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祝华新:春雷滚滚的年代,静悄悄地走了

发布时间:2025-08-19 17:15 作者:祝华新 浏览:103次

人民日报八十年代的群工部负责人李春雷遗体告别仪式,85日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

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群工部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窗口部门。几十年极左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创伤。“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文艺部发表大量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推动思想解放,振聋发聩;而群工部接到和处理了大量读者来信,有些转到地方党政部门,有的直接见报,或者由记者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深入采访、报道出来,推动了基层民众权益的保护、地方政府不当作为的纠正,接地气畅民意。

1986年开始分管群工部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说,当年群工部有一批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投入处理读者来信的工作。每天收到的来信一麻袋一麻袋装。罗华1985年分配到报社群工部,记得头两年的任务就是拆信读信。报社西大门的接待室,则安排老记者轮换值班接待读者来访,倾听诉求,记录在案。来访者经常排着长队。直面读者,与读者心气相通,是那时候党报记者的基本功之一,还原了这家创办于根据地报纸扎根“人民性”的底色。

1984年,人民日报群工部编辑王永明在西门接待室接待来访者,许林摄影)

群工部老主任张连德,解放前人民日报河北武安创始团队成员之一。他平时烟不离手,在民望饥渴之时日夜操劳,为妥善处理小山般堆积的群众来信宵衣旰食。继任群工部主任的王青,德高望重,有修养,文笔很好,善做标题;副主任王永安,热血豪情,1978年人民日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长篇通讯的重要作者之一;副主任李春雷任职时仅29岁,是当年中直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他有年轻人的朝气,总是精神十足、满脸笑容,但不张扬,说话低声细语。

 李春雷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伊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报社,在群工部采写了不少舆论监督稿件。如1980年读者来信批评北京城市建设中的混乱现象,走访了市建委、市政工程局、市规划局、市园林局和市供电局等单位,亲临建筑现场调研。贵州盘县车队一位修理工因坚持原则,调查犯罪分子,遭党支部书记打击报复,被停发工资。1981年李春雷采访写出《症结何在,谁来解决?》,伸张正义。

 群工部1987年收到山西应县读者来信,反映县委扣留挪用资金,在县委大院南侧建造高级宾馆,而当地机关职工甚至有好几个月没能按时领到工资。记者涂晓东、孟祥贞经过采访,写出调查汇报《奢华遮蔽下的窘况》。记者发问:

 对应县这样一个吃国家补贴的穷县来说,需要做的事太多了:县城主要街道坑坑洼洼,车行难,人行也难;一些学校校舍急需修建……为什么在众多的需要中偏偏把建宾馆放在第一位,而且又如此不惜代价?他们的理由是,发展旅游业需要宾馆。事实上,应县人民政府写给雁北行署的一份检查中道出了真情:“因为每年都有不少中央和省、地领导及离退休老干部前来视察和游览,而我们的接待条件太差,深恐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80年代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困难,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乱建楼堂馆所。报道批评县委“集体违纪对抗政策”。县委书记来京做工作,希望别见报。李春雷出面接待来访,又问涂晓东,稿件中的事实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得到肯定答复后,拍板刊出。

 见报后,应县县委、县政府给人民日报来信,承认:“党报的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一定要吸取教训。今后要努力做到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坚持勤俭办事,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工作中的损失。”

 80年代一年夏天,曾有一位坐轮椅来的妇女,找到报社群工部接待人员上访,一直谈到中午,报社同志还给她买了馒头吃。她出了报社不久,便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燃烧汽油自焚。在社领导和王青主任指导下,由李春雷自始至终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写出内参,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认真思考如何吸取教训。在互联网出现前,党报是“下情上达”的重要通道。刘少奇1948年在对华北记者团讲话中指出:“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当年的党报群工部就扮演了人民大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李春雷生前说过,群工部之所以当年能出舆论监督稿件,与中央政策有关。胡启立说过,事实由新闻单位把关,批评稿要请地方党委审核,发表的权利在报社。读者来信版送3份大样,社长钱李仁、总编辑和分管副总编辑各一份。一般由分管副总编辑李仁臣负责,社长、总编辑不退大样就无事。有几次钱李仁社长有批示,春雷去机要室取大样,见到老钱用铅笔批的,很严谨,又不失开放。

 记者方良根和涂晓东曾追踪调查读者来信从人民日报返回地方党政部门的过程。1983年初,人民日报将一个月内来自安徽省阜阳、六安两地区的68封读者来信,转给地委处理。1984年三四月间,记者到这两个地区中的十三个县市,走访了21位写信人,调查了这批信中的49封信的处理情况。这些信大体的行程是:报社——地委信访办公室——县、市委信访办公室——县、市所属的部、委、办、局和区、乡(具体处理信访的部门)。每到一地,记者先请具体处理信访的部门介绍调查处理情况,再找到来信人交换意见。一路行来,了解到有11封信处理得较好,占22%。如霍丘县临淮岗二级站的宋玉才双目失明,想进盲人学校读书。县民政局一面向省民政厅反映,一面向本人说明情况,除数次书面答复外,还给二级站领导打电话,希望他们根据宋的情况给以必要照顾。但还有很多来信转回来一年多,被打入冷宫,置之不理。阜阳地区一封批评地区经委某领导的信,经地委信访办公室转到地区经委后,原经委主任一没研究处理,二没请示汇报,大笔一挥“阅存”二字,便锁进抽屉。调查发现,有些县市给人民日报的函复,竟有一大半与实际情况不符。亳县位岗区退休教师田洪恩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县委答复说已公开平反,赔偿经济损失220元。可是当田洪恩见到记者时,竟老泪纵横,所谓赔偿一分钱也没拿到。(《四十九封读者来信转出以后……》,198484日人民日报)

 然而,人民日报和各地体制内忠良之士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甘于做“守门员”和“收发室”,为畅通意见表达,推动良政善治,抓住力所能及的个案,力争点滴改良,敢于承担压力,有时甚至泰山压顶不弯腰。

 李春雷生前跟我谈起,1987年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版”揭露某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地市委副书记庇护奸污6名妇女的儿子、刑警仝霄海。公安干警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此案审理过程中其父和家属从市里活动到省里,罪犯开释后竟然还留在公安系统。群工部记者王传伟、付钉根和当地记者高勤荣联合采写出调查报道。这位老同志也跟着进京,找到报社领导替自己和儿子辩解。还有山西籍高层领导给报社打招呼,希望放他一马。王永安主导、李春雷协助,群工部处变不惊,与他“进行同志式谈心,当面批评了他的错误”,同时将记者写好的稿件送他核实。9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某市公安干警的来信《我们依法办案受阻》、记者调查汇报《逮捕令发出以后》和编者的话《不许以权势嘲弄法律》。在中纪委的干预下,省委决定,开除这位老同志党籍。

1010日晚,李春雷到中纪委等候韩光书记签字同意新闻稿,不巧飞机晚点,到了晚上十点韩书记还没回来。监察室女将孙彤晖(后任中纪委副书记)说:你回去吧,此事中纪委已通过,不用等韩光同志签字。李春雷回到报社夜班,由值班副总编辑陆超褀签发,忙完已是零点以后。1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新闻:

包庇犯罪儿子 干扰司法公务

原市委副书记&&被开除党籍

太原市中级法院判处强奸、流氓罪犯仝霄海十四年徒刑

 

这是李春雷在人民日报的高光时刻。党报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义无反顾与体制内的毒素切割,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和尊重。该案见报后,在当地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人们兴高采烈,议论四起,党中央的报纸揭露得好,批评得好”;“党中央机关报说出了太原人民的心里话”。

人民日报老记者吴长生分析,“文革”结束后可能是因为“憋闷”得太久了,劫后新生的媒体对实际工作与生活的“干预”作用异常强大。不少老大难问题在媒体推促下,很快得到解决。因此许多通过报社群工部洗去沉冤的人,都写信表达深深的谢意,称赞被“四人帮”把持多年的报纸终于“回到人民中来了”。有些还在报社门口贴出“感谢青天”等字幅。

1983年夏,报社领导胡绩伟、谭文瑞、余焕椿等与新闻在职研究生班同学合影。二排左一为李春雷,本报摄影记者拍)

80年代人民日报保持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真诚淳朴。普通记者见到领导干部不称官衔,就叫“老胡”“老秦”。由于李春雷提拔时年轻,大家连“老李”也不叫,直呼“春雷”,这一叫就是三四十年。当年的老同志听闻噩耗,都很难过。80年代报社老同事张东声热心地在老同志群里递送讯息,帮助不能亲临遗体告别的老伙伴签名献祭。1983-1986年与李春雷同在人民日报新闻在职研究生班深造的张何平说,春雷是班上最年轻的,富有才华,为人正派刚直,待人诚恳,思想解放,敢讲真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晰,旗帜鲜明。实践证明,当年报社破格提拔他是十分正确的。群工部老记者赵蓓蓓说,春雷做事不声不响,做人不争不抢,但有原则,有时也挺固执己见。另一位群工部老记者朱思雄称春雷是“好大哥”,讲规矩,又有人情味,业务要求严格又讲民主,做人做事到极致,如沐春风。跟春雷下馆子不讲究,来碗面条,或者面条状的肉丝拉皮即可。他乒乓球、台球打得好,唱卡拉OK,跟同事部下像亲兄弟似的。当年群工部记者宋斌认为,春雷身上没有“公务机关的官气”,有“知识分子风骨或侠气”,特别适合群工部,为不平不公之事发声。

群工部的记者编辑,平时打交道的都是草根老百姓,少与各界名流交往,不大写“大稿子”,但深挖个案,满怀深情地对待每一封信、每一位访客。板凳甘坐十年冷,有慈悲之心,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为社会激浊扬清、活血化瘀。这个岗位需要的是担当和献身。李春雷19891月签发过一篇批评报道《证人泪》,反映辽宁朝阳市村民付贵莲来本报上访,反映父亲受到当地官员迫害,身心受到损伤,精神失常。春雷为这篇稿子改了两个晚上,认真斟酌把关,改到深夜三点在沙发打个盹,钢笔墨水滲了一大块。稿子的分量重,春雷也为此付出代价。这年下半年辽宁告到北京,然后批到报社,时任社领导交清理清查组处理。但稿子所列事实无懈可击,辽宁省信访局、中办国办信访局支持见报稿,清查组也无话可说。

 李春雷后来的发展有些曲折。他离开群工部,去过云南记者站,做过海外版机动记者,最后落脚在人民日报旗下能源汽车传播集团。但他干一行、专一行,编版、看版,兢兢业业,绝不敷衍。80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李力说:他有极高的道德自律;他活在他的性情中,把一切不愉快压在心底,向世人展现从容;伟大的凡人。

 今年6月底,朱思雄和崔佳到春雷家中看望老领导,他因病有些脱相。老朋友相见分外开心,非要喝啤酒,但已不能下咽,听劝作罢。听说术后十个月才能恢复,没想到不到两月阴阳相隔。春雷已故老搭档王永安的女儿王蕤说:春雷叔叔特重感情,我爸去世,他大哭一场。记得他喜欢茅台,还说没喝够。

王蕤拿出一年前从美国回国在人民日报南区食堂与春雷叔叔聚餐的合影,感觉其他人的眼神都很有光,他的眼神已经暗淡啊,当时可能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不过转念一想:如今老同事们又在新的地方组局了。是不是很奇怪,在这样一个体制下,真的还能遇到这么多理想主义纯真的人。如果他们在另外一个天地里,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嗯,其实这种理想主义和纯真和仗义就是特别珍贵的。

(前排左一王蕤,左二李春雷)

 春雷生前跟我感叹:人民日报在新闻史上有太多的精彩和伤感。吴长生与李春雷双双退休后,偶尔在报社大院遇到,会站着聊上好一会儿,家事社事天下事,有不少共同的欣慰和担忧。吴长生说:春雷68岁就走了,静悄悄的,没像他的名字那样。但是他曾经赶上了那个春雷滚滚的年代,并奋力为那个伟大的年代增添了色彩。

来源:党报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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