生“针对性”的“经典”批判的标靶，至少一大半要落空，或者是他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而人为地树起来的。再看李刘二人“告别革命论”中“革命”这个概念的本真含义是什么。李刘两人的《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对“革命”概念，给出了下面的定义：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激烈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李泽厚进一步阐述：“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作，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

实质上，“告别革命论”的核心理念，提出了三个问题，看“告别革命论”是否能够成立，只要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深入追究，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三个问题是：第一，李刘所要“告别”的革命，是有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特指的，即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历次革命。这种“以群众暴力等激烈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的革命在中国一个世纪现代史时空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它内在的政治逻辑和历史逻辑是什么?第二，这种革命在中国现代这一个世纪的时空中，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是否被某种偶然性支配着，也就是说并无一定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可以避免发生，抑或由改良取而代之?第三，如果这样的革命没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今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是否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彻底告别这样的革命?

尽管这三个问题和上文内容有诸多重复处，笔者以为还是有必要将它们独立、清晰地列出来，以便对“告别革命”论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这种“更深层次的探讨”，以笔者的浅陋寡闻和不学无术，是无法担当的，而李刘二人是学界大家，本人只是白衣一丁网络屁民，更不敢班门弄斧，贻笑大方。只是凭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份“胆量”，自不量力或“无知无畏”地谈谈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一些浅薄看法。

中国现代历次暴力革命的政治性质是什么?

这里所谓的“中国现代历次暴力革命”按照“告别革命论”的原意，是指辛亥革命，国共两党合作的颠覆北洋政府的大革命，以及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这几场革命，在政治上究竟属于怎样的性质?我以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此类革命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中是否应该告别，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必然告别，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才能告别这样的大问题。

为了对中国现代这几场革命的政治性质有一个总体的、清晰的观照，我们先将“革命”这个概念的广义内涵和外延，进行一个大致的界定。百度一下，“革命”这个概念的沿革和发展，积累了多重内涵和外延。以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定位，革命是指“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称为革命”。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的“革命”，是指：“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美国的亨廷顿，先后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意义的革命和政治意义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1.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2.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3.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4、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界定的革命，有如下三个基本点：“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上述这些定义，专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言。尽管这些关于革命的定义都是集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而成，但我认为仍然是不全面的，其中有些定义并不准确。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不应该是一个全称判断。实质上，在大部分历史场合，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是一个政治集团推翻另一个政治统治集团的暴力行动。比如中国皇权时代即便是农民革命推翻了一个王朝，也不能证明是“农民阶级推翻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取得起义胜利的“农民政治集团”所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其政治性质和被推翻的旧王朝如出一辙，并无两样。

        因此，我以为，对人类暴力性质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定义，还应该补充如下内涵：

       其一，暴力性质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人类专制时代的特殊产物，在人类专制时代向以现代宪政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过渡的过程中，暴力革命或许能够成为助产婆，但在完成这个过渡之后，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秩序中，暴力革命应该从此消失。只有当专制逆流卷土重来时，暴力革命才会“东山再起”。

    其二，暴力革命，是一个政治集团推翻另一个政治统治集团的剧烈行动。而“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集团双方，可能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利益倾向，但这种倾向并非占第一位，而是不确定的，根据情况随时变化着的，而占第一位和恒定不变的，则是这些政治集团自身的、特殊的政治、物质利益。

    其三，在革命的过程中，代表革命一方的政治集团业已实现了的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可能会给广大民众带来某种程度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社会解放乃至“民族解放”，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进步，但只要这类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不是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创建，那么这些纲领和目标的最终旨归，则仍然是由这个政治集团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种种说词，这也是这类“革命”的第一利益所在。只要“革命”的政治集团坚持对全部政治权力的垄断，坚持自身第一政治利益的坚守和扩张，则它终有一天会走向它给大多数民众所带来的那些“解放”和利益的反面。

    其四，人类专制时代暴力革命特定的内涵，是指这类革命尽管血腥残忍，但仍然多少不等地给大多数民众带来某些“解放”和利益，给社会带来哪怕些微的进步。而在这类“革命”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暴力政治斗争或战争,这类政治暴行不仅不能对民众利益和社会进步带来任何推动作用，反而酿成程度不等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导致社会文明大踏步倒退。如中国皇权时代的宫廷内斗、相当一部分破坏力极强的农民起义、政治分裂时期的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等等。因此，不能将此类政治暴力斗争归类于“革命”范畴。

现在，我们可以用上述“革命”的定义来观照中国现代那几场革命了。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是以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为纲领和目标的政治革命，它创建的共和政体，是“革命阵营”内各派政治集团彼此妥协的结果，而且是流血最少、暴力因素最少、接近于和平的政治革命。如果这样的革命彻底成功，中国将告别所有带有暴力性质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当然也会告别所有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无任何推动作用、只会祸害无穷的暴力政治暴行。可惜，辛亥革命因历史条件的极不成熟，从而彻底失败了。袁世凯称帝闹剧后的中国，所呈现的政治生态是一种对中国皇权时代的严重反祖：旧王朝覆灭后通常会出现的政治分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民族危机一步步迫在眉睫时，只有重新实现政治统一，才能化解民族危机。而用各方政治力量通过协商、妥协的和平方式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已经不可能，共和国的宪政机制此刻已经完全失灵，采用传统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方式，已经为各方政治力量惟一的历史选择。而任何一个立志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集团，它将自己的政治目标锁定在由自己垄断全部国家政权上，已经不容分辨。至于无论是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还是统一成功后垄断全部国家政权，必然导致政治专制的卷土重来和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践踏，这也是难以避免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悖论下，如何来界定各方政治力量在武力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中，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呢?笔者不才，斗胆认为至少有五条主要标准必须对其加以界定。

第一条标准：实现政治统一，化解民族危机，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

第二条标准：富国强兵，推进工业文明的本土化和现代化进程，推进现代成熟、健全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国际工业文明接轨，使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摆脱贫困，富裕起来;

第三条标准：向构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方向推进政治变革;

第四条标准：逐步实现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第五条标准：创造各类政治、社会、文化条件，逐步实现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因为没有这种解放，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类不断更新飞跃的创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探索能力，就根本不可能释放或完全释放出来。

如此，在各方政治力量用武力争夺政权、统一中国的斗争中，举凡符合上述标准、或其中任何一条标准的政治行为，或者暴力政治行为，都可归纳为“革命”行为。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些标准来判断这几场革命的政治性质了。

上文已经对辛亥革命的政治性质进行了界定，即是一场彻底失败了的现代民主革命。那么，接下来的那一场革命，就是国民党为主体的政治力量推翻北洋政府统治的革命了。说来奇怪，北洋政府除了袁世凯短暂的称帝和张勋昙花一现的复辟外，应该说它执政的整个时段，都是保持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共和政体架构的，或者权力的运行是在共和的招牌下和框架中进行的。而国民党用武力推翻这个政府，对于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而言，可谓是一种颠覆行为，甚或是一种反革命。如此，由国共两党合作、以国民党为政治军事主体而掀起的“大革命”运动，其政治性质真的能算是“革命”的吗?我以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page]

       大革命运动的“革命”性质，表现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发动的“国民革命”这两方面。就北洋政府一方面而言，它的政治宿命中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导致它必然“被革命”的结局。一个弱点，它权力运行和执政行为的轨道离共和政体的核心理念和原则渐行渐远，且不可逆转，无法挽回。一方面，面对全国“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以分权为架构模式的共和政体根本无法应对，加上地方财政被截流，中央财政枯竭，致使北洋政府处于两难境地：维持现状吧，根本不现实，中央政府已经形同虚设，无法有效行政了;另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来应对分裂局面、统一政令军令、维系中央财政吧，这样做不仅要背着践踏共和原则的骂名，更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实现中央集权，因为最要命的，是北洋政府的军事力量自身也处于分裂、割据、混战、争夺地盘和中央政权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西方共和政体在中国所患的一切“水土不服、难以存活”的重症，命中注定地落在北洋政府的身上，且无可救药;另一个弱点，在武力统一这个“时代主题”上，北洋政府是中国传统政治基因“返祖”、“裂变”过程中的受害者，而不是获益者。说得简单些，就是在重新出现政治分裂的局面中，北洋政治军事集团不是一个处于新生的、成长中的、不断壮大并具有广阔政治前途的政治力量，而是一个处于衰朽的、分裂的、变质、变性的政治团体。而北洋集团之所以分裂为各自割地而据的军阀集团，皆是中国传统政治恶基因从中“作祟”也。如此，既然北洋集团不可能完成政治统一大业，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总之，在坚守共和和武力统一这两个方向上，北洋政治军事集团都已经无所作为，回天无力，它的“被革命”，也就在劫难逃了;

那么，就国民党方面而言，又如何呢?毫无疑问，国民党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政治大分裂时代来临后的受益者。比起北洋政治军事集团来，国民党有如下政治优势：

        其一，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中，国民党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信仰、理论建树、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的现代政党，并有着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虽然辛亥革命之后作为国民党前身的“革命党”处于在野位置，但恰恰是其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针对中国国情的理论建树和政治纲领，弥补了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执政集团无明确思想信念、理论构想、政治纲领、建国步骤的缺憾。同时也正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能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断成长、日渐严密且充满活力，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党拥有广阔的政治前途;

        其二，在坚守共和与武力统一这两个处于矛盾和对立状态的时代主题面前，国民党的着将两者统一起来的清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步骤，那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事实证明，这“三部曲”尽管有诸多缺陷和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因素，但只要努力实践、身体力行，不断试错，在中国的国情中是可以行得通的。

        其三，正因为有上述两点，国民党在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在征服、收服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事业中，能够有所成就，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后形成的各方地方实力派割据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不是辛亥之前的旧军阀，而是受过辛亥革命洗礼、在思想观念上受过现代民主理念熏陶的“新军阀”了，国民党通过武力征服或其他手段将其融合进自己的“革命阵营”，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国民党拥有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理论思想”实力。

       其四，事实证明，“大革命”之后的国民党政府，在政体和政制的架构上虽然集专制内容和“共和”形式为一炉，仍然为中央集权制，但行政效率和社会动员能力比起北洋政府要高出许多，尤其在国家治理、国民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有序、发展、统一、规制上，尽管曲折多多，挫折连连，但仍然有所建树，可圈可点。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明证。综上所述，难免挂一漏万，但这区区几点，已足以说明国民党推翻、取代北洋政府的暴力行为，具有“革命”的政治性质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场“革命”，即中共武装力量推翻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暴力行为，是否真的具有“革命”的性质。对此，或许有人会提出如下疑问：上文中关于国民党颠覆北洋政府的所有“革命”理由，都证明了国民党的“革命”代表了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和引领中国重建现代民主制度这两股主要的历史潮流，因而任何反对、颠覆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政治暴力都应该属于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性质，如果把中共的暴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岂不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吗?是的，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代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被“反革命”绞杀、“反革命”政治力量反而取得胜利的情况的确有，或许还不少，但可惜，国共两党对决的最后胜负，却不属于这种情况。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国共两个现代政党在政治优势的比较上，中共有哪些领先之处：
 
      其一，中共的政治信仰和理论学说是马列主义。不错，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学说带有乌托邦的空想性质，但这种学说本身不是由空想产生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初始发展阶段的两大致命弊病的剧烈反弹和“矫枉过正”中产生的。初始资本主义两大弊病是：资本靠对工人的过度盘剥作为资本增殖的主要手段;以抢占国际商品市场为目标用暴力手段进行全球性的殖民化。前者激起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反抗，后者激起了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马列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两大弊端“矫枉过正”的理论学说所引发的政治实践，注定要成为时代主要潮流中的一支。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和成长的中共，在政治信仰和理论学说上可能比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具有更强的凝聚力、更广阔的政治实践空间和更具潜力的社会动员能力。

       其二，比之国民党，中共的组织、纪律更严密，尤其党的核心层在对全党统率过程中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远胜于国民党。

       其三，中共政治动员的重心在底层社会群体，而国民党政治动员重心在社会中上层，因而更能利用晚清、辛亥以来不断加剧的因底层民众日益贫困而引发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其四，中共的建军思想由政治理念凝聚而成，因而即便有旧军阀成员参加，对其改造也比较彻底，而国民党除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外，还有大量被其用政治或武力等各种手段收服的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队，这些军队大部还保留着“兵归将有”的传统，建军理念在不同程度上还停留在旧军阀割地称雄的层面上，如此，在军队国家化这个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政治目标上，国民党遭遇的困难和障碍，要比中共多得多，也更耗时费力。

       当然，仅上述四条“优越性”，虽然已经构成中共最后胜出的主要因素，但还没有构成中共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革命性”，而这个“革命性”，则完全是由国民党自身的致命弱点“赋予”对方的。在我看来，国民党的致命政治弱点至少有三点：

       一是腐败导致的“速朽”。而国民党的腐败，是有继承性的。在中国皇权时代，在新旧王朝的替换之间，如果新的王朝不能对旧王朝上流社会的腐败进行较彻底的清理，反而将它们继承下来，那么新王朝内部的腐败就会变本加厉，呈几何速度蔓延，很可能成为“短命王朝”的致命原因之一。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并没有清除晚清上流社会的腐败，反而将它继承下来，而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之后，也同样没有对北洋政府继承和自身发展的腐败进行有效清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继承下来，这和国民党的政治动员目标为中上层社会阶层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政治“威望”达到全盛的时刻，它的政府却因为历史“积累”起来的腐败而成为一个速朽的政府。而推翻一个腐败政府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动机后果如何，都具有“革命”的性质;

       二是割地称雄的建军理念，是国民党军事力量因袭的另一个致命的传统。这个历史包袱不仅内耗了国民党军队大量的战斗实力，而且极大地消解了国民党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正当性”，它不仅是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砝码，而且是军队内部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精神源泉。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其军队内部还发生了蒋桂之战、中原大战这样毫无正当性可言的混战，足以说明国民党军事上传统因袭太重，这当然成了“被革命”的重要理由;

       三是在中国皇权时代，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如果不想做短命王朝，就必须考虑到底层人民的休养生息。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适当地“平均地权”，让前朝因大规模土地兼并而流离失所失去土地的农民有条活路。虽然孙中山早就提出平均地权，但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有效兑现。在这个问题上，又让中共占尽了先机，仅凭这一条中共要“革”国民党政府的“命”，也能“顺理成章”。

总之，如果国民党不具备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那么它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政治目标也就免谈了。而中共领导的“革命”至少在继续完成并巩固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一步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以及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两点上，是符合中国现代“革命”的“标准”的。

中国现代历次革命可以避免吗?或能够被“改良”取代吗?

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从各个政治集团宣称进行“革命”的理论文本和政治目标中是无法直接找到答案的，真正的答案，深藏在“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生态的本真情境之中。

我们不妨从辛亥革命、国民党主导的“大革命”和中共进行的“土地革命”这三场革命入手，看看这三场革命产生的“政治生态的本真情境”究竟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革命是否真的能够避免，或者是否能够被改良取代。

先看辛亥革命。李泽厚在《告别革命论》一文中说：“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至于李泽厚为什么认为革命没有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出于他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特色。”而中国现代这一系列的革命，正是这种实用理性指导的结果，它表现为“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如果我猜得不错，李泽厚的意思是，这种由思想产生信仰、由信仰产生行动的模式，仅仅是思想层面各种观念彼此碰撞的产物，和历史发展的具体路径没有必然的联系，属于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如果人们当时在主观上进行另一类选择，那么革命就可以避免。印证李泽厚这一意思的是他下面一段话：“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我不同意李先生的观点。不错，辛亥以来的任何一场革命，都是由某种政治观念引领的，甚至“革命党”本身的产生，都是由外来的思想观念孕育的，而不是从本土政治土壤中直接生长出来的，但是，这些“观念”能否“制造”出革命，或它制造出了怎样的革命，却不是由这些观念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中国政治生态的“本真情境”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的任何一场暴力革命，都是由中国近现代特殊的政治生态决定的，而能否告别这样的革命，根本不是取决于什么经济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是取决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独特的政治生态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那么，辛亥革命产生的政治生态，或者其“本真情境”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区区三条主线，就可将这政治生态的“本真情境”大致勾勒出来：

       第一条：其时，清王朝已经到了王朝周期率的尾声，是一个百病缠身、气息奄奄的垂垂老者也。如此衰朽的思想和体魄，即便努力应变，也既不能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也不能肩起立宪变革的创举，它已经成为历史前行的巨大障碍，而辛亥革命不过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条：英国在封建君主制的分权状态下，通过贵族、教会、自治城市、工商阶级、市民阶级和君主、王权数百年的博弈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现代宪政成果，怎么可能在区区十数年间就在一个数千年来没有任何分权传统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中生长出来呢?而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而组成的“皇族内阁”，正是这个道理的有力印证。同时正是这个“皇族内阁”，使大部分立宪派死了心，被“赶”到“革命”队伍中去了;

第三条，“革命”，成了“王朝”覆灭和“轮替”的独特方式。在中国皇权时代，任何旧王朝的覆灭和新王朝的诞生，都有其特殊的引线和方式：或宫廷内讧，或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或军阀和藩镇割据。但清王朝的覆灭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却独一无二——即革命。清王朝内部的“土崩瓦解”，清王朝中央集权纽带的松弛和崩溃，清王朝治理框架中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几乎无一不是以“革命”的脸谱出现的。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革命团体文学社的组织。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一个专制王朝的常备军中，竟混入了这么多“革命党”，这个王朝还有救吗?而“武昌首义”，居然是由新军工程营后队的一个“班长”拉上一个“连长”在仓促之间领导成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首义”成功后，全国竟然有十三个省响应革命宣布独立，而决定清廷命运的“六镇新军”竟然成为袁世凯手中向革命军讨价还价的筹码，整个清廷因此被袁氏玩于股掌之中。试问，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革命”能不发生吗?能不在时代潮流中唱主角吗?[page]

再看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揭示国民革命发生的政治生态，不需要从正面描述这个革命，只要从中原大战发生过程的“本真状态”，就可窥斑见豹。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5月至11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蒋介原石北伐时，为求快速胜利，允许军阀投靠国民政府，以直接改编方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完成后，中国国民党大多在各地留下政治分会，由地方军阀掌控军事、人事、行政、财政大权，相关事务中央无从置喙。由于地方军阀扩大势力与中央冲突，形同唐朝的藩镇割据。蒋对各省份影响不彰，不但无法介入地方，只能以谈判调停解决纠纷;甚至必须支付预算给不受号令，独立自主的各地军队。全国军费支出超过财政收入一半以上，就财政部的统计实际军费甚至是国家预算的2倍以上，加上军阀以拉夫等方式，征用民众人力、物力进行战争，深刻地威胁蒋的统治地位与国民政府经济。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商讨国军的编遣，减低军费支出，蒋决定在此推动“军队中央化”，编遣会议计划将当时中国84个军近220万人以上的部队大幅减并至50万人。这使各军事派系关系开始紧张，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冯玉祥、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等不满军队被削，忧心忡忡，过去赖以为生的军权，等同被蒋变相并吞，故开始进行反南京之举动。192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新桂系先和蒋中正决裂，爆发蒋桂战争。蒋一方面拉拢桂系部队，另一方面以武力进攻，最终桂系溃败，李、白、黄于6月出走海外。5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冯自任西北路权党救国军总司令，冯部下韩复榘、石友三支持中央，冯玉祥于6月出走太原，被阎锡山软禁。11月，李宗仁等桂系连同汪精卫通电反蒋，12月，唐生智、张发奎通电拥护汪精卫及阎锡山，另立中央于北平。1930年2月，阎锡山致电蒋中正，要求共同下野，由汪精卫领导改组扩大会议，以示公平，但为蒋所拒。阎、蒋双方电报往复。持续将近一月之久，时称“电报战”。3月，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全体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3月15日，原第二、第三及第四集团军57名将领列出蒋介石六宗罪行，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及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及李宗仁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布就职，石友三再度倒戈加入反中央军，惟张学良未表态。4月5日，南京方面下令通缉阎锡山。自此，中原大战拉开帷幕。……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国民党内最大的内战，战事蔓延直、鲁、豫、陕、鄂、湘、桂等行省，各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三十万，造成官兵伤亡在三十万以上。互相用包括以官职、财物收买对手部下，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的结果，更加恶化中国各派别军阀间的团结。中华民国为了应付战事经费而到了接近破产的边缘。本来准备剿共的国军亦多数被调出，让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发展的机会。

实质上，中原大战中亮相的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都是从辛亥革命后响应革命的各省“独立”运动中“崛起”成长起来的，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形成不仅是晚清王朝“土崩”和“瓦解”的致命原因，而且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基因”的传承和“复制”。而中国历史上政治分裂时期的任何军阀割据，其生存的根本逻辑就是枪杆子，地盘子，印把子，钱袋子。国民党要进行革命，要统一中国，要实现宪政，如果不彻底解决全国性的地方实力派割据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用武力征服各路军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试问，究竟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决定了国民党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还是国民党的主观选择产生了这样的暴力革命?去和军阀谈民主，谈宪政，让他们心悦诚服地交出枪杆子，地盘子，印把子，钱袋子吗?那形同与虎谋皮，痴人说梦!总之，这一片历史的沼泽地，不是念着改良、议和、协商、妥协的口诀就能凌空飞过去的，必须用枪杆子一步一步趟过去，这就是国民党发动暴力革命的历史逻辑。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实质上，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共政治信仰和政治纲领的理论预设中，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自己的最低纲领，而将社会主义革命乃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而实现后一个政治纲领，显然是要“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命”，也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那么，在中共的政治视野中，国民党显然是代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政党，因而总有一天国民党要成为中共“革命”的对象。不仅如此，在中共为实现自己革命目标而预设的斗争步骤中，就有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当两党合作破裂、国民党向中共举起屠刀的时侯，中共将国民党视为“反革命”、进而用“暴力”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革命”，就不仅仅存在于中共政治纲领的理论预设中，而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实践了。

国共合作的破裂，是以血腥屠杀方式进行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本文就不赘述了。而在这场杀戮中，两党究竟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当时有鲁迅的一段杂感作为当时“流血革命”的写照：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而梁启超对于两党之间的杀戮，则别有一番感慨：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

可见，鲁迅和梁启超的政治倾向是不同的，前者倾向中共，后者倾向国民党，但对于两党用屠戮自相残杀，似乎两人都不赞成。那么，究竟如何判定两党在反目成仇后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这个问题留到后面去谈，先看看两党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哪些。

我们知道，国民党与中共合作，完全来自于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压力。其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正在筹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样仿照俄国革命模式实现自己的三民主义，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又想将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对孙中山鼎力支持，提供了包括军火、经费、智力等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顺从俄共和第三国际的意志，和中共合作。然而，孙中山内心是不愿进行这种合作的，他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双方从合作一开始，就心存芥蒂。接下来两党便矛盾重重，龃龉不断。这些矛盾和冲突有：

        其一，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中共阵营中来;中共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侯，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其二，中共党员有控制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倾向。党内合作对国民党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其三，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

       其四，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

应该说，国民党当时依靠俄国的支持主导并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时，已经深感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共产党已经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的那种危机感。一来中共的理论纲领已经将国民党预设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作为未来革命的对象，二来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仅“拉”走了国民党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有控制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危险，三来共产党自行其事地搞自己那一套阶级革命，不仅触犯到国民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利益，而且分明已经暴露出和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争夺“天下”的苗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已经在所难免。

问题是，两党进行了数年的合作，其破裂方式却用屠戮来实施，不仅太过分了，而且突破了人道主义底线，难道和昔日的合作者比当前的敌人还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吗?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一个严厉的政治拷问，因为毕竟是它率先举起了屠刀，而正是因为这种血腥的屠戮，使共产党获得了武装反抗的正当性。

        对国共两党而言，无论是一方率先举起屠刀，还是另一方以牙还牙，以暴易暴，这种政治暴力性质本身，不具备真正的“革命”性质。只是，当人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文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不得不由这种暴力行为推动时，这种暴力行为才被染上革命的色彩。不错，从逻辑上来说，革命的暴力行为和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文明和进步，其性质是无法分割的。但从历史进步的视角来看，两者又是必须分割的。因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永无止境，但用暴力和屠戮获得点滴文明进步的野蛮方式，则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对辛亥以来的三次革命中的当事者，以“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标签进行简单的价值分类。比如，无论在化解民族危机、实现民族解放还是在推进现代化、工业文明这两个现代“革命”层面，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共政府都是作出贡献的，甚至晚清王朝，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然而，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历史递进过程，却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政权更迭进行的，而且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是通过暴力行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命、财产、社会代价来完成的。而每一次政权更迭，新政权比之旧政权更为“革命”的地方，不过是在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上它比旧政权推动历史的能力更强、作出的贡献多一些罢了。

大陆学界对于辛亥以来一轮比一轮激烈血腥的“革命”常常感到困惑，不少学者以为这些革命都是由那些“革命者”激进的“革命”理念和偏激的“革命”情感引发的，以为如果当时这些革命者能够理性些，理智些，冷静些，宽容些，也许这些革命就不会发生，或者会走上一条改良主义道路。实质上，当时出现的是一种传统的政治分裂局面，而当时应运而生的各种以全国政权为目标的政治力量，命中注定地要用武力争夺政权，以求重建政治统一。这一点是由当时的政治生态和数千年政治基因的遗传作用决定的，是不以这些革命者意志为转移的。而革命，不过是这些政治力量为争夺全国政权打出的时代旗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