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改革开放30年成人礼——参与北京奥运的若干回忆与思考
【作者简介】陈剑 ，现代化研究学者，奥运专家，京张冬奥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当天晚上，笔者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值班（正义路2号），亲眼见证并参与了（凌晨12点后）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民彻夜狂欢的历史时刻。由此开始了笔者与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联系。
本文就笔者参与的一些奥运活动作些回忆并思考。回忆一般有证据支撑，思考着重思想性，并附上思考题。
一、建议
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笔者在第一时间，印象是7月中旬（确切日期已经不清楚了），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市长参阅》撰文：建议北京市政府抓住举办奥运会历史契机，借助举办奥运推动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北京城市改造（大意）。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看到建议后，立刻作出批示，责成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组成课题组，承担北京奥运经济研究。我的领导。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看到市长批示后对笔者说，这是你惹的事，你就负责吧。
很遗憾，笔者没有保存这期《市长参阅》，委托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也没有找到。给出的回复是，20多年前的文献档案已经上交给北京市档案局。因而上述这段话缺乏证据支撑。笔者的朋友，北京社科院的金汕研究员，在其2009年9月出版的《当代北京奥运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用了4页篇幅介绍了笔者对北京奥运所做的一些贡献。 给出这期《市长参阅》编号是073期。笔者手中有073期，是笔者写的另一篇与奥运有关的建议文章。题目是《专家建议市政府应当设立奥运经济研究机构》，感谢金汕老师记述的内容，但与事实不符，不是这期的《市长参阅》。《市长参阅》是一份仅供市领导阅读、一般字数不超过800字的研究室内刊。
北京奥运会，究竟应当怎么举办？我们过去习惯于计划经济那套做法，大包大揽。笔者手中有2001年8月8日的《市长参阅》（第049期），也是笔者写的建议文章：“尽可能用市场经济手段举办奥运会”。文中写到，“在奥运筹办过程中，应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只要市场能够解决的，就应交给市场”，“应尽量做到政府少花钱而民间多花钱”。2004年9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笔者长文“2008年奥运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较为充分反映了作者当时的认识水平。
笔者提出的建议，得到市领导采纳。在当时形势下是大势所趋。没有笔者，一定会有其他人提出类似建议。只不过，笔者的建议恰逢其时。
思考一：大型体育赛事，哪一种模式更符合当下，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或是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助；亦或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
二、北京奥运经济研究
在市长批示下，2001年9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北京奥运经济研究课题组”。市长担任课题组组长。几位市领导、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秀生共9位领导担任课题组顾问。研究室主任作为课题组执行组长全面负责，统筹领导。还有三位执行副组长，笔者是其中之一，共同参与了课题组织。什么是参与组织，就是在研究室主任领导下，承担各自分工负责的工作。
参与北京奥运课题的单位涉及40余个单位，近百位专家。
奥运经济研究，是一门新课题。课题组成立时，邀请了国家体委的一些专家对课题组成员进行短期培训。经过培训后，很多人由此成了货真价实的奥运专家。
课题研究先后用了一年时间。并先后组织研究团队赴广州考察九运会，云南考察昆明世博会，澳大利亚考察悉尼奥运会，希腊考察雅典奥运会筹办，西班牙考察赴巴塞罗那奥运会。调研团队共提交了七份凝聚心血有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笔者参与了赴广州、云南和欧洲的考察。记忆犹新的是赴欧洲考察。近代奥运会诞生在欧洲。历届奥运会也主要在欧洲举办。为借鉴欧洲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北京市政府组织了赴欧洲奥运考察团，笔者担任了这个考察团的负责人。考察团成员共13人，来自市政府研究室，市发改委、统计局，市旅游局、市科委和市外办等部门。时间是2002年6月19日至7月2日。考察团几乎全程都处在工作状态。先后考察了即将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希腊雅典，1992年举办奥运会的西班牙巴塞罗纳。由于是市政府代表团，市政府外事办为此做了很好谋划和沟通联系，参访考察成功圆满。考察结束后的提交了2份考察报告，“雅典2004年奥运会筹备情况及启示”，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考察报告“，质量高、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特别是考察巴塞罗纳奥运会提出的四点启示，“奥运规划应融入城市改造规划，奥运投资应符合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应体现人文关怀，旧城改造严格按法规办事”，对北京城市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奥运筹办的北京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巴塞罗纳奥运会城市改造经验。
课题完成后，2002年12月3日，112.3万字的《北京奥运经济研究》课题交北京出版社出版。
在北京3000年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是北京城市发展重要节点，由此开始的北京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把北京城市现代化水平推向到一个崭新高度。而《北京奥运经济研究》课题则为北京城市建设和北京奥运会筹办夯实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课题提出，借鉴巴黎城市经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北京轨道交通在短短七年筹办期间，就从原先的54公里发展到2008年的200公里，到了2025年更是达到880公里。
借此机会，向参与这项课题研究的所有同仁们问一声好！
需要说明的是，课题考察和出版《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一书，经费来自瑞典AOLVO集团公司的5万美元的赞助和少量来自北京社科规划办经费，还有诸多剩余留存。由此想到课题顾问，笔者的朋友，已故的国务院发展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程秀生先生为此项课题和拉经费赞助所做的努力。
思考二：如何用今天视角再看北京奥运会的投入与产出？
三、发起成立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
一年多研究课题《北京奥运经济研究》圆满结束。笔者考虑是，如何将课题组成员力量聚合一起，继续为北京奥运筹办做出努力；如何借助北京举办奥运会推动奥林匹克主义在中国的弘扬与传播。在笔者努力下，得到了所在单位同意，在与北京社科联党组书记张文启同志几次沟通并大力支持下，2003年11月，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成立。当时张文启书记给我提出的问题是，奥运会结束后怎么办？也就是，奥运会毕竟只是一段时期的工作，奥运会后呢？我的回答是，仍然以研究北京城市发展为主要内容（大意）。
研究会邀请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担任了研究会名誉会长。这两位名誉会长，在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为研究会工作开展提供多方面的工作支持。研究会邀请了国家体委总局魏纪中先生担任会长，他是申奥功臣。1993年，他是奥申委秘书长，全盘负责申办工作；2001年，他负责“申奥”财务和市场开发，以及英法文字稿的修改与校订。魏老担任研究会的会长，提升了研究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十分称职，也是十分尽力的。笔者作为研究会法人代表，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又任执行会长。此时担任北奥集团总经理（北京国企）的杜巍担任常务副会长，他和笔者是研究会两位共同发起人。
这是北京奥运筹办期间国内唯一一家从事奥运经济研究并开展相关工作的社团机构。
在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研究会创造了诸多辉煌。包括开展大量调研活动，承接包括北京奥组委、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地税局、北京市社科联等单位委托的课题，举办各种论坛，组织包括北京奥组委委托的大型活动，举办新闻发布会，出版包括《奥林匹克大全》、《奥林匹克知识读本》、《2008北京奥运读本》等多部书籍图书，发表大量的文章，宣讲奥林匹克主义等，得到了包括高层领导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和支持。上述成绩取得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借此机会，向诸多对研究会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领导、专家和朋友表示感谢；也向在研究会先后任职的顾问、副会长、理事和在研究会工作的同事们表示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会自成立起，一直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撑。化缘找钱，还不能违规，符合北京奥运筹办的各项规定，就成为一项高质量技术工作。当然有缺陷和不足，但总体可控，合规到位。
思考三：中国何时能够有一个民间社会组织举办一届奥运会，让社会力量真正成为主导？
四、奥运对北京现代化影响
2003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与北京市统计局夏沁芳共同撰写的专著《北京离现代化有多远》。此书是在两个课题基础上完成的。这两个课题，笔者都是主要撰稿人。
2000年前后，江总书记视察北京，提出北京要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对浙江、江苏、广东等省提出类似要求。北京市委在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时，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问题，现代化含义是什么，现代化有没有实现时间表等。为此，经市领导指示，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市计委、市统计局三家组成北京现代化课题组，以回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问题。此时，北京市委八届六次全会提出，用十年时间，即到2010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由于北京现代化实现时间已经确定，课题组的任务，就是确立标准，借鉴国际经验，设立若干项指标，论证北京在2010年能够完成这些实现指标的可行性。几个月后，课题圆满完成，市领导们也较为满意，并将课题研究设定的若干指标作为北京今后一段时期奋斗目标。
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在2008年提前两年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 即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北京完成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课题组原班人马继续工作，将课题指标作了修改，增加奥运内容，这项课题通过后，提出的实现指标，就成为北京市今后一段时间工作奋斗目标。
此时，全国很多省市，包括深圳、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都在研究和落实中央领导提出的如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开了一些研讨会。笔者考虑的是，2008年很快到来，届时北京如何作为？2004年第一期，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市长参阅》刊发了笔者撰写的文章，“北京应当调整现代化实现时间表”，主要观点是，北京提出2008年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看来提法未必合适，给出的四点理由是：北京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标准相对较低；由于国家统计局计算方法的改变，特别是统计局将人均GDP的计算方法由户籍人口改为常住人口的算法，北京难以在2008年实现人均GDP指标；三是政治现代化滞后加剧了实现的难度；四是与其他发达省份和城市相比，北京并不占有优势。基于上述理由，北京没有必要走在全国的前面，不然到了2008年，北京相当被动。与其那时被动，不如现在主动。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琦、市长王岐山都对这一建议十分认可，并做出重要批示。至此，北京不再把2008年作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现年。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说法，也就成为历史。
自上述两个课题完成后，笔者作为现代化研究学者基本成型。在现代化研究方面，除了出版《北京离现代化有多远》，又连续出版了《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8月），《中国离现代化有多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两部现代化研究专著。特别是后一部专著，出版社举办了推介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媒体作了介绍。让人感动的是温家宝总理委托秘书来电话，感谢作者写了一部好书，此书在全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笔者又出版了十多部与现代化研究相关的书籍和几百篇文章，而这些书籍、文章的内容，从更宏大范围分析，都属于现代化研究内容。因而，笔者给自己定位是现代化研究专家。这种定位，完全是工作缘故加上兴趣所致。
思考四：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北京乃至中国政治现代化有怎样的影响？
五、举办“小平与奥运”座谈会
2004年8月15日，全国政协礼堂，笔者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联合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小平与奥运高层座谈会”。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举办了大大小小几十场各种内容的论坛和研讨会，但这场研讨会，意义重大，有必要单独讨论。
邓小平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体育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领导人。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第一次观看了奥运会，就从此迷上了奥运会； 1974年，邓小平在第二次恢复工作后，就正式提出了恢复我国包括在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问题；1979年11月26日，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在国际奥委会提议下，国际奥委会在名古屋会议上彻底解决了我国在奥委会合法权利问题，并允许台湾保留中国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席位。而这个“奥运模式”，由邓小平亲自拍板，是一国两制方针构想在体育领域的表现。
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前往亚运会体育馆进行视察，邓小平询问张百发和伍绍祖：“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放手做这件事呢？”由此开始了中国申奥历程。
在北京市民中有很好口碑、从普通建筑工人成长为北京市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出席了此次座谈会，此时他刚刚退休。这是笔者委托北京市委老干部联络室罗惠琴邀请的。张百发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一般座谈会我不参加”。张百发在发言中回顾了他与邓小平交往历史以及邓小平关于申办奥运的嘱托，并就邓小平如何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如何节俭办奥运提出多条建议。张百发发言信息量很大，内容丰富，很接地气，收到掌声一片。2019年7月5日，张百发去世，也借这篇短文表达对这位值得尊敬的老领导深切怀念。
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名古屋模式，是一国两制方针构想在体育领域中的表现。由此开启了两岸智慧解决代表权问题的典范。两岸可以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不涉及国家主权，海峡两岸中国人可以在同一个蓝天下同一个组织中议事，例如WHO，而不是相互排斥。这是纪念小平与奥运，用名古屋模式解决与台湾地区纷争在今天的意义。
思考六：奥运会模式，即名古屋模式，对当下解决两岸纷争的意义？
六、出版北京奥运经济报告
从2003年至2008年，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先后出版了六部共440万字由笔者主编的《北京奥运经济报告》。 研究会是否有资格出版奥运报告，需要上报北京奥组委，提出申请。
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奥组委的领导，特别是刘淇书记。对编辑奥运报告十分重视，委派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负责联系。为此，蒋副主席约笔者谈话，并就报告的编辑提出了具体明确指导意见。 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与蒋副主席过往密切，很多工作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这是一位具有强烈人格魅力，品行高尚的领导同志。
一年一度的奥运报告展示了北京筹办奥运工作的进展及主要成绩，为读者了解全社会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情况提供了窗口。报告有每年政府统筹各方的纲要性文件，领导的重要讲话；有市场化运作重大筹备工作进程的记录；有相关重要研究课题成果；有与奥运相关部分创新项目的实际案例。《北京奥运经济报告》对加强与社会各方面沟通，互相促进，更好地把握奥运机遇有所帮助。也是一段历史记忆。
前后出版的六部奥运报告，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国家领导人蒋正华、黄孟复、市领导刘淇、王歧山、蒋效愚等诸多领导、专家和朋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思考六：为什么优秀的图书往往得不到政府部门的经费资助？
七、2008年8月21日上午10点，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北京奥运与北京经济”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举行。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王惠主持，笔者与研究会执行会长杜巍，副会长李庚共同出席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这是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由北京奥组委组织的唯一一个由民间社会组织举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笔者作为此次新闻发布会的组织者和接受新闻发布的主要提问者，全面介绍了北京奥运对北京经济，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北京奥运筹办至少推动北京经济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印象深刻的是回答记者提出的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北京房价。笔者的回答是，在中国经济整体向好的情况下，全国的房价正在持续走高，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中国政治中心，实际也是中国经济中心，随着奥运会顺利举办，北京城市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再加上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考虑到北京房价实际是由中国富人决定的现实，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北京房价会持续走高。笔者这一判断，客观陈述了这一现实，后来北京房价的持续走高证明这段话的正确。但有人认为，这是为中国富人说话。记者对杜巍、李庚也提问了一些问题，他们回答得体大方，内容精准。新闻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奥组委之所以邀请研究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此之前，笔者上书给国家副主席、中央分管奥运会的领导，建议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北京奥运筹办期间的作用，并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北京奥组委领导直截了当地告诉笔者，领导人充分肯定了这项建议，并作了重要批示。正因为此，为落实领导人批示，才有了这场新闻发布会。
思考七：当下北京房产所有者中，有多少比例来自京外？
八、后奥运风险研究
2006年9月16日，北京21世纪饭店，距离北京奥运会举办还有两年，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主办了“后奥运经济与奥运设施可持续利用论坛”。笔者主持了这个论坛，并就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场馆的后续利用展开研讨。
在此之前，2006年7月24日，光明日报用一个整版，在经济学前沿视界栏目，刊发了“奥运经济及后奥运风险研究”，光明日报记者孙明泉、张雁对笔者进行了专访。标题是“未雨绸缪应对后奥运风险――访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剑研究员”。
在这个专访中，笔者对后奥运风险进行了概括。并就如何降低后奥运风险，借鉴一些国家降低后奥运会风险的做法，提出措施和借鉴经验。
由于未雨绸缪，早做应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降低后奥运风险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包括鸟巢、水立方的赛后利用等。这其中，有笔者及其团队所做的贡献。
北京在后奥运风险方面所做出的风险防控 ，对全国各地有着很好借鉴意义。中国是体育大国，大量的体育设施如何避免闲置，高效率利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思考八：北京奥运会在场馆设施后续利用方面，哪一些做法有借鉴意义？
九、改革开放30年成人礼
2008年7月29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之际，在北四环笔者办公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李柯勇、李斌、刘刚联合采访，提出“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接受的一次成人礼”。
2008年8月1日，新华社刊发了长文“北京奥运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人礼’——专访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陈剑”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可以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接受的一次‘成人礼’。” “在陈剑看来，30年前因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的中国，如今的风貌恰似一个初届成年的年轻人，政治、经济、社会日益成熟，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就是世界对中国的巨大进步高度认同的里程碑式标志之一。既然是年轻人，就必然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行为举止、思维习惯尚需进一步磨砺。而举办奥运会，则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和社会管理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
“奥运会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它将激发我们产生新的发展智慧。可以预期，多年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的新的变化和进步将有相当部分源自北京奥运会”。
“成人礼”的提法，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经典概括，很快得到了广泛使用，并产生积极影响。
思考九：奥运会后，中国在哪些方面是更成熟了，还是--？
十、批评使人进步
2008年9月1日，北京日报刊发了“震撼与恢弘：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的文章。这篇文章，主持人刘立志邀请了包括笔者在内共六位特邀嘉宾，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主持人刘立志认为“自信、坦诚与包容”，是向成熟大国迈进的中国的应有态度，也是评判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标尺，他给笔者提出的问题是，交流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互通有无，意味着不同观念互相碰撞。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笔者给出以下回答：
“从奥运会的实践来看，我们对不同声音的对策就是:放开，这一点在媒体领域体现的最明显。北京奥运会极大推动了对媒体的开放程度。改革开放，首要标准是对媒体的开放。没有对媒体的开放，是谈不上一个开放的中国的。北京奥运会对媒体开放程度是空前的，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好评。从今年5月的汶川地震到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人们感受到对媒体开放对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好处，而这正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自信的表现。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会只有美好的赞扬，必然会出现一些批评之声，有的甚至很尖锐。但如果对我们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一个清醒认识的话，我们就应当对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正是我们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找到了引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和谐的道路。在这一个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出现一些批评声音也是十分正常的。正是这些批评声音，促使我们对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进而推动更快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看，“批评使人进步”，无论对一个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都应是适用的。如果我们有充分自信，对我们选择的道路有足够的信念，我们就不怕批评，并坦诚面对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坦诚面对各种批评。只要这些批评不是无中生有、有意攻击，只是由于价值理念不同，我们对这些批评都应给予最大的包容。“自信的坦诚与包容”，正是一个向成熟大国迈进的中国应有的态度，也是评判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标尺。可以相信，奥运会后，中国对媒体开放的步伐不会因奥运会结束而停止，只会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
思考：北京奥运会后，包括媒体在内的开放，是进一步加大了，还是有不同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