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红旗》杂志

1978年5月11日, 随着《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迅速席卷全国。随后, 当年“两报一刊”中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分别发表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文章积极响应。在热火朝天的大讨论中,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真理标准也纷纷表态。然而, 在“两报一刊”中, 依然还有一家保持沉默, 不参与、不讨论、不介入, 似乎保持中立。因此, 民间就有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人民”上天, “红旗”落地。这话也并非原创, 而是脱胎于当年中苏论战时国人对于苏联的评价:“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只不过, 这里的“人民”是指《人民日报》, “红旗”是指《红旗》杂志, 其实表达的是人们对党刊《红旗》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不表态、不卷入的不满。

1978年9月, 就在人们对《红旗》杂志感到失望的时候, 在周扬于7月“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上说“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两个月之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收到了以《红旗》杂志社党委名义送来的一篇“大文章”。

《红旗》终于开始行动了。

是的, 这些日子, 《红旗》没有闲着, 在悄悄地做一篇“大文章”。

这是一篇什么“大文章”呢?它又是如何出笼的呢?而围绕这篇文章的修改、发表又将导致一个什么结局呢?

其实,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如火如荼的热潮中, 《红旗》杂志保持缄默, 并非是《红旗》杂志社所有人的意愿。当坊间流传“‘人民’上天, ‘红旗’落地”的时候,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心急如焚, 希望赶紧“卷入”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当中去。作为党的理论刊物, 《红旗》当然不能缺席。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名叫方克的人调入了《红旗》杂志, 担任分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

方克原名莫立本。在延安, 他曾经毛泽东亲自推荐, 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第二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曾在抗大、新四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方克先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南局理论小组副秘书长。1978年7月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调任《红旗》杂志社。此时, 正是真理标准问题全国论战的关键时刻。作为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 真理标准问题恰恰属于方克负责的工作范围。

自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 《红旗》杂志的编辑们也跃跃欲试, 想参加到讨论中去。哲史组就曾向总编辑熊复请示过两次。但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叫《红旗》“按兵不动”, 多次指令熊复“不准介入”, 并要求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

对于身为党刊的《红旗》杂志的冷漠态度, 外界确实意见极大。“‘人民’上天, ‘红旗’落地”就是一种极为形象的表达。过去, 人们把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视为荣耀, 而这时, 因为“不卷入”, 编辑们连约稿都有些困难了, 杂志的订数也骤降。这当然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 杂志社内部怨声载道, 但没有人具体想出“突围”的办法。方克的女儿陈小雅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大约是1978年7月到《红旗》工作的……据他自己回忆, 他很快便想出了两条主意:一是自己动手写一篇文章, 打着学习毛的《实践论》的旗号, 参加到讨论中去, 这样既可以免除‘砍旗’和‘非毛化’的指责, 也可以摆脱政治上的被动, 突破僵局;二是借纪念毛诞的机会, 请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 (高伐林:《1978年〈红旗〉杂志“起义”》, 百度文库2016年10月29日) 然而, 让方克没想到的是, 他要做的这两件事都引起了非同凡响的结果。

《重温〈实践论〉》的写作、修改和夭折

一心想让《红旗》打破僵局的方克, 决定“打着学习毛的《实践论》的旗号, 参加到讨论中去”, 这种想法是好的, 也得到了总编辑熊复的认可。对此, 也有不同看法, 认为这篇“大文章”是熊复下达的任务, 由方克负责起草。熊复本人也曾这么说。真实的情况或许是, 两人不谋而合, 都想着《红旗》不能保持沉默了, 应该站出来说话。

1978年7月底, 方克开始起草这篇“大文章”。8月初,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 熊复和哲学史学部编辑曹勇进等人一起为方克找资料。他们主要找了社科院哲学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在6月和7月召开的两次会议资料, 其中包括邓力群在开幕时的讲话和周扬在闭幕时的讲话。随后, 熊复还召集《红旗》杂志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并谈了自己的设想:“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 要写, 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该强调发展和创新, 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 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一次座谈是8月上旬召开的, 议题就是谈谈写作这篇“大文章”的设想。熊复、方克和曹勇进参加。在会上, 方克表示:“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我完全同意。”熊复和曹勇进也持赞同态度。据《红旗》杂志哲史组的负责人牛欣芳回忆, 此文的着手, 是从7月底开始的。在整个8月份, 有关同志都在协助搜集资料和提供思想。期间, 他们还到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所和中央党校座谈, 征求宝贵意见, 可见开始的气氛是很融洽的。

9月中旬, 方克带领写作组完成了初稿。文章是手写稿, 2.3万字, 前后花费时间不到两个月, 效率确实应该算很高了, 从中也可见《红旗》想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之心切。更重要的, 第一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显然, 从标题上看, 这哪里是用“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文章?唱的不仅不是反调, 完全是高调拥护。

初稿完成后, 熊复把这篇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 呈送给汪东兴审阅。最初, 汪东兴提出要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汪东兴的意见主要有三条:第一, 不要专讲真理标准, 主要讲《实践论》, 顺便讲真理标准;第二, 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估价太高了;第三, 将标题改为《〈实践论〉的认识论》。

同时, 熊复还把文稿送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审阅。张平化说:《红旗》不要摆出“做总结”的样子。张平化的意见是什么意思呢?原来, 熊复之所以自己也曾经想写、后来又同意方克来写这篇文章, 其目的就是想以党刊《红旗》自居, 试图垄断真理标准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用他后来检讨时的话说, 就是要“摆出一种架势, 来总结这场讨论”的意思。显然, 这对已经极其被动的《红旗》来说, 是绝对不合时宜的举动。

接到汪东兴对初稿提出的意见后, 方克表示:“不直接讲实践标准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但作为副总编, 方克又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纪律, 在熊复的具体指导下, 带领写作组进行修改。很快, 这篇“大文章”完成了第三稿。但方克并没有完全遵照意见, 而是把文章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 为怕引起歧义, 他还特地把自己第一稿的主标题“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变成了副标题。

第三稿分为6个部分:一、当前重温《实践论》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二、重温《实践论》, 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四、正确认识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的关系;五、对怀疑论、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六、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应该说, 从这6个部分的标题来看, 完全是符合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流的。但是, 这修改后的文章塞进了熊复的“私货”——这就是《重温〈实践论〉》后半部分:批判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这部分内容也正是后来遭到理论务虚会参加者严厉批判的两大内容。熊复1979年1月在作检讨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经过熊复指示修改的《重温〈实践论〉》, 以实践发展的“有限性”, 论证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以此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温〈实践论〉》一文还错误地肯定了“文化大革命”, 甚至极其不理性地说:“现在实践已经证明, 经过文化大革命, 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 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的。”最后, 这篇“大文章”说:“批评家的袭来, 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 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擦亮眼睛, 克服阻力, 排除干扰,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显然, 这篇初稿本来是强调“实践标准”的文章, 却被删改成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了。这是方克无法接受的。怎么办?他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试图寻求《红旗》之外的力量的支持, 并希望高层领导介入仲裁。而社内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断地把《红旗》的内部消息向外捅。在这种情况下, 方克建议把这第三稿印发一部分“征求意见稿”, 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分别呈送, 征求意见。

没想到的是, 熊复同意了方克的建议。

但可以想到的是, 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这篇文章的态度, 在提出的修改意见中, 反对的声音自然占了上风。显然, 这些意见是尖锐的, 是对立的。结果是, 这篇“大文章”, 在修改到第六稿的时候, 熊复加进去的那些内容都被删掉了, 41页的文章只剩下22页, 几乎删除了一半的篇幅。

这修改后的文稿到底能不能发表呢?

在谁也不能决定的情况下, 《重温〈实践论〉》的第六稿, 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桌上。汪东兴拍板:不发。

《重温〈实践论〉》在经过6次修改之后, 就这样胎死腹中。

1979年1月, 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去年9月, 《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 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 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 统一认识, 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而在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与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道:“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 索性摆开来谈, 免得背后讲, 这样好。”的确, 夭折的《重温〈实践论〉》虽然最终没有发表, 但却出乎意料地因为有反对意见而导致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或许也算是它作出的唯一贡献吧。

但对方克来说, 真是事与愿违。他本想通过这篇“大文章”改变“‘红旗’落地”的面貌, 反而让已经“落地”的《红旗》再次陷入被动, 被批判与“实践标准唱反调”。时至今日无论如何, 方克写下的两万多字的“大文章”, 我们无法看到它的真面目了。其间的6次修改, 我们也无法还原其历史的原貌。总之, 方克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实现让《红旗》打破僵局, 加入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

“谭老板”用“两个凡是”反对“两个凡是”

说完了方克的“大文章”, 我们再回过头去说说“谭老板”。也就是方克当时想让《红旗》摆脱困境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借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机会, 请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批判“两个凡是”, 由此加入到真理标准问题中来。

谭震林外号“谭老板”, 与毛泽东是老交情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2月, 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给予猛烈抨击, 而快人快语的谭震林就是其中冲锋陷阵的猛将, 在怀仁堂当面斥责张春桥之流, 史称“大闹怀仁堂”。因为得到毛泽东“要保谭震林”的指示, 他才没有遭受迫害。

1942年, 方克奉延安抗大总校的派遣, 前往淮南军区帮助新四军办抗大。当时的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就是抗大八分校的校长, 政委谭震林经常被邀请去学校给学员作报告。方克与谭震林这样得以相识, 直到1945年, 他们都一直在一起工作。因为有了这份交情, 适逢1978年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 方克就想请曾经“大闹怀仁堂”的“谭老板”出面, 写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 让“落地”的《红旗》重新升起来。这一点, 可以在《谭震林传》中找到佐证, 该书谈及此事时这么写道:“此文原是应《红旗》杂志社之约,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 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

方克的建议, 得到了熊复和《红旗》编委会的同意。经过方克的牵线搭桥, 谭震林一口答应了。这个时候, 因为方克忙于写“大文章”去了, 联系谭震林的工作, 《红旗》杂志就交给其他同志去完成。“向谭震林约稿, 是8月17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陆德生布置文艺组负责人雷声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借调到杂志社的张炯、陈素琰三人一同前往的。他们向谭震林谈了要求后, 谭欣然同意。”方克的女儿陈小雅是从父亲那里知道这些细节的。

在谈到文章如何写的时候, 76岁的谭震林还是“谭老板”的风格, 快人快语:“要我写文章, 我不能就历史谈历史, 我要从现实着眼。”

怎么从现实着眼呢?“谭老板”说:“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 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交谈中, 谭震林还说, 两个月来, 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 《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他愿意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阶”。随后, 三位编辑按照谭震林的意思, 走访了井冈山根据地, 以张炯为主, 写出了初稿, 送到了谭震林手中。谭震林收到文稿后, 认真做了修改, 增加了一些文字, 还附信作了修改说明:

文章只作了一点儿小的修改, 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 只是不够突出, 不够明确, 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 请想好后, 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收到谭震林修改的稿子, 熊复不同意“谭老板”增加的文字, 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这可难为了三位编辑, 谁都知道“谭老板”的性格, 因此谁也不愿意转达这个意思。“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 三位编辑就拉上方克, 一同前往圆恩寺附近的“谭老板”家。

当时已是1978年11月中旬, 离《红旗》第12期出刊的时间很近了。大家知道, 毛泽东的诞辰是12月26日, 如果谭震林的纪念文章在第12期不能发表, 那么这篇纪念毛泽东的约稿就前功尽弃了。

一见面, 寒暄问候客气了一番。等待方克一行说明来意之后, 不出所料, “谭老板”果然发火了。但怒火并没有扰乱他的思维, 他说:“要是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的不是特别恰当, 这都好商量。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 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 要旗帜鲜明, 决不能含含糊糊。”方克只能当一个听众。

谭震林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负责人, 发表了这篇文章, 丢不了党籍, 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 叫他找我好了。”最后, “谭老板”掷地有声地说:“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 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

“大闹怀仁堂”的“谭老板”真是好大的口气!这不仅仅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事情, 这简直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下赌注!

看样子让“谭老板”删改文章已经不可能了, 退稿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方克当场向“谭老板”和盘托出第二套方案:矛盾上交, 请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定夺。谭震林没有否定。

随后, 《红旗》给汪东兴呈上了一份报告:“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 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 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 他表示不同意, 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呈上这篇文章, 请审定。”

《红旗》的报告送上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 面对“大闹怀仁堂”的“谭老板”, 汪东兴在处理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也开始改变态度, 他阅后即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

《红旗》的报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传阅。华国锋在自己的姓上画了个圈。叶剑英因为当时远在广州, 没有批阅。李先念批示说:“文章确长, 没有时间看, (群众) 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邓小平则动了真格, 批了一段非常著名的文字:

我看这篇文章好, 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 如《红旗》不愿登, 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 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 可能就是卷入。

得知邓小平的批示后, 李先念抽空认真看了一遍谭震林的文章, 再次作出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 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 《红旗》已经被动了。”

之后, 中央常委的批示下达到《红旗》杂志社。至此, 经过3个月来回拉锯, 终于尘埃落定——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红旗》在1978年12月号全文刊出了。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他在文章的开头就直奔主题, 指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 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他说, “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斗争, 就有助于我们看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文章结尾的两句话, 他公开提出了与当时“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就要敢于纠正。

以谭震林在《红旗》杂志发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为标志, “两报一刊”全部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达成了中央“喉舌”的意见统一。其实, 到了1978年9月的时候, 中共中央高层在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角力, 已经没有明显的尖锐对立了。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大家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按劳分配的问题, 认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两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 主题是好的。

到了11月,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早已复出工作, 天安门事件又得到平反, 这就说明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群众提出的最迫切的两大要求已基本得到实现。这无疑就标志着, “两个凡是”已经在实事求是面前败北, 僵局已经打破。

现在好了, 以谭震林的文章发表为标志, 《红旗》终于“卷入”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真正是登上了历史的末班车。以中共中央最高的思想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卷入为标志,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学术理论层面的斗争至此应该结束了。然而, 是终结, 也是开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作为已上升为政治路线斗争的大讨论, 它一部分结果还要等到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见分晓, 而另一部分结果则要到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才现端倪。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8年12期，作者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