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蒋廷黻死而有憾

蒋廷黻归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1923—1929)、清华大学(1929—1935)任教。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视角，主要体现在对晚清外交史以及西方史学家所认知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一概念框架下的开创性工作，即从档案研究去看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清宫档案。清华五年，是其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蒋自语)。

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同时，编纂出版两卷《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此后兴趣又转至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展的研究，大多数人以为这是“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蒋却觉得“弃之可惜”。他曾帮助清华图书馆购买大批清廷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收集清末权臣的文件和信札，“他们的后裔不懂得这些东西的宝贵，竟有时用麻布袋装起论担论斤出售。廷黻派人和他们接洽，讨价还价，一袋一袋买来，打开来时的心情好像开封礼物一样……”他还是琉璃厂书商们一位重要的顾客，每周三上午，是他接待书商的时间，“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1932年，美国人费正清来华进修，蒋廷黻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个案研究(筹办洋务)，费氏的许多“概念性观念”受到蒋廷黻的影响，如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与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之间的差异，这个观点最早是由蒋廷黻提出来的。费正清后成为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流专家，始终认为蒋廷黻是引领他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老师。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这本刊物由胡适负责编辑出版，偶有离开时，交蒋廷黻代为编辑(后来是吴景超和陈之迈二人代理，作者注)。在“民主与独裁”那场论战中，蒋廷黻与胡适打过笔战，引发这场论战的正是蒋廷黻本人。蒋廷黻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从创办之初至奉召从政，前后三年时间。在当时，他不仅重视时人最为关切的中日问题，对苏联外交政策也有过深入研究。他之所以后来出任驻苏大使，或于此有关。

当时的中国，内战频仍，烽火连天，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在蒋廷黻看来，这是因为没有像英、法、俄等国那样经历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因而在论战中主张“开明专制”，胡适等人表示不赞成，甚至认为蒋廷黻对此时中国的判断，是“政治偏右”、“经济偏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蒋廷黻内心无不“切望中国能够早日现代化”，他对一战后土耳其剀末尔所领导的“革新运动”充满了敬意，认为剀末尔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号称“东方病夫”的土耳其迅速复兴起来，很值得中国效仿。

1935年11月，蒋廷黻接到翁文灏从南京打来的电报，称委员长要立即见他。赶到南京，才知蒋介石将兼任行政院长，要蒋廷黻担任自己的政务处长，没有一点拒绝的可能，说这是命令，蒋当场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翁文灏则被内定为行政院秘书长。

蒋廷黻奉召入阁，胡适为此送他和翁文灏两句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丁文江)，蒋十分明了胡适赠诗的真实寓意，后来发表文章偶尔也以“泉清”为笔名。

学人从政，在当时一般人看来，这是“学优则仕”，而对蒋廷黻来说，只是学以致用，“蒋早有经世致用的怀抱，过去是企望用学术贡献于政治，现在是可以直接应用于政治措施上了”。蒋廷黻在行政院政务处长任上，看到他所认为的“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便思而有所兴革，在行政院内部成立了一个“行政效率研究会”，甚至提出取消“政务处”这样的官僚机构。蒋廷黻是研究历史出身，自然会对档案工作十分重视，制订出一整套管理档案的科学方法。抗战时期政府各机关档案以行政院档案最为完备，也最有条理，这无疑要归功于蒋廷黻的提倡及同仁们的努力。

蒋廷黻是对中国历史有心得的人，曾提出要“改革一般人的人生观”。他在《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文中说：“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对一切公私事业，只要大政方针不错，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没有恶意的破坏。”他之所以提倡知识分子应当做一个“现代人”，就因为“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对现实社会要有一种真诚的关怀。蒋廷黻出身既非豪门，亦非望族，学成回国后矢志学术研究，本无意介入现实政治。由于在学术界的声望，以及他本人对苏联和第三国际有“详明透彻”了解，深获各方赞赏，政府才召其担任要职。在当时，不少朋友劝说不要接受这一项任命，以保持一个学者的清高地位，甚至对政府的“求贤”诚意持怀疑态度，“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不应跳入这个“火坑”。蒋廷黻则认为这样离开了清华，并非是失望，而是局势进一步恶化，对日一战不可避免，并且“早已认定中日问题的一个关键在苏联”，自信对苏联体制有足够的认识，“有义务以他的见识贡献政府”。因此，有人称赞蒋廷黻“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热衷仕途。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他的态度是西洋古希腊的传统，亦即柏拉图所说：‘一个公民最高的荣誉是为国家服务’”。

蒋廷黻一生两次行政院任职，中间一段为中华民国驻苏大使，时间不长，一年四个月，却让他获得许多最直接的经验，成为能真正看透苏联本质的人。1941年德国人进攻苏联，蒋廷黻时在行政院，出语惊人，“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只应给斯大林以有限度的支援，让这两个混世魔王打个你死我活”。1944年，驻苏大使邵力子回重庆述职，蒋廷黻请他到行政院纪念周作报告，建议谈一谈苏联的文官制度。邵力子回说对此一无所知，报告内容是苏联的外交政策，邵氏一再强调苏联政府对中国是友善的，苏联对中国行为之种种，如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确有苦衷”。事后，蒋廷黻感慨不已，私下对陈之迈说：邵先生不是中国驻苏联大使，他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相比之下，蒋廷黻自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后转任台湾政府“驻美大使”，前后十五年时间，以其卓越的学识，客观冷静的处事作风，赢得西方外交界对他的尊敬，以及同仁的推崇备至。每逢大会辩论发言，常语惊四座，多次与苏联代表唇枪舌战，针锋相对。

在联合国有名的“控苏案”中，蒋廷黻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及学养，用了几年时间客观研究整个案情，发现苏联政府违约的十大证据。1952年年2月1日，联合国第六次大会在巴黎举行，通过遣责苏联违反1945年8月中苏条约并侵略中国的决议案。“当蒋廷黻在联合国根据坚强文证侃侃陈词(“坚强”二字，原文如此，作者注)，各国代表均为感动。在这一决议案通过后，许多代表都向蒋廷黻道贺他‘这一惊人的学术研究’”。控苏案揭露了苏联侵犯中国的事实，“主文附带一表，列举苏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抢劫、杀人、奸淫的案件共四百五十五件”;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中指出：“以友好之名，行侵略之实，这是从帝俄到苏俄一贯的外交手段”。在当时，美国代表力劝蒋廷黻不要提出此案，遭到了拒绝。蒋对同事说：“如果美国不惜与苏联站在一条阵线上，那也只有听便了。”一位澳洲外交官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多年，这样评价蒋廷黻：“T.F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像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蒋廷黻对中国内政的抱负，某些时候超过对外交的兴趣。1942年早春，某个清晨，蒋廷黻与友人陈之迈有过一次谈话。他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回答说“想回清华教书”;蒋廷黻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表示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何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这样说：“湖南的建设重要，台湾的建设更重要。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台湾同胞被日军拉夫到别的战场作战的就不知有多少。台湾光复后，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为颟顸糊涂的清廷赎罪。”[page]

1949年，蒋廷黻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组党(中国自由党)，说起来他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虽然不如胡适‘源远’，但却比胡适‘流长’。这一点，他显得比胡适有冲力”，中国自由党的党纲曾刊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二期上，可见在这件事情上的光明磊落。尽管“许多人谈起蒋廷黻组党的事都讳莫如深，或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这件事在当时或以后若干年的公开资料里，已经是公开而又公开的事实了”。蒋廷黻后来放弃组党一事，其中原因之一包括胡适“决定不这样做”(蒋自语)，组党确实是他的一个政治梦想，此事让在台湾的雷震等人期待了许久。

1960年2月，台湾举行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行宪后的第三任“总统”和“副总统”。此次会议结束之后，是“行政院”的改组。依照宪法程序，陈诚必须在第二次“总统”任满前提出内阁总辞。陈诚发电报给蒋廷黻，“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要蒋代表立即返回述职的电报，是“外交部”发出的，但电报文稿，由陈诚本人亲自拟定。如此郑重其事，引起外界猜测：当局是否有意要蒋廷黻回台组阁?

实际上，蒋介石是要他回来做“外交部长”。蒋廷黻在台期间，曾赴南港中研院去看望胡适。那天在车上，他用英语对陪同前往的朋友说：自己并未接受这一任命，蒋先生颇有不悦。接着，透露一个心愿：如果当局坚持要他回台湾的话，更愿意到中央研究院去做个研究员，可见此时对宦途已淡。在他去世前的一年，李济随王世杰赴华盛顿参加第二次中美学术会议，蒋廷黻特邀李济下榻双橡园大使馆内，称不必住在外面。临别那天，两人在院中谈天，李济突然问：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的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未正面回答，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这个没有“答案”的答案，以陈之迈后来的解释，“在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形下，他觉得写史记比出使西域好，因为他估计后世知道司马迁的人比知道张骞的人多”。所谓两者不可得兼，指的是蒋廷黻既治学、又从政，当然“希望在退出政府工作后他能有机会把那本中国近代史写出来，使后人知道他既是外交斗士，同时也是一代学人”。蒋廷黻与李济私交相当好，“但两人志趣不同：李的兴趣在‘先史时代’，就是说他的注意力至少是在四千年前，在面对古人;蒋的兴趣则在今日，在面对现实，时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自然无法知‘心’了”。

蒋廷黻从政三十年，始终未改“天真性格”，“湖南脾气太重，狷介而甚至于孤僻”。他喜欢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看得起的人，一类则是他看不起的，“一生因为这个特性不知开罪了多少人”。他把前一类人看得很重，尽管有时意见不合，“争辩得面红耳赤”，如同他与胡适、傅孟真争辩，内心又十分尊重他们;对于后一类人，往往不留情面，谈话板着面孔，一声不响，让人无所适从。蒋廷黻也知不该如此，有时就是控制不住，“他的性格是西洋人说的‘知识上的傲慢’”。在老友浦薛凤眼中，蒋廷黻待人接物往往未能达到“内方外圆”之境界，他自负自信，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甚至厌恶恭维迎合，“难免发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印象”。青年时代的李敖十分推赏蒋廷黻这种不苟流俗的性格，在《蒋廷黻选集》序言中说：“蒋廷黻把他政治上的‘人缘’搞得如此冷漠，如今回想起来，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蒋廷黻是一代杰出的外交家，对家庭问题却无能为力。1947年秋天，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蒋廷黻对王说，要以辞职来解决婚姻问题，王表示不能理解，问有无其他改善的办法，蒋说：“我家庭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辞职好了。”王世杰不同意，说：“岂有此理，我现在最需要你来协助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辞职呢!”当场将辞职信给予退回。蒋廷黻与原配夫人唐玉瑞是留美时的同学，1923年蒋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两人成婚。从蒋廷黻家书看，两人感情应当一直不错，生有二女二男，对四个孩子皆称“宝宝”，大宝系长女智仁，二宝系次女寿仁，三宝为长男怀仁，四宝即四男居仁。不过，蒋廷黻有打桥牌的嗜好，在重庆时，“第二个女人就因为玩桥牌关系撞进了蒋家、更撞进了蒋廷黻的后半生”，这就是蒋廷黻的“婚外情”，至少困扰了他二十年。

据浦薛凤回忆，原配唐玉瑞常在背后伤心落泪。蒋廷黻奉调联合国后，第二位女人即以随员身份双宿双飞。不久，蒋廷黻以单方面理由在墨西哥与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但问题并未得到实际解决，“墨西哥的离婚，纽约不承认，中国更不承认。唐玉瑞岂肯善罢甘休，请了律师向美国告状，向中国告状，官司都赢了，但丈夫却仍然是别人的。律师安慰唐玉瑞说，蒋有外交豁免权，奈何他不得，一旦他不做外交官，人还是你的……”唐玉瑞无计可施，情绪反常，经常去联合国办公地点“闹场”，此事在纽约外交界都是出了名的。尽管此时蒋廷黻不承认原配的合法性，唐玉瑞对他的活动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据说代表团中有内线，蒋廷黻对此莫可奈何。当然，这是婚外情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才闹得满城风雨。浦薛凤作为他一生的朋友，知悉内情甚多，“早在遇新以前，对旧已露端倪，酝酿颇有多年，故并非突如其来”，清官难断家务事，浦薛凤在日记中写道“既感宦海寡情，复觉人生如寄”，只能这样说了!

1965年5月，蒋廷黻退休后未往台湾，而是与第二任妻子沈恩钦(1948年7月21日在美国康省法官处结婚)暂住华盛顿。这时，他已身患绝症，虽然强打精神，“口含雪茄，而形容枯瘦”(浦薛凤语。沈恩钦在回忆中也说此时蒋廷黻骨瘦如柴)。同年，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约请他做“口述自传”，与沈恩钦便又去了纽约，两人起初住在城东的一家小旅馆，后又迁至西区更小的一家旅馆中。蒋廷黻每天乘坐公交去哥大录音，沈恩钦于心不忍，坚持要他坐计程车。此事被薛毓麒大使(做过蒋廷黻的副手)知道，派自己的车专门负责接送，才解决了这个矛盾。

蒋廷黻身体每况愈下，做“口述自传”时，“声音微弱，究竟录了多少次”，采访者语焉不详，可见其精力有所不胜。惜乎尚未完成，这一年秋天，便在纽约去世，享年七十岁。蒋廷黻在大陆时，有过一本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却不是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再写出一部作为“传世之作”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在他当教授时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故不能写，在他任官一段长时间他没有闲暇写，在他退休以后苍天没有给他机会写……”陈之迈借用曹子建的一句话评说此事，“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从这一点看，蒋廷黻真是死而有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