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伤痕何处, 乍暖还寒的时光记忆

复旦四号楼，“7711”走过来

又进复旦校园。

每一次回到母校，总要走到当年住过的学生宿舍四号楼。打量楼房四周，缓步走廊，伫立宿舍门前，三十年前的诸多场景一时间又奔至眼前。

我们中文系77级，于1978年2月初入校，被安排住四号楼，一住整整四年，直到1982年1月离开。在学校，每个班设有一个信箱，我们文学专业的信箱序号为“7711”。自此，这一序号成了班级代名词，同学们称呼至今。

四号楼位于校园最东侧，为“凹”形(下面为东向，围墙外即国顺路)。四号楼似是50年代建筑，共四层，由男女生同住，当时在复旦这是唯一例外。男生全部为中文系，住北向一侧的下面三层，东向一侧则从中间拦腰隔断，留一半供男生使用；女生以中文系为主，另有新闻系或别的系的部分女生，分别住四楼全部及下面三层楼与男生隔开的另一部分。女生主要从南侧一楼的西门进入宿舍，也可以从我们男生宿舍的西门步入走上四楼。四年间，男女生同住一楼，有故事，有绯闻，不过大致平稳，彼此相安无事，并无轰动校园的举动。

离校已有三十年，老楼更老了。近些年，它已不再用作学生宿舍，相邻几幢老楼陆续被拆除，它也渐渐步入被蚕食被改造的境地。一次去看它，被围起来，变成工地；又一次去看，发现女生住过的南向一侧从上到下完全被拆除，只留下东向与北向两侧。或许，下次再去，整栋楼的影子也难寻了。

四号楼，在或不在，并不重要。与之相关的种种往事，早在心中。此刻，撰写这篇“绝响谁听”文章，首先在记忆中浮现的场景，就发生在我们男生居住的一楼走廊上——

同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4月率先在这里亮相，随之由《文汇报》发表，顿时轰动社会。《伤痕》之后，反映“文革”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古华的《芙蓉镇》等，如井喷而出。《伤痕》之前，已有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但是，卢新华的这一小说，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篇名更通俗、明确，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入住四号楼时，没有哪个同学能想到，眼前普普通通的一栋宿舍楼，很快就将与当代文学史，与时代的替换转折，有了密切的、引人注目的历史关联。

77级学生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参加高考，顺利进入大学，的确是同代人之中的一个幸运群体。至今，我依然难忘在12月阴冷天气中走进考场的场景，当年的准考证、大学寄来的报到须知，也珍藏至今。

就我个人而言，当年参加高考时，并不清楚这将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契机。这一年，我21岁，已离开农村，招工到位于县城的一家大型省直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然后被分配到工厂子弟学校当一名教师。当时，这可算是返城知青获得的一份颇为不错的工作。

从获知恢复高考消息到参加高考，其间仅相隔两个多月，既来不及准备，更无从考虑高考之后的未来。虽然内心存有读书渴望，但并无急于改变现状的想法与需求，这与那些仍滞留农村的知青，或返城后工作条件不好的考生相比，情况尚有不同。

现在回想，之所以参加高考，很大程度上自己有不妨一试且含有“玩”的心态。自小生活在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常在手边翻阅的是一本中国地图，总幻想着能走进早在地图上不断抚摸的一个个地方。因此，填大学志愿时，我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上海、南京、广州……

77级学生之中，与我情况类似的人想必不在少数。卢新华比我大三岁，参加高考时已是南通柴油机厂的油漆工。之前，他没有下乡当知青，而是在部队当兵，曾是一名侦察兵班长。从他生活的环境与条件来说，也并没有必须改变工作的紧迫性。紧迫或者无所谓，明确或者懵懂，无论怎样，一个极其壮观且带几丝悲凉的历史景观，出现在1977年冬天的中国——几十万考生，含1966年至1977年前后十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少量初中毕业生)，结伴走进同一年的考场。

走进之时，大概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走进的不只是一个个简陋的考场，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他们面前铺开的不只是仓促间用寒碜的白纸印出的试卷，而是厚重的历史册页在掀开。的确，只有随着现实场景的一幕幕替换，随着每个人阅历的逐步增加，恢复高考的历史重要性，当事者才有可能对之多一些体味，多一些认识。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是在“四人帮”被逮捕一周年之后。此时，“文革”名义上已被宣布结束，但是，浩劫如何真正结束，百废待兴如何起步，转机到底在哪里，有几人清楚？从社会与政治角度审视，可以说，恢复高考真正拉开了时代转换的大幕。

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应有尊重。“文革”荒唐事甚多，废除高考制度，提出只办理工科大学，恐怕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大事之一。走进20世纪，环顾世界，有哪个国家竟会发展到废除大学教育的地步？恢复高考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尚未开始，对“文革”的否定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与总结，也还没有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然而，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无疑已经从尊重人类现代文明的角度，拆除了“文革”的一个支撑点，曾经陷入混乱乃至近乎于疯狂状态的中国，有了最低限度的现实清醒。

历史贡献不限于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民歧视”曾影响千万个家庭，不少年轻人由于父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而被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弟”。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就学、入伍、就业等方面受到政治歧视。“文革”中期一度实行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选拔制度，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几乎都被拒之门外，无法享受公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高考恢复时，“公民歧视”开始终结。虽仍有少数的地区依然沿袭旧有方式，将所谓“政审不合格”的一些优秀考生不予录取，令他们留下永久遗憾，但在大部分省市，暖风毕竟吹走寒意，“可以教育好的子弟”获允走进考场，顺利录取。

就登场时间和影响范围而言，恢复高考，告别“公民歧视”，堪称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先声。之后，政治范畴的平反冤假错案，随之进行。在这一意义上说，“公民歧视”的终结，其实与半年之后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于是，政治解冻，訇然洞开——平反冤假错案；为地主、富农等阶层的子女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拥有了平等的公民身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得到重视……高潮迭起，热流涌动，1977年至1999年的一切惊奇与轰动，都为80年代做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

77级学生进校之后，复旦校园就仿佛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观念变化之迅疾，新旧交替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给，连气都喘不过来。一些教材来不及确定，派上用场的是油印课本；上党史课，一个星期前彭德怀还被说成是“反党集团”，一个星期后便传来为他平反的消息；第一次实行地方人大代表竞选，关系融洽的同学，一夜之间变成竞选对手，各自拉起竞选班子，在校园里公开演讲，发表竞选宣言；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因见解不同而针锋相对，难分高低；学生自己创办文学刊物，出版后，结伴走上南京路，沿街发售……

时代替换的场景中，卢新华与《伤痕》应运而生。

 

走廊墙上的《伤痕》

准确地说，卢新华完成《伤痕》的写作，距住进四号楼还不到三个月。此时，同学之间刚刚认识，远没有达到熟悉与了解的程度。

初开学时，我们班有40余人，随即，又扩招一批家在上海的同学，达到71人。“7711”年岁普遍不小，其中30岁左右者占较大比例，使得全班平均年龄大约在26岁。同学中，有好几位早在入校前就已经发表过诗歌、小说，甚至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正是这一原因，入学伊始，文学写作成了“7711”最热门的话题，当一名作家是不少人的梦想。当然，初入复旦，大家都不会料到，一炮打响，率先梦想成真的，会是这位外表大大咧咧、喜欢说笑、喜欢“打嘴仗”的卢新华。这一年，他24岁。

三十年后，他在《<伤痕>发表前后》中回忆往事：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被录取的大学生，我那时刚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我写过诗，理所当然被分到诗歌组，后来才“跳槽”到小说组。当时班级要办一期墙报，每人必须根据自己所在兴趣小组交一篇相应的作品。我之前没写过小说，写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九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王晓华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她的模样是根据我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后也是在她家小阁楼上一台缝纫机上写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扔下笔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

后来，这篇习作经过我们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

我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十七张稿纸的《伤痕》。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

(载《京华时报》2008年11月16日)

他的回忆大致不错。2月开学之后，写作课是率先开设的课程之一，同学们根据兴趣分成几个写作小组。我分在散文组，刊登卢新华《伤痕》的同一期墙报上，我也提交了一篇散文，写走进大学的激动，篇名为《奔腾吧，心中的长江》，这篇文章保留至今，留下自己入校后的习文痕迹。

与其他同学相比，入校前我虽喜欢写作却毫无文学根底，当时，自己的习作混在那些优秀作品中间，读来令人汗颜不已。如同是在懵懂中参加高考一样，所谓写作课与作家梦，在我依然是在懵懂中。作家梦与己无关，“7711”开始最初的文学竞赛时，我只是一个相对隔膜和不够资格的新生，充其量，机缘巧合成了一个亲历者。

“7711”的墙报栏名曰“百花”，在楼梯旁边，从二楼走下来，迎面墙上就是它。我的房间在一楼北侧的最东头，卢新华房间在隔壁，紧邻楼梯，推开房门，即可看到墙报前的阅读者。他所说的一时轰动，当时的确是一楼走廊上的景观。

知道《伤痕》轰动全国，是在暑假期间。《文汇报》8月11日，以整版篇幅发表这篇小说，此时我正在湖北随县家中度假。我去看望中学的江舜华老师，她家桌子上，正放着这一天的报纸。江老师的父亲过去是鄂西一带基督教会的著名牧师，这一家庭背景，一直是江老师与姐妹们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她激动地举起报纸：“这篇小说太感人了，你得好好看看。”我接过报纸，才知道是卢新华的《伤痕》。“卢新华是我同班同学。”我当即颇有点儿骄傲地告诉老师，她竟一时不敢相信。

返校途经武汉，去看望湖北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夏宏琛老师——我在农村参加知青函授时的辅导老师，曾带我走进大山，采访一位尚未回城的武汉“扎根知青”。夏老师夫妇，一位在大学当老师，一位在省博物馆当馆员，女儿正准备第二年的高考。小说所述，他们感同身受，谈到王晓华与母亲最终未得一见的伤心处，夏师母落下眼泪。

秋季开学，卢新华一下子成了轰动全国的明星。我是班上的邮差，每天负责去“7711”信箱取邮件回来分发。这个学期，收信最多的，当然一直是卢新华。

新的学期，住二楼的75级同学已毕业离校，我们从一楼换至二楼，新入校的78级同学住进一楼。搬到二楼后，“7711”不再办墙报。可是，就是仅仅出过几期的这一“百花”墙报，却因《伤痕》而不断被提及。

《伤痕》也成了复旦校园的热闹话题。某日，中文系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伤痕》辩论会。大家围在一起，中间放一张桌子，赞成者、不满者，站上去，各抒己见，平等辩论，气氛活跃而热闹。

“7711”女同学颜海平，是《伤痕》的极力推崇者，对小说评价甚高。进校前，她是上海杨浦区工人文化宫的话剧演员，颇具表演才能的她，站在桌子上毫不怯场，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颇让大家眼前一亮。她曾在复旦话剧团公演的《于无声处》中出演女主角，随后，自己创作话剧《秦王李世民》，在戏剧界大获成功，继卢新华之后，她成了“7711”的另一位文学明星。

颜海平演说结束跳下桌子，只见另有一人“噌”地一下跳了上去。他不是学生，而是一位中年人。他很健谈，声音洪亮如钟，低沉时也有穿透力。他赞同小说对时代伤痕的描写，但认为《伤痕》中的人物太软弱，逆来顺受，不是典型人物……具体的话我已记不清了，但他那副可爱、较真儿的样子令人难忘。他是吴中杰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讲授鲁迅。现在想来，他当时不过四十出头。

后来才得知，站在桌子上的吴老师，“文革”初期是复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第四号头头”，所谓“黑军师”、“黑高参”，在上海高教界可谓一位“风云人物”。他为此经受磨难，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未低头。如此经历，如此性格，他对逆来顺受的王晓华形象感到不满，不相信眼泪，相信坚强，似属必然。

喝彩也好，不满足也好，《伤痕》毕竟成为1978年中国文学的一大景观。敏感的卢新华堪称一位时代“弄潮儿”，《伤痕》所构思的知青王晓华与“叛徒”母亲之间的隔膜、疏远与无情的情节，正是对“公民歧视”历史背景下家庭悲欢离合、心灵伤痕累累的文学再现，而他选择的煽情的叙述风格，在千万人期盼命运转机时，催落多少家庭泪水。

此后，更多、更优秀的“伤痕文学”作品出现，与之相比，《伤痕》在结构、叙述风格与语言等文学要素方面存有差距，但谁都很难有《伤痕》式的全国性轰动。就文学的社会影响功能和推动历史作用而言，《伤痕》的成功无法复制。

怀揣入学通知书走进复旦，再携《伤痕》从四号楼走向全国，在告别“公民歧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行进中，卢新华成了一个历史环节的演绎者。

 

从《望乡》到《姿三四郎》

1978年深秋，“《伤痕》热”仍在复旦校园涌动时，日本电影周在京开幕。在此之前，虽相继举办过朝鲜电影周、罗马尼亚电影周，但真正具有冲击力且具有历史转折特点的，应是日本电影周。

之前，在我长大的日子里，最熟悉的外国电影，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最初是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陆续有了北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实际上，观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电影，已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问及同龄人，大多都可以不假思索地举出一连串这些国家的片名：《卖花姑娘》《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回故乡之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最难忘中学时代观看《卖花姑娘》的盛况。我们城关镇十里之外，有解放军的一个师部驻地，一晚，师部驻地将露天放映这一影片，消息传来，全城几千人顿时潮水奔涌而至。银幕悬挂于广场一侧，前为平地，后为山坡，前前后后，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和同学们早早步行前往，抢占一个好位置，对于我们，那时看一部外国电影，恰同过节。

如今，在1978年的中国，来自“西方阵营”的日本电影公开亮相了。

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发表新华社电讯《日本电影周在京开幕》;左侧，配发一篇综述文章《精湛的艺术深厚的情谊——日本电影周影片观后》(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孟广钧)。电讯写道：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在中日两国人民热烈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大喜日子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举办的日本电影周今天(25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开幕式。

日本电影周的举行是两国文化交流中又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电影周期间，将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同时放映日本故事影片《追捕》《望乡》和《狐狸的故事》。

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和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伴正一在开幕式上先后讲话。……

开幕式后，中日两国朋友一起观看了日本故事片《追捕》。

(载《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8日)

一个电影周的开幕，恰是一个时代转换的缩影。

不妨将刊发日本电影周消息的本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与一年之前的同日第四版内容略作浏览与对照。

一年之前，1977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半版刊有一篇长篇通讯，报道一位“雷锋式的飞行员”的事迹，相关外事活动的报道，仅占下面半版篇幅。这些活动分别为：波尔布特率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在乌兰夫副委员长陪同下访问江苏的华西大队(即今日著名的华西村)；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瞻仰毛主席遗容；瑞典三军总司令辛内格伦访问内蒙古；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宴请突尼斯青年体育部部长；赞比亚驻华大使离任回国……

一年之后的10月28日，四版已成为专门报道外事活动的版面。除了前面提到的日本电影周开幕消息与影片综述，另有其他外事活动：日本京都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同访华的墨西哥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继续会谈、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摄影组、王震副总理会见访华的日本朋友、澳大利亚副总理安东尼到达广州开始访华、尼日尔新任驻华大使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仅仅时隔一年，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已多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疏远许久、显得陌生的面孔。据后来的相关报道，

正是此次前往京都的邓小平，乘坐快速而平稳的新干线火车，对现代化感触良多。在日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或许可将之视为心理变化的一个铺垫。

时代转换之际，另一种意义上的解冻来临——国际关系开始缓和，中国敞开大门，拥抱过去曾被视为“敌人”的某些国度。这一解冻时刻，几部日本电影进入中国民众的视野，成了文化的催化剂，人们心底长期形成的对“西方阵营”国家的敌视与冷漠，因银幕上高仓健、山口百惠等耀眼明星的光彩而得以化解，民众之间彼此心里的距离，由此拉近。

不过，《望乡》带来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波动与影响，恐怕令挑选这一影片的人始料不及。这里不妨看日本电影周开幕之际，综述《精湛的艺术 深厚的情谊》对《望乡》的点评：

与《追捕》相比，《望乡》这部影片更有深度，它描写的是从明治末期 到三十年代初期被诱骗卖到南洋山打根当妓女的日本贫苦农女阿崎的苦难 一生。观众看过影片后，不得不去思考：这些被压迫在最底层的日本妓女 的悲惨命运是怎样造成的？如阿崎婆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男人压迫女人”吗？不!绝对不是!阿崎和她的难姊难妹们——那些被称为“南洋姐”的妓 女的悲剧不止于她们被损害被侮辱，还在于她们并不知道，她们是在用肉 体维护着当时的军国主义，用肉体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到头 来，却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奔，只能客死异乡。而那些幸免于死，回到 故乡的人，则被认为是民族的耻辱，遭到人们的歧视，甚至连自己的亲人 也拒绝与之往来，成为被遗弃的人间孤魂!

(载《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8日)

据引文所述，显而易见，引进《望乡》的初衷，恐怕更在于突出影片对资本 主义制度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揭露与批判。可是，多年来，中国的文艺创作一直倡 导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形象，甚至避讳在作品中正面描写爱情，《望乡》却前所未有地以另外一种方式将之解构，这对中国观众无疑是极大的冲击。曹禺曾私下告诉巴金，为适合中国“国情”，《望乡》引进之前已先期做过删节。即便如此，这部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日本妓女生活的电影，在北京、上海等地公映后，仍招致不少指责、非议，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担忧对青年一代带来不良影响。

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竟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其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其目的其实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以不让大家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避免“中毒”。一部日本电影造成一时气氛紧张，其情形仿佛一个原本洁白无瑕的世界，忽然要泼上了一盆污水。而《望乡》是污水，更是“祸水”。

《望乡》引起轰动时，我尚在校园，其间删节等内幕不得而知。几年后，另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的播放过程则略有所知，这里且稍作穿插，以与《望乡》两相参照。

1981年年底，我们77级即将毕业，纷纷为工作分配而忙碌，顾不上关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在上海的开播，也没有想到，上海很快将掀起一股“姿三四郎热”。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早在1943年即拍摄过同名电影，描写明治年间青年姿三四郎学习柔道的故事。时隔三十多年，日本新推出的26集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是根据富田常雄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这一次，电视剧改走“偶像剧”模式，扮演姿三四郎的竹胁无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迷倒无数观众。由歌唱家村田英雄演唱的主题歌，忧郁而苍凉，同样风靡一时。

继上海播放之后，北京电视台也计划在1982年4月初播放《姿三四郎》。4月2日上午，刚当记者的我，被派去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新闻通气会。在会上才得知，获准在北京播放《姿三四郎》，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其间惊动了各方高层。我简略地记录了中宣部、北京市委等领导相关指示如下：

1982年4月2日北京电视台记者会 关于《姿三四郎》播放的情况。

上海形成“姿三四郎热”。上海市委给中央报告：我们的看法，内容基本上是好的，准备放完。

王任重、朱穆之、贺敬之等六位部长、市委书记等人、徐维诚等人审查。

一致认为北京电视台可以放。只要做好引导，是有好处的。“这部片子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王任重)，“谈恋爱也很规矩”。

可以一周放两次。

不占用星期六、星期日两个所谓的“黄金时间”，以免妨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安排。

每周放映两次，每次放映两集。这样七月可放完，不致拖得太长。你们放完之后看放映效果如何，再在全国放映。

对上述两条，请立即与北京电视台联系。如没困难，请照办。

怎样正确欣赏《姿三四郎》。事业心强，恋爱观，柔道是一种运动。

1.不要吹捧。2.主要引导。

高层关于不占用星期六、星期日“黄金时间”播出等指示，北京电视台迅即落实，原已公布《姿三四郎》开播时间是第二天4月3日(星期六)，遂临时延迟至五日(星期一)。《北京晚报》4月2日下午当即发表更改消息：

北京电视台满足观众要求

更改《姿三四郎》播放时间

本报讯 北京电视台即将播放日本系列片《姿三四郎》的消息在《北京广播电视》报上发表以后，许多电视观众来信来电话要求集中时间播放。为满足观众要求，北京电视台决定，原定本周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各放一 集，改为下星期一、星期四各播放两集，请观众注意按更改的时间收看。

(载《北京晚报》1982年4月2日)

随之，“姿三四郎热”也在北京形成。该电视剧成了晚报那段时间的热门话题，每集梗概、小说作者介绍、柔道运动指示等，应有尽有。热播期间，对外友协特地邀请村田英雄六月来京访问。因“姿三四郎热”的缘故，村田英雄在红塔礼堂接连举办两场演出，场场爆满，他也成了那几天报纸上的耀眼明星。

从《望乡》删节、非议、呼吁停映，到《姿三四郎》获允在上海、北京相继播放，引起轰动，数年间文化氛围的演变，恰是折射出一种开放中的社会心态。围绕一部作品，从高层至民间，多少人的神经为之牵动，多少政治、文化的层面为之波动，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后来，与身边的年轻朋友谈及此事，他们面露惊讶，竟感格外陌生而无法相信。

面向世界的文化窗户，渐次推开；人们扭曲的文化心态，渐趋正常。在80年代初期，已成不争的事实。

开始撰写这篇文章时，忽见报上刊登消息：“姿三四郎”的扮演者竹胁无我，因脑溢血于8月24日去世，享年67岁。这一消息似乎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大概只有亲历过1982年“姿三四郎热”的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名字，为之吃惊和惋惜。

“姿三四郎”，随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而被今人淡忘了。

 

面对“天窗”

再回到《望乡》进入中国时刻。

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是巴金。

1978年11月25日，巴金迎来75岁生日。一个星期后，2月2日，他写下短文《谈<望乡>》，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这是他为新开专栏“随想录”所写的第一篇。乍一亮相，他便呈现出“干预生活”的姿态，就正引起议论纷纷的《望乡》发表看法：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 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随想录》第3、第5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

为电影《望乡》叫好，其实是为青年一代鼓与呼；为青年辩护，证明巴金自己回到了青春的起点。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但他的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老年人”距离，却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浩劫余生，他开始了向“五四”精神的回归。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承认了这一点：

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随想录》，序言第3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

精神回归，步履蹒跚。此时，五十年前留学法国、投身于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经历，成了直接推他前行的一种动力。1978年年底，开始撰写《随想录》时，巴金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他们的来访唤醒了巴金留学巴黎的生活记忆，并促成他写出《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文章开篇记叙他与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做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在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巴黎生活，提到他所敬重的一个又一个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

在这些法国伟人之外，他本应提到俄罗斯的克鲁泡特金，这是他最敬仰、所受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革命家；在当年巴黎生活中，他更应提到自己参与营救两位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凡塞特的世界性活动……此时的他，余悸尚存，因信仰无政府主义而不断受到批判的经历，仍是心中无法卸掉的重负。

没有提及，却并不意味着忘记早年信仰，其实，对青春岁月的追念，融进了他对那些法国伟人的敬仰之中。作为政治理想与信仰，无政府主义理想已离现实社会远去，也远离了巴金的生活。但是，自“五四”运动起一直受其熏陶的巴金，青春热情并没有在心底全然熄灭。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克鲁泡特金赞同旨在反抗一切专制束缚的个人主义，认为人性本来就具备十分完美的道德，即互助、正义、自我牺牲三个要素。巴金最崇敬克鲁泡特金，也翻译过克氏多部作品，早年曾不断表示要将这三者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人格目标。如今，开始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在人格塑造和道德完善的层面上，终于有了与青春、与历史衔接的可能。

有意识地回归“五四”，在曾有的政治信仰中寻找精神与道德的力量，这也是巴金在反思历史时，为何一开始就比其他同龄作家境界更高、思考更深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就不可能出现《随想录》，巴金也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自我批判和批判友人等往事，有那么深切的内疚和痛苦。时光流逝，他忽然间发现自己竟然走过一条漫长的曲折道路——“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可以设想这是他的内心自白。

精神痛苦，再次成为晚年巴金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23岁在巴黎写下《灭亡》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1980年4月，他前往日本访问，在京都发表一次题为《我和文学》的演讲，其中明确说过“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随想录》第235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

于是，巴金重新拿起了笔。历史的风风雨雨，朋友们的坎坷命运，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浩劫，直面自己曾经扭曲的人格，愿意用真实的写作来揭示自己的乃至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伤痕。

巴金开始撰写《随想录》，在时间上对于我与同窗陈思和也有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一九七八年年底，我俩在一次聊天中，商定开始合作研究巴金。我们的研究虽以巴金早期思想与创作为主，但同时也在贾植芳先生指导下，参与编辑《巴金研究资料》。我们最初两年工作之一，即是走进图书馆，查阅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随想录》，以备编目。可以说，我们对巴金的了解与研究，与巴金《随想录》的写作几乎同步。历史的巴金帮我们更深地理解现实的巴金；现实的巴金让我们对历史的巴金有了更多的亲切感。历史与现实，场景交叉，心境映衬，凸现出一位老人的精神回归与人格再塑造。

看巴金在《随想录》中一步一步前行。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讲真话”——一个看似浅显却极具现实分量的命题。他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反思“文革”，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伤痕文学”正在盛行时，他率先自我忏悔和自省，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进而把反思范围从“文革”十年向前延伸……如此这般，从为《望乡》辩护开始，在病重之前的二十多年间，巴金从没有放下手中之笔，哪怕有的文章因涉及敏感话题而被开“天窗”，他也没有止步不前，更没有像过去那样，重又陷入人云亦云的无奈与窘迫。

“天窗”之痛，发生在1981年。

9月25日，鲁迅逝世四十五年纪念日，《大公报》发表巴金第七十二篇“随想录”——《怀念鲁迅先生》(该文同时在《收获》第五期发表)。初读报纸，我们不知道，它并非全文，而是开过“天窗”。据巴金研究者周立民先生后来校勘，这篇文章，计有三段文字、七百多字，因涉及“文革”而被删去。此次开“天窗”，未事先知会巴金。部分被删文字如下：

……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

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

(《随想录》第290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

面对“天窗”，巴金为之诧异，忿忿不平。他当即撰写《鹰之歌》予以澄清，表示不满。1984年，他又在《随想录》的《合订本新记》中写道：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禁忌？!

太可怕了！十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 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翻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 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 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大王万世圣明！”

(《随想录》序言第6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

写下《“思想复杂”及其他》时，巴金年届八十。可是，在这样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分明不是一位坐在轮椅上双手颤动的老人，而是二十岁写《答诬我者书》、三十岁写《灵魂的呼号》时那个血气方刚的、被热情燃烧的青年。精神上、心态上、文章气势上，巴金真的焕发了青春。

《大公报》的潘际坷先生是巴金的老朋友，自始至终负责“随想录”的编辑。发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时，适逢他离港休假，“天窗”之事事后方才得知。他回到香港，相继收到巴金两封信，均与“天窗”一事有关：

1981年11月7日，巴金致潘际坷：

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

1981年12月23日，巴金致潘际坷：

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

对您我无意见，但对随意删改我的文章的贵同事我很有反感。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情。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一时的摩擦最终过去，《大公报》还是成了巴金发表《随想录》的阵地。十多年后，1999年，第五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阳召开，八旬老人潘际坷作为特邀代表抱病参加。我们坐在台下，倾听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将他与巴金的交往，《随想录》开“天窗”的往事，娓娓道来。我们与他一起，重新回到了80年代初期的历史场景。

“写吧，写吧。”历史场景中，这个声音如鼓点号角，清脆有力，一直响在巴金耳边，催促这位老人，抖擞精神，蹒跚前行。

 

本文摘自李辉著《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