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美苏缓和，还是苏联军事威胁?
——毛泽东调整对美政策动机探
对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剧烈调整对美政策的动机，通常的理解是应对中苏关系破裂后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这一思路固然有其合理性，也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却有可能遮蔽而不是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无助于揭示国际事务中那些纷繁复杂的作用机理。
(一)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两极格局下的美苏对抗先是为中国构建与苏联的同盟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中苏同盟破裂后，客观上保障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使毛泽东得以采取同时与美苏对抗的政策，并在国内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是两极格局的受害者，也正是两极格局，向中国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赋予了中国远超过自身实力的外交运作空间和国际影响力。
两极格局下的冷战是中苏同盟最重要的纽带。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确立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美政策的指导方针。基于对美苏核战争危险性的认识，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赫鲁晓夫试图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中美关系仍处于高度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苏美关系的政策，不仅造就了在国际斗争中苏联减少对中国支持和配合的可能性，苏联还可能牺牲中国利益与美国做交易。
中苏同盟以两极格局下的美苏、中美对抗为前提，两极格局一旦出现松动，美苏缓和一旦成为现实，很可能出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局面。届时，中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势必急剧下降，中国的国际空间也将大幅度缩减。
1958年后，中苏两国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分歧。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加紧了核军备领域合作步伐。1963年美苏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公开走上了“联美反华”的道路。1965年后，中苏同盟已名存实亡。中国外交从此进入“反帝必反修”阶段。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随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升级，中国南方边疆形势也趋于紧张。中国周边形势恶化。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国际上实施对美苏“两面开弓”的战略，在国内则发动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和混乱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很难想象，在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会选择在国际国内两条战线同时采取进攻性策略，并同时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或许，1964年后，毛泽东推动中国经济突然转向备战轨道并非仅仅是因为准备应对外部威胁，更可能是出于为发动“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进行国内动员的考虑。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苏联也并未因这一政策的推行而放弃与美国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试图在更强有力的力量基础上推行苏共20大确定的对外政策路线。苏联开始奋力追求核军备领域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美苏两国还在第三世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只要美苏仍将对方而不是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中国即便与美苏同时交恶，美苏也难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更不可能在反华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两极对抗格局依然如故的情势，是毛泽东对美苏“两面开弓”战略的外部保障。
(二)
19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形势趋于紧张。然而，这一时期总的国际格局并未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根本挑战。首先，美苏对抗依然如故。美苏两国在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的同时，在第三世界进行了激烈争夺。美苏皆未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其次，随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升级，美国逐步陷入了越南泥潭。越南战争尽管有遏制中国的背景，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在美军地面军事行动仅限于北纬17度线以南地区，美国将避免战争波及中国的问题上，中美存在默契。第三，进入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内部出现了分裂的迹象。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从而造成了在两大阵营之外形成一支第三种势力的可能性。这样一种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为中国作为一只独立的力量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发展总的趋势的乐观估计，推动世界革命成为文革前夕中国现实的政策。
事实证明，毛泽东所期盼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并未成为现实。从1968年年底起，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变化的迹象。作为这次战略退却的最终结果，毛泽东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果断决策，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造成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对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原因，固然是他对文革初期外事工作的混乱局面对中国外交的实际损害的觉察，国际格局正在酝酿的重大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所谓的有限主权论，显示了苏联以武力改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构成的决心和能力。
1969年8月的新疆铁列克提事件，暴露了面对苏联军事压力，中国西北防务的脆弱性。
毛泽东尽管一度认为苏联有近期内发动对中国突然袭击的可能，但这一判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总的来说是长期性的。中国的决策层显然不会意识不到，苏联远东地区幅员辽阔，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苏联的远东战略存在难以克服的脆弱性。西伯利亚铁路的运力限制客观上严重制约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承受其后果的能力及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陈毅等4位老帅分别在1969年7月和9月向毛泽东提交的关于战争可能性和国际形势的两份调研报告指出的那样：在美苏仍处于紧张冷战对峙，苏联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联如果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也就是说，苏联要发动对华战争，甚至仅仅是以战争相威胁，如果不能事先得到美国的“批准”，是有后顾之忧的。
鉴于苏联对华享有的军事优势，在预定于1969年10月重开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中中国有可能陷于不利境地。苏联甚至还可能试图凭借其强大武力，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联系这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11月做出了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决策。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美苏矛盾，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对苏联施加压力，同时进一步摸清美国意图，因此带有浓厚的策略色彩。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方面极其高昂的代价，苏联对华军事威胁，尚不足以推动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对美政策。只要美苏关系仍处于对抗态势，毛泽东并不过于担心中国的国际孤立。
(三)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47届总统，强化了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的紧迫感。针对美国扩张过度，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和深陷越南泥潭的困境，早在当选之前，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助手基辛格就系统阐述了“缓和”的政策主张。试图通过有条件承认苏联作为美国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地位，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以期在一个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5大力量中心相互制衡的世界中，约束苏联行为，同时为美国体面撤出越南创造条件。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表示：“经过一段对峙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苏联政府迅速做出积极回应。11月，美苏启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就对华政策而言，尼克松认为，由于中苏对抗，客观上由苏联分担了继续在东北亚遏制中国的任务。中国在陷于国际孤立的状况下，正在改变对外政策。这就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在尼克松看来，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但可以使美国得以在大规模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遏制，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美国与苏联谈判时的地位，从而为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推动美苏缓和创造条件。
尼克松尽管表达了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却并未表现出与其前任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任何实质差别。尼克松上任之初，中美关系不但没有任何松动，反而显得更加紧张。1969年3月14日，尼克松就宣布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发表声明时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并声称在这一问题上美苏存在共同利益。在当年7月25日的关岛讲话中，尼克松继续将中国视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7月4日，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戈德华特对记者表示，如果中苏爆发战争，“美国最后很可能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国苏联并肩作战。”
在中美、中苏关系陷于僵局的情势下，尼克松政府承认国际格局演变的新现实，以缓和作为遏制新形式的全球战略构成了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这一政策一旦成为现实，势必大大剥夺中国外交的运作空间，严重损害中国相对于苏联和美国的谈判地位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
站在当时中国的视角，在与苏联进行全球争夺中暂时处于下风的美国为了挽回颓势，有可能重演所谓的当年慕尼黑会议上英法通过对德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的旧剧。东西方关系一旦实现缓和，至少苏联就有可能将其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调往东线，中国北部安全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更有甚者，如果美苏两国同时将中国视为最具威胁性的安全对手，共同对付中国有可能成为美苏缓和的推进器和利益契合点。
这一时期，中国关于国际形势宣传报道的重点，是揭露和批判美苏勾结，拼凑反华包围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美苏缓和可能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担忧。美苏缓和对中国不利。美苏缓和客观上要牺牲中国利益。
两极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剥夺了继续推行对美苏“两面开弓”战略的空间。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美苏缓和，中国的对外战略有必要从开始于文革前夕的进攻姿态转向防御，乃至退却。苏联对华军事威胁只有置于美苏缓和的背景之下，方才构成推动毛泽东由“反帝必反修”向“联美制苏”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强大外部动力。
中苏谈判中方的弱势地位，中苏对抗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这些因素的结合严重制约了中国主动松动中苏关系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两极对抗格局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当时面临的安全困境，中国采取相对灵活的对苏政策，固然有可能改善中国与美国交涉时的地位，却无助于破解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挑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70年代毛泽东在对苏联政策问题上所采取的异乎寻常的强硬立场的根本原因。
1969年美国宣布尼克松主义，准备大幅度减少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减弱。美国陷入越南泥潭，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战略，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从而使中国获得了原先并不存在的对美交涉的平台。
尼克松的缓和政策以美国的“衰落”为前提，如果中国能拉美国一把，帮助美国稳住阵脚，就有可能稳定美苏对抗的既有格局。只要美苏对抗这个大格局继续存在，就难以形成“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局面，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也就大打折扣了。护持两极对抗格局，牵制美苏缓和，至少使美苏缓和不至于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构成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主要动机。
中国实力毕竟有限，并不具备塑造两极格局的能力。中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美苏缓和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不愿看到的。然而，毛泽东见微知著，果断决策开启中美和解大门，尽管未能起到阻止美苏缓和的效果，却避免了美苏缓和有可能产生的对中国的最不利后果，并最终为中国重返国际社会，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中美和解这一当年的无奈之举产生出了远超出当时决策者预料的积极后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