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现端 ：赵文欣：起草一号文件前无休止争吵

赵文欣（1935-2020），江苏吴县人，195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11月至1995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95 年9月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顾问。

1981年秋天，时年46岁的赵文欣第一次走进北京西郊八大处。

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10余位来自国家农委和安徽、黑龙江、浙江等农业大省负责农村政策研究的同志，任务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起草文件。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赵文欣第一次见到了杜润生。当时杜润生已年近古稀，但名气没有后来那么大，那之前，赵文欣没有接触过杜，但第一次见面就给他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

“总体感觉是思路清晰，站位很高，信息来源广。”赵文欣说：“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领导。”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赵文欣将四川广汉等地的巨大变化，及总结出来的经验全盘托出。这在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感觉很长脸”。

还有意外的收获。会议闭幕之前，杜润生的助手刘堪找到了赵文欣，要他留下来，参加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四川的做法和经验很重要，杜主任很看重。”几天后，赵文欣自己带了一个背包，带了几件衣服，坐飞机就去了北京。

就是这次会议，开启了赵文欣和杜润生此后30多年的交往的序曲。后来他才知道，起草组20多个成员中，来自省级层面只有四个，分别来自山西、广东、四川和江苏。

从1982年开始，赵文欣每年都会在北京待上一段时间。其间，他参与起草了1982—1986年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此外，还参与了1987年中央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和1988年《关于夺取农业丰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前后累计七年时间，每年大概一个月左右，加起来真正在北京待的时间有七八个月，而这段时间，不仅是杜润生人生中最光辉的篇章，也是赵文欣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参与“一号文件”的起草的整个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层调研，第二个阶段是集中讨论确定提纲，第三个阶段是起草写作，10月前后，各个调研小组回到北京，集中在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就是杜润生当年的办公地进行讨论，而这正是整个起草工作中最具吸引力的一段。

“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无休止的争吵。”赵文欣说，争吵主要集中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上：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池，按股分红？共产党员能不能雇工？雇多少？万元户有了，十万元户可不可以有？百万元户呢……主题千奇百怪却有鲜活十足。

“杜老喜欢看我们吵，调研回来坐在一起吵上个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老干部和年轻人之间。”当时40出头的赵文欣在其中算是青壮年，说到激动处，他经常会忍不住狠拍桌子大声说：“你们都没在基层去干过，这些在机关里的想法根本行不通！”这种时候，杜润生就在一边高深莫测地微笑，却很少打断，更不以位置高低去压制他们的声音。

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他们发现，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这种思想的自由碰撞，奠定了几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后来这批在中国舞台上活跃多年的明星人物。

1985年，那一年，杜润生72岁，赵文欣曾陪同他到四川调研，整个过程前后持续十多天。成都、乐山、九寨沟、黄龙、阿坝州……调研组的足迹遍布到巴山蜀水。

一路上，杜润生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坚持轻车简从，粗茶淡饭，亲切平和得像个邻家大爷，赵文欣还记得，每天早上，杜润生都起得很早，早饭前，都要到户外去活动一下筋骨，锻炼身体。

一路上，杜润生调研的对象就没有离开过农业和农村。1985年，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农业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粮食产得太多，但由于深加工和购销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卖粮难”的问题非常突出。

看到各地粮站前长长的队伍和农民焦灼的眼神，杜润生非常着急，他一方面建议基层党委政府要尽量多收购农民的粮食，同时他也建议，农业生产要调整结构，适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搞多种经营，同时，要加快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尽快废除统购统销，此外，他还建议，要加快推进粮食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破解卖粮难，因为在当时，四川连饼干都生产不出来。

“他是从更高的层面在思考卖粮难的问题，是全链条的。”赵文欣说，不同于一般人见子打子的思路，杜润生的视野很开阔，观点具有前瞻性。

杜润生非常喜欢黄龙风景区，但不停留于一般的游山玩水，事实上，杜润生说，乡村旅游也是三农的一部分。当时，杜润生就提出建议，那些生活在山上的村民，建议进行生态移民。参照如今龙泉驿的生态移民的成功实践，足以可以见证他当时的远见。

事实上，经过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这次长时间的调研后的一年，即1986年，杜润生因为出席在成都开幕的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再次来到了四川，在这次会议上，他做了重要的讲话，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农村要腾飞，就必须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改革进入深入阶段，除了产品市场外，要有一个生产要素市场，就是资金、劳动、科技这类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具体就是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把这两条搞起来，农村的改革就进了一步。

他还说，对知识分子下乡搞承包，说不定从此产生飞跃。多少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没有找到一条路子，现在出现了承包。下乡人员的主要后顾之忧怕泥饭碗摔不上，铁饭碗又丢了，没有饭碗了。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打破一切人的铁饭碗。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有饭碗，但不是铁饭碗，与铁饭碗有联系的那一套都要改变。

“这实际上就是统筹城乡的思路。”赵文欣说，在一定程度上，杜润生的观点是四川统筹城乡的启蒙。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杜润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赵文欣和他的交往却没有中断，每到北京开会出差，他总不忘去看望一下杜老。

2008年，赵文欣到北京去看望杜老，尽管当时他已经95岁，行动已经不便，但头脑依然清晰，一进门，杜老就伸手过来，轻轻抚摸摸着赵文欣的脸，轻轻对他说“北京你来得太少了。”

在这之前的一次，杜老还送给赵文欣一本他主持编写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书。特别之处在于，送别人的书都是盖一个图章，但送给赵文欣的那一本却是杜老亲笔签名。“那是唯一一本亲笔签名的书。”采访中，赵文欣给记者现场展示了这本由杜老亲笔签名的书籍，可见杜老对赵文欣的特别感情。

2013年，杜老100岁生日，正好是赵文欣和爱人的金婚纪念日。赵文欣再去看他，老人家已经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能说，神智也有些不清晰了，但见到赵文欣，他的身体还是微微动了一下，眼睛里似乎也闪现了一种光芒。“他肯定是认出我了。”坐在病床边上，赵文欣紧紧握住杜老的手，轻轻给他讲话，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而那一年，当年风华正茂的赵文欣也是78岁，之前一个人在京蓉之间穿行的他现在连飞登机牌都不会换了。两个相处了30多年的老伙计，清楚地知道，他们再见的机会不多了。

10月9日，得知杜老病逝的消息，当着川报观察记者的面，赵文欣再次流下眼泪。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手脚一直在颤抖，他告诉记者，这次他不去北京参加杜老的葬礼了。“内心受不了。”

今后的再见，只有在梦里。

来源：原文载于《川报观察》2015年10月10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