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农村改革的曲折：现在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却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说的这本不算太旧，201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认识的杜润生》，因为杜老就是山西太谷人。

我一直认为杜老非常了不起。他的伟大被大大低估。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还有一句话“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很多年以来，中国人都是为了吃饭而忙活，以至于现在把“吃饭”引申为“生活”“工作”甚至是“活着”。看党史就知道，有一个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很重要议题就是粮食，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具体的操办人邓小平最先想到的是这么多人到北京，要不要他们带粮食来。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体会不到这一点。很多人感谢袁隆平，他在解决稻种问题上立下了天大的功劳，但是我认为，杜润生也不应该被忘记。

就说一个具体的事情，从196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个1号文件，就是每年的第一个文件，都是说农业问题，而杜老就是这五个文件的主要的起草人。

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当部长，杜润生是秘书长，当时中国在搞农业互助组，并且试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初级合作社，探索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子。农村工作部制定的是，先巩固初级社，使入社人员的收入逐步达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然后再发展中级社和高级社。但是这个主张被最高领导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子恢和杜润生都被撤职。本来打算把杜润生下放到海南岛，后来因为最高领导念他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有贡献也有能力，所以把他改派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在这里他干了20年。好处就是在这里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他依然关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

中国的改革起点是农村，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并不新鲜，早在多年前旧有人建议，但是，这是犯忌的。就是在改革之初，也有很多领导人反对，这本书里都讲到了这个过程。其中有一个事情很典型，就是“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杜润生谈到这样一件事：1980年九月份，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上，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个省的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到影响，生产会出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这样的一场党内高层的争论，在这本书里可以直呼其名，如实的叙述。类似这样的事情，这本书里非常非常多。

其实，现在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却是难以想象的。而常常在一念之差中，国家就会远离正轨，这里的关键在于人，在于领导人。

在农业问题上，杜润生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例如日本。他非常重视日本经验，组织过很多人到日本访问。我认为非常难得的是，他还组织了县级官员去日本学习，那时候出国不容易，县级干部是农业一线的实际组织者，让他们学习先进经验，开阔眼界，非常重要。

杜润生（左一）与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

这本书是2013年，他的“徒子徒孙们”为庆贺他的100岁而组织的，写作者都不是一般人，都是农口的重要成员，也都是历史的亲历者，而“徒子徒孙”是他们的自称，因为他们从心底佩服和崇拜这位睿智长者。

记得一件往事，当年的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翁永曦对我说的，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农民日报》工作，有一次，报社派他给农研室主任杜润生送文件，他送到后，杜润生问这个年轻后生，说，你认为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翁永曦回答说，是让农民得到好处！

这个回答肯定给杜润生留下了印象，几天以后，翁永曦得到了调令，被调入农研室工作，从此，他在杜老手下大展身手。

有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做“徒子徒孙”？

看这本书，不只是看情感，更重要的是读历史，而且是当事人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能够吃饱肚子是何等不易。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