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再说“马丁事件”

昨天的推出的“话说‘马丁事件’”，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留言有，但读者能看到的有限。我的几个老朋友也给我私信，谈读后感。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熊卫民兄说：“很有趣的文章，谈了信息在传播中的变形和高层以批示来讨论或角力的经过”，“信息在上传下达时的变形、扭曲，是很常见的事”。

华东师范大学樊建政博士说：“昨天的雄文很好，但我好奇为啥结尾收笔那么仓促？”樊博士为青年才俊，涉猎广泛，“眼毒”。我告诉他，关于“马丁事件”，我写的是万字长文，适应公号阅读需要，摘了前半部分。他说：“那不行，再长，也得搞完整。看前边，兴致盎然，睡意全无，孰料结尾戛然而止，看的我超级不过瘾。”

既然如此，就把后半部分压缩一下，来篇“再说”。

前一篇说到，新华社的“参考”和“清样”依据《中报》，没有核对马丁原文，引起高层关注，差点引起一场批判。幸好，秦柳芳又通过另一个渠道上书。恰好，乔木又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恰好，乔木觉得胡启立行动迟缓，又转批赵、胡，才有“秦翁失马成好事”，平息风波。

赵、胡平息风波后，邹缨齐紫涟漪，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就要讨个说法了。

《北京周报》叫屈

新华社以讹传讹报道，薄一波和乔木据此批示，马丁问题严重，首发和转载马文的报刊就要承担责任。发表原文的《工人日报》，忠实翻译原文的《北京周报》和全文转载的《新华文摘》，当时可谓压力山大。

张惠卿说，马丁文章纷纷扬扬之际，“大家都好似犯了什么重大的政治错误，感到很大的压力。人民出版社和《新华文摘》前不久让乔木给批了一通，刚写完检讨，又来了一个马丁，我的压力也很大”。

《北京周报》代理总编汪永芬说：“当时，我们压力更大。‘清样’依据《中报》写报道，却加注说，《中报》的引文与我们发的有出入。言外之意，错误的话都是从我们这里摘的了，那我们成为始作俑者了。”

因此，两家刊物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

《北京周报》两次给新华社的“清样”和“参考”去信，要求说明事实真相，予以更正。新华社反映迟缓。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报》又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就此作出说明。报告说：

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未经认真查对其批评的根据，就刊登在《清样》上，惊动了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而且此件还要转发给所有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据了解，这份《清样》已在阅读该刊的各方面领导同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印象。《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引文与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很有问题的话引自《北京周报》。其实，如果《清样》的编者能在写这个注前核对一下《北京周报》的译文，或者哪怕打电话向我们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中报》的社论并不是根据《北京周报》的译文，而是根据了歪曲了的外电报道写的。

报告还说：日本一些正直的读者也发现《朝日新闻》歪曲了《北京周报》转载马丁文章的译文。一位叫斋藤洋太郎的读者写信给《北京周报》说：“《朝日新闻》歪曲了马丁文章的内容，充当了反共的宣传工具”。“北京周报的先生们，你们的文章被人歪曲了，希望你们要求《朝日新闻》做出妥善处理”。

报告特别指出日本读者的态度，意在说明，《清样》的编者们的职业操守，还不如读者。

《新华文摘》喊冤

3月14日，人民出版社也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

（《新华文摘》）文章转载后，没有听到不好的反映。最近我们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反映的纽约《中报》对该文的批评和乔木、一波同志的批示意见后，又组织了一些同志对该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现将我们的认识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马丁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中列举的十个方面的转变，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概括，是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马文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也是比较中肯的，并不存在如纽约《中报》所批评的这类问题。

二、《中报》对马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指摘马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是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

关于第一个问题。马文的原文是：“它（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放在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顺利运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马文中所说的找不到“现成答案”，是指上述那些具体问题，而不是《中报》所说的“今日问题”。而马文中也根本没有《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这样的话。《中报》的批评一方面把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扩大为全部问题，一方面又把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上升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我们认为，就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与《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特定的，带有具体的规定性；后者则是总体的，普遍性的，带有根本否定的意义。这是不能任意混为一谈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马丁的原文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直接继续，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并不等于说它就没有任何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上述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马丁的原文看，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1、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2、但它还有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3、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采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的态度。马丁原文中根本没有“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种提法，更没有从凯恩斯理论中寻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的主张。《中报》的批评越出了马文的范围，也就不是客观的了。

《新华文摘》为自己辩护，还不忘 “拉兄弟一把”。报告说：

我们查对之后发现，《北京周报》译文基本忠实于马丁原文，只略有一些删节。《北京周报》中根本没有什么《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其有效性”，也没有“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等字样。这些《中报》社论中都是打了引号，《中报》是马丁的原文来引用的，但这从马丁的原文中既找不到，在《北京周报》中的译文中也找不到，不知来自何处？！《中报》只用了“据报道”三字就据此发表议论，进行批评和指摘，而新华社摘发时在编者按中却说，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显然是失实了。

报告为《北京周报》辩，又批《中报》连带新华社：

我们认为《中报》对马文的批评是不科学的，从而也是不能成立的。《中报》文中还把《资本论》说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亚当．斯密、李嘉图一脉相承，这是根本错误的；文中所吹嘘的现代西方马克思学派及其理论，亦即激进经济学派（也名“新左派”）及其理论，他们的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也混杂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机会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而我们动态清样上加的标题却说《中报》“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这是不是把西方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说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混为一谈了呢？

两家报刊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有关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尽管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

3月21日出版的第624期《国内动态清样》，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第380期的歪曲报道予以纠正。

经济学界借题发挥

《北京周报》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新华社《清样》对马丁文章的报道，“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印象”。经济学界当然不希望如此。

更重要的是，这几年经济学界对改革探讨的文章，常常被诸如秦柳芳等上送，有时候也被力群、乔木视为“自由化”加以批示，屡屡挨批。这次他们也想借题发挥一下，向中宣部讨要个说法。

中宣部也不能拒绝，因为有薄“把各种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的批示。于是，3月19日，以理论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首都新闻界、经济学界、理论界的学者举行座谈会。

3月22日，座谈会召开，副部长王惠德主持。会上印发了《北京周报》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前文提到的国内外的报道以及《中报》的社论等材料。于光远、冯兰瑞等三十多人与会。

会议首先弄清事实，谈了马丁文章、《中报》评论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来龙去脉。列举了《中报》社论对马丁文章批评的不符合事实和歪曲之处。与会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主管“清样”，又是《经济参考》报总编，在会上就成了被告。

据座谈会纪要，与会的一些同志指出：“国外通讯社、报刊为了赚取利润，有时也出于政治目的，常常不惜捕风捉影，歪曲事实，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作为国内报刊，尤其是作为有重大影响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应当首先认真查对其批评对象的真实情况，再确定是否编发。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必须采取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

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作了自我批评。不过，他对马丁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马丁文章中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

在当时的气氛下，喻权域的解释就显得很微弱。据参加会议张惠卿回忆，喻权域讲话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

会议纪要还说：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这次座谈会后，新闻媒体纷纷报道。4月7日，当年很有影响的《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刊登了马丁文章，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了大规模的讨论。

“马丁事件”外延扩大，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讨论。这就不说它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关于这一事件的采访，在2005年5月。我采访了人民出版社张惠卿和《北京周报》汪永芬。张惠卿非常支持我，还为此专门写信给我，提供资料。2005年7月，我写作本文时，又采访了冯兰瑞、于光远和杨继绳。借此机会，向诸位前辈致谢。

（题图为张惠卿写给我的信）

来源：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