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华国锋与改革开放

华国锋与改革开放

林蕴晖

（选自《国史札记：人物篇》，林蕴晖著，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突然出现、偶然发生的，而是在此前已经有了一个酝酿期，这就是从1977年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个酝酿过程，应该说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华国锋分不开。从中共高层纪录看，华国锋对改革也是持积极态度的。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3年以后，搞了一次引进，计划引进金额是43亿美元，也称“四三方案"。当时，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还想扩大引进，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没有可能实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很快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宏大计划，什么十个大庆，十个大钢铁基地之类。怎么实现这个宏大计划呢？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引进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经过讨论，华国锋说：汇报中总结的几条经验是好的。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计委要把关，外贸部也要把关，过一段时间再调整。现在原则批准，大家都要把这件事情干好，国内计划要衔接，各部工作要加强，要抓紧科学技术。当时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1978年3月，增加为180亿～200亿美元。到7～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增加到800亿美元。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了11倍多。中共十一大的报告，尽管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提法，但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点是明确的。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冒进”。其实，当时中央的高层都希望搞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普遍存在一种要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

大规模的出国考察潮

随着大规模引进，出国考察、向国外学习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团是1977年底袁宝华、李强率领的国家经委代表团赴英国和法国考察企业管理。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潮。重要的考察团有：3～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写出考察报告，并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两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

有关当年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具体考虑，沈宝祥教授在《华国锋与胡耀邦的相互信任》（见2009年第12期《同舟共进》）文中有如下记述：

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

胡耀邦说：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华主席谈了许多重要思想，非常开窍的，是随便谈的，我也没有做记录。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他问我，你不是对其他国家情况也有研究吗？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一个西德，一个法国，一个瑞典，一个日本。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资本主义比较老大、技术比较落后的是英国，保守，房子坏了还是照老样子修，建筑没有什么大的现代化的东西。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第一是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第二，资源非常多。现在要考虑，东西都在地下。能不能大干快上，要找出大干快上的措施、关键。现在究竟有什么问题，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引进先进的成套的设备。开始同日本订长期协定，只同日本订，日本鬼子翘尾巴，英法吃醋，拼命请我们去，同日本人抢生意。谷牧、顾明、姬鹏飞等出去，总统、总理接见，都是要做生意。法国主动提出把美元存入我国银行，低利，50亿到200亿美元。我们有两条路：第一条路，从外国引进设备，让他们剥削我们一点，付一点学费，但求得一二十年翻过身来。第二条路是，林彪、“四人帮”的阿Q精神，“自力更生”。50年搞得起来吗？我们已浪费了十几年了。华主席说，原来想进口65亿成套设备，常委讨论180亿。现在想法变了，进口500亿。不是没有牺牲，要承受一点剥削，剥削加上当。资本家的本性是唯利是图。不然，乌龟爬行，一百年，几百年，还上不去。这是一大决策。

第二个，怎么搞计划。二中全会一听，是先进计划。现在，华主席说，耀邦啊！我们落后了，要重新搞啊！第三是外贸问题。500亿美元引进什么，怎么花？现在存了20亿外汇，花不出去，不知买什么。外贸怎么搞？多少年前就是打猪肉、苹果的主意，还有工艺品，搞得辛辛苦苦，才几十万元。第四个问题是管理人才问题。华主席谈得多，非常多。耀邦啊！我们确实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他批评了一些现象，从历史上谈了许多现象。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三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不能过关。然后讲养鸡场。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人家机械化养鸡，15万只，只两口子，加上两个上学的孩子。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我们现在这一套，管理水平之低！人家挖煤，日产40万吨，5个人。美国现在一年7亿吨煤，19万人。我们5亿吨煤，220万人。今年钢可达3100万吨，工人300多万。这同全世界所有炼钢工人加起来差不多。华主席说，现在井上井下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通知，改变工资制度，不然误国误民。有错误的传说，按劳分配问题上，中央有不同看法，没有。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出国有什么好处？扩大影响，领导是团结的嘛。扩大影响，开眼界。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经济管理体制要改革

中国封闭二十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工作和文化交流的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次出国考察潮给中共高层官员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思想启蒙。

首先是，他们都没想到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没有想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拉得如此大！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十几年时间，就从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1978年11月，王震到英国看到英国的情形，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共产主义。回来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大力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11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处作报告，介绍访日情况，对日本大为赞赏。说日本普通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多数家庭有汽车，家用电器完全普及。工人一年有几次分红，年终还有三个月的奖金。农民也穿毛料衣服。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最好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只有2万多种商品。“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chen）”。不仅如此，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没有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诸如此类，当时中国人听了很新奇，很向往。

因为大家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他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重视人才培养，等等。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场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1978年6月，赴日本赴欧洲两个代表团出国访问归来，传播了国外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和培养人才实现经济高速成长的先进经验，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两个代表团的汇报。华国锋说，出去看了好，现在要消化。看了那么多国家，有不少感触和意见，就是拿镜子照照。但光照照不够，还要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怎样吸收国外的经验教训。加快我们的速度。不要看了激动，回来不动。现在要少说空话，认真地、脚踏实地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不能停留在议论阶段。要议而决，决而行。谷牧同志要把出去考察的同志组织起来，共同研究，提出几条来。要有情况分析，有改进意见和采取的措施。提出来在国务院务虚，也务实，虚实结合，统一认识。七月份就务起来。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看准了就要干。

同年8月，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会谈，强调中国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要向南斯拉夫学习，努力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扩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他说：我赞成省委书记们出去多看看。他还要纪登奎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把访问中看到的、听到的和议论的，什么都谈。

这次大规模出国考察，很少是带着意识形态眼光去挑刺的，而是以学习的心态去研究人家的经验。由于有了新的参照系，有了强烈对比，思想一下开阔了。促使高层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酝酿体制改革。在听取各个出国考察团的汇报以后，在华国锋的提议下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7月初至9月初，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现代化的速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尽管在会议总结中提出了不适当的加快速度，但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有关经济管理体制部分是有益的。李先念除了一般地讲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外，更着重讲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善于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不再单纯着眼于行政权力的转移，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同时，强调了尊重农业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讨论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在这个会议上，广泛酝酿了改革开放问题，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发展开放这个大的方针在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下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大批官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领导层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978年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可以认为，在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华国锋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高层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华国锋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与华国锋是分不开的。

（本节内容参考了韩钢：《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来源：一个文字编辑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