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
——从“两个三十年”的争论引起的思考
2008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讲到如何评价新中国建国以来两个三十年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两个三十年”这个问题的争论。以后，这个争论时起时伏，没有停息，直到现在，仍然是各执一词，即使是权威的观点，不服的人仍然不服。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问题的实质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大段。这就是“两个三十年”。
争论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两个三十年。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既不能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本身都不是一个科学的评判标准。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就是以前30年作为评价和判断的标准；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就是以后30年作为评价判断的标准。用这样不科学的标准来评价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能得到符合实际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所谓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指的是什么。
讲两个30年，不是讲这两大段历史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是对这两大段历史作全面的总体的评价，就是如何评价这二大段社会的问题。
“社会”这个概念，有多重含义，最广泛的含义是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我们这里所议论的，实际上正是社会形态。
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制度也体现社会的性质。社会形态，实质上是社会制度问题。我们讲封建社会，就是要讲封建社会制度，讲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讲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要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评价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衡量社会进步，需要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标准。
二，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
应当怎样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好坏呢？我以为主要是看二条。
第一，要看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生产力是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选择和建立某种生产关系，选择和建立某种社会制度，实行某种路线，作出某种决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解决自己的吃、喝、穿、住等问题。我们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应当作为评价判断社会制度的第一个标准。
历史表明，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未必是正相关的。苏联在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成为超级大国，但苏联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改善。我国的经验是，如果搞唯GDP，经济指标上去了，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人民的生活质量未必能改善。因此，评价一个社会，仅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够的。
第二，要看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的生存状态是否能够得到不断改善。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变革，归根结蒂，都是为了人的需要。人们发展生产力，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人们建立某种社会制度，直接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离开了人的需要，一切社会活动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或大大降低了其意义。人的需要，首先是解决吃、喝、穿、住，提高生活水平，但不限于这些，实际上，人的需要比这些广泛得多，还有教育、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需要，还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的需要，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等。社会越发展越是这样。因此，我提出人的生存状态的概念。良好的社会制度，必须要保证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得到改善。这应当视为评价判断社会制度的最高标准。
我们应当以这两条标准来衡量、评价、判断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社会。这二条标准，实质上就是实践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
三，简析“两个３０年”
按照上述两条标准，衡量、评价、判断一下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社会。
具体分析一下，新中国的前30年，前后就不是一样，实际上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段。
对于新中国的历史，邓小平作过概括的叙述和评价。他在1988年说过：“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对近十年的发展是比较满意的，现在看来，这十年搞对头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60页）邓小平是在新中国成立将近五十年时讲这个话的。他把新中国的历史分作三段来评述。讲“头八年好”，就是新民主主义那一段。“近十年”，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段。他说近十年“搞对头了”，是肯定我们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邓小平说的“当中那些年”，就是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21年。那一段为什么“情况不大好”，因为没有“搞对头”，就是走的道路不对头。邓小平这样来讲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分为三段来评述，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符合历史实际。
应当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
1953年，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称之为“过渡时期”，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但是，
在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国民经济恢复比较快，从1953年起，顺利实现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政治上，大多数人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社会秩序较好，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在这一时期，虽然发生了反胡风，特别是反右派等政治错误，铸成了不少冤案，但依据前述两条标准来衡量，从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是比较好的，应当充分肯定。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国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不应忽视的。全盘否定前30年，是无视真实的历史。
但是，在前30年中，越往后，情况就越严峻。“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３４页）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大跃进，家长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套，不合国情，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很不对头，早已被历史否定了。
尤其是前30年的后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十年，是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十年，是广大人民遭大灾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问题决议》给“文化大革命”的定性。这个定性表明，“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挂不上钩，说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就太牵强了。这十年，无论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看，还是从人的生存状态看，都是负面的。
讲前30年，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应忽略的。这就是在这一时期，曾两度发生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一次发生在1960年前后，另一次发生在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严重事件，用“探索”来解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前30年走到这样的结局，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和制度根源。
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前30年，更是无视真实的历史。
后30年，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30年，是人的生存状态明显改善的30年。对此，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对人的等级限制和各种禁固，正在逐步打破。人民的自由、平等度明显提高。比如，坐飞机、火车，人们可以任意买头等舱票、头等车厢票。住房、汽车，也可以任意购买，都不受级别限制。人人都可以按规定申办出国旅游签证。广大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互联网的出现，为大家行使参与权、表达权等民主权利提供了条件，等等。以前３０年否定后３０年，是完全不顾事实。
对后３０年，应当充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也有一个如何适度的问题。要清醒认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不利民生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洁净水和新鲜空气成了稀缺资源，各种“毒食品”层出不穷，这些，对于生存状态来说，是负面的。
还要看到，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问题性质的严重性。
在十八大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反腐的成效不大，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致使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此，党内和社会各界反映强烈，议论很多。
这种问题性质的严重性，邓小平早就指出了。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针对经济犯罪的现象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０３页）
１９８５年，邓小平提出，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３８页）对以上这些现象，我们在评价后30年时，是不应忽视的。
四，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
议论两个30年，思维不应停留在肯定否定的层面，而是要深入一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对于总结经验和教训，邓小平讲过他自己的体会，很深刻．他说:“‘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３４页）
总结经验和教训，首先要敢于面对现实。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有成功时期，也难免有遭受挫折时期，甚至有失败时期，都要敢于面对。
历史经验犹如富矿，需要不断发掘，一次总结是不够的，需要不断总结。对于前30年的经验，1981年已作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这是一个基础，需要在此基础上推进和深化。后30年，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总结。为了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很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