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烨: 难忘北大80年代，我们共同走过

1981年我到北京大学遥感研究所任教。这是个以科研为主的机构，只招收研究生。那时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大学毕业，其中一部分通过考试成为研究生继续深造。

遥感所招收的研究生里有来自北大和其他高校不同专业的77级本科毕业生。我到遥感所后就参与了这届研究生的教学 。第一学期，我和数学系的一位张老师一起开一门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课。此后我就开始独立教这门课了。

77级大学生的年龄差距很大，其中有直接考入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下乡多年后考入大学的知青。学生中有些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我很快就跟自己的学生成为朋友。我也常和学校里其他文理各系的一些研究生一起玩。

我的学生里有一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姓张，河南人。他起初和大家一样叫我王老师，后来熟识了就开始跟我拍着肩膀叫“老王”，再后来他知道我比他还小一些，干脆又改口叫我“小王”了。他毕业后到河南一个军队科研单位工作，据说后来受到重用提拔，官拜少将。

那时遥感所刚成立不久，在校园四处借房子办公上课，当时我上课的教室和学生的计算机室都在俄文楼二楼。有一次期末考试，大概我出的考试题比较多或有点难，他们做不完不能按时交卷，我只好给他们额外时间完成考试，却没想到这又耽误了他们去食堂吃午饭。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到宿舍，发现门上钉着好几个方便面的包装塑料纸，觉得很奇怪。后来见到我的学生才知道，他们交卷之后食堂已经关门，只能吃方便面当午饭。他们把方便面包装钉在我宿舍门上的，以示抗议！

后来那位姓张的同学还告诉我，我出的题比他们本科量子力学考试题还难。其实严格要求学生并不错，但考试出难题大概是很多初出茅庐的教师的通病，未必是要难为学生，实在是因为没有经验。不过，据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都以出难题著名，加州理工的费曼和哈佛的温伯格的量子力学考试都如此。

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风行跳舞，学校有时会在食堂或体育馆举办舞会。但如果学生们想在平时也练习一下，就得自己找场地了。一次一个女学生来找我帮忙，她知道我有我们上课那间大教室的钥匙，就让我把教室借给她们，我欣然答应，乐不得和她们一起玩。那天下午大家都没课，教室也空着，于是我开门放她们进来跳舞，大家一起切磋舞步，玩到尽兴方散。

那时候真有不少机会跳舞，我们在俄文楼前学跳欧洲宫廷的方块舞（square dance），圣诞节晚会上跳舞猜谜语表演小节目。1984年35周年国庆那天晚上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万人狂欢跳集体舞，为此还在学校操场上练习了好几个下午。

有一天晚饭后，我正和几个外系的研究生在一起，有人提起颐和园的玉兰花盛开，大家一时兴起，立刻一起骑车去颐和园赏花。那时天色已晚，公园早已关门，我们趁夜色在一处围墙的豁口进园，兴冲冲地赶到乐寿堂去看玉兰。却不想被几个公园里的工作人员看到，把我们带到公园办公室，还威胁说要单位领导来领人。

我心里暗想，我是教师，大概可以算是这些学生的单位领导了，我把他们带回去不就行了？但又怕他们说我这个领导带头违规，于是保持缄默。询问之后，他们得知我们不过是一群来赏花北大研究生，浪漫有余守规矩不足而已，于是教训了几句也就把我们放了。

不禁想到，古有苏东坡夜赏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装”，今有北大学子夜赏玉兰：书生夜游颐和园，偷赏玉兰却成囚。

从小学起我就常到北大未名湖滑冰，先是穿绑在鞋上的儿童冰鞋，长大些就学会了跑刀速滑。看到那些大学生们在冰上笨拙的摔跤，常觉得很好玩好笑。到北大工作后，当然又常去未名湖冰场重操旧业。

有一个周末晚正在滑冰，一个学生来找我说，“王老师，咱们去颐和园游泳吧！” 他是一位高挑英俊的男孩，高中毕业考上北大，本科毕业又来读研究生。于是我同他和其他几个同学又去颐和园南门外的河里游泳。那时颐和园上游和下游的河道都是我们游野泳的好地方，我们这些群人从夏天开始不间断地去那里游泳，就是想能一直坚持游到冬天。

一起游泳的还有曾经和我一起教课的那位数学系张老师。果然那年我们一直游到一月份，并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在紫竹院举办的冬泳活动，每人得到一条毛巾作纪念。

张老师是文革前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数学系和遥感所合作，张老师参与有关数学在遥感技术中的应用的教学与科研。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成都开会，我的论文是加速傅立叶变换的一个算法。我们开会本可以报销卧铺火车票，可是张老师想把钱省下来，于是我们还是买了硬座票。

我们在洛阳下车看了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又在西安下车吃羊肉泡馍。那时张老师是中年教师，工资比学校里那些海归老教授们低得多，他又喜欢旅游，有额外花费，所以他想尽量省钱。

在硬座车上过夜是很难熬的，但张老师自有办法。入夜后，他竟然熟门熟路地一头钻进座位下面的空间，在那里躺平睡了一夜！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我知道大串联的时候有人睡在火车的行李架上，但像张老师这样钻到座位下面还是第一次看到。周围的乘客似乎见怪不怪。但他们绝对想不到，座位底下的这位竟是中国堂堂第一学府的教授！

多年过去，我一直和张老师保持联系。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长年游泳并经常出国旅游，前几年我回北京还和他一起骑车去了十三陵。

遥感所与地质地理等系有合作项目，因此我和学生们也就有了和地学系师生一起出野外考察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对照实地的岩石植被解读卫星遥感图像。一到野外，那些地学专业老师们就会不住嘴地说个不停，如数家珍。地质老师说这是第四纪玄武岩，那是白垩纪火山岩；地理老师说这是针叶类油松，那是阔叶枫树林。他们对各自学科的专注和热爱溢于言表，让人敬佩。

有一次和几个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内蒙古考察，草原上山花烂漫五彩缤纷，让大家兴奋不已，有个学生说在这里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颜色。我们爬上一座死火山的时候，却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些许失落，我发现两个二十出头的男生爬山比我快，而且显得毫不吃力！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和年轻人在体力上的差距。回学校路过承德，我和学生们一起逛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又和他们一起在餐馆里风卷残云，把满桌饭菜吃的精光，桌面上只剩下一堆白光光的盘子。

这种和年轻人一起吃饭的畅快淋漓，在此后几十年的无数聚餐中再少见到。但也有一次例外，前几年我带十几个美国学生来北大参加暑期活动。我带他们去大剧院听音乐，到莫斯科餐厅吃俄式大餐，再次体验了年轻人光盘的痛快。饭后我察觉出他们好像还没有吃饱，就又带他们去一家店吃甜点和冰激凌。

还有一次一个地理系的研究生说他在北京郊区做毕业论文的山区风景优美，还未被开发。于是我和学生们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乘长途车去玩了两天。白天我们在大雾弥漫的山里攀爬，一个女生反复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我只听懂一句歌词，“我有一个小秘密……”。晚上所有人都睡在一个大帐篷里的大通铺上，聊天讲故事。平时在学校大家都分住在男女宿舍楼的四人房间里（本科生六人一间），哪有现在二十几个男孩女孩一起睡大通铺的热闹，谁还想睡觉呢？

多年后居然查找到那个女学生唱的歌，那是邓丽君的《小秘密》：

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直埋在深深的心底，今夜花前轻轻地细语，只好向你表明了心迹……

是啊，花季少女的心里怎么会没有秘密呢？

据报道：“1981年3月20日深夜，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参赛资格的关键性战役中，中国男排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三局，最终以3:2的比分战胜对手韩国队，获得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这一喜讯让北大学子深受鼓舞，4000多名学生不约而同涌出房门，组成队伍游行庆祝，“中国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那一夜，是燕园沸腾的一夜，也是中华大地沸腾的一夜。“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口号很快传遍学校内外，响彻神州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在宿舍忽然听见楼下人声鼎沸，赶紧下楼去查看，得知因为国家队赢了球，学生们走出宿舍上街庆祝。那时每个学生宿舍楼道里都有一台电视机，每逢有重要比赛，电视前就会围满了几十个人，一起高声喊叫，热闹非凡，我有时也会去凑热闹。这次中国队赢了球，学生们更加振奋百倍，一定要上街发泄心中不可抑制的兴奋和激动。

我骑车跟随学生的队伍一起出了校门。队伍中有人高喊口号，还有人举着燃烧的扫帚。队伍进了清华校园，学生们齐声高喊，“清华的，出来！”让清华学生也加入庆祝胜利的队伍。那夜的狂欢让人经久难忘！

80年代初期政治气氛宽松，人们思想活跃，心情舒畅，对未来满怀希望。当时流行的《走向未来丛书》对国外新兴学科和思潮做了介绍推广，其中一册是删节版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作者是美国教授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中文名侯世达）。书名中的 GEB 是逻辑学家哥德尔，画家埃舍尔，和作曲家巴赫三人名字的首字母。表面上这三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作者的意图是借用埃舍尔的画和巴赫的音乐来注解他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以及逻辑中自指或递归（self-reference）所造成的悖论，也就是所谓的“怪圈”。

这个词一时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热词，懂或不懂的人们都在不断引用。那时走红的还有苏小康的《河殤》，首次把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黄色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对比，对历来备受尊崇的传统文化发出拷问。他们的这种观点让某些人感到不悦，但广受年轻大学生的欢迎。

高校里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对各种新近涌现的新思潮和国外引进的新学说兴奋不已。校园上的各类讲座不断，李德伦曾多次来北大讲解古典音乐，每次大礼堂里都挤满了学生，从人群中蒸腾的热气就能体验到他们的热情。

同本科生相比，研究生们思想更深邃，追求更高远。他们渴求知识，探寻真理，组织了众多各有特色的学术沙龙，讨论科学，艺术，社会，政治等各种广泛的话题，远超出各自的所学专业范围。

我曾参与过两个沙龙的活动，一个有生物系和计算机系的人参加，主持人是一位生物学女研究生。一次我对她吹牛说我研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她机智地回答 “I do REAL intelligence”，她那时在做神经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我更经常参加的沙龙由社会学系、中文系和地质系的几个研究生主办。这两个沙龙有时一起活动，比如去圆明园聚会，有时又有些心照不宣的小小竞争，看谁的讲座更精彩，能吸引更多听众。

此外我还参与过几次北大清华和中科院模式识别（其实就是早期的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生自发举办的活动，大家在北大商议如何组织专业上的交流。参与者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在这些的沙龙聚会中，有时由同学们介绍各自所学专业中的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有时请外来的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新三论”（突变论、耗散论、协同论），相对于“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还曾请到《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来做有关这些问题的讲座。

那时在沙龙里还讨论过一个观点，认为文明的发展类似人类个体的心智发展，会首先经历一个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的过程，然后才逐渐发展到对主观世界的内省和哲学思考。比如人类文明早期的轴心时代，古希腊先贤们对外在的物理世界的好奇心导致他们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的探索，而中国先哲们则跳过这个阶段，只关注内心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问题，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早熟文化，现代科学与中国无缘，只会在以希腊文明为基础的欧洲文明中产生，这也最终导致了中国近几百年的落后。

诸如此类的思想激发我们思考，成为我们热衷讨论的话题。记得一次十几个人的沙龙聚会，从晚饭后开始，大家踊跃讨论，畅聊通宵，天明方散。不知几十年后的今，大学生们是否还关心这类话题了。

1984年北大遥感所得到联合国的资助，组成一个考察团去加拿大访问，成员包括三位领导，一位所长，一位主管遥感的副校长和一位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女局长，还有兼职翻译的我。这位局长早年留苏，但并不熟悉遥感专业。我们访问了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几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滑铁卢大学的校报还发消息报道了我们的来访，把我们都叫做教授。接待我们的一位专家兼联合国官员也当面称我们三个北大的人为教授，称那位局长为博士。那时大学里还没有恢复职称，即使有我大概也不过是个小助教，被他们口口声声叫成教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又却之不恭。那位局长也在私下里说，其实她并没有得过博士学位。

除参观外，我们还要和联合国代表洽谈合作计划。晚餐时比较轻松大家可以闲聊，却没想到过后校长私下向我传达局长的意见，说我没给她翻译。那时我觉得委屈，她自己不说话叫我怎么翻译呢？当然这还得怪我不会逢迎，没有主动给她造成说话的机会。语言一直不是中国官员的长项，常见在外交场合，西方各国的官员没有语言障碍，谈笑风生如老朋友相见，而中国官员则常显得落落寡和。

那年正当洛杉矶奥运会，每天晚上都关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里的转播，看中国人拿金牌。那时从国外回来的人总要带个几大件，我带回来的是一条小小的橡皮船，后来和学生们带到颐和园湖上去玩。

在北大的那几年里，我教过三届研究生几十个人，并在国际遥感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连所长都说要跟我“合作”（那时党政干部提职称也要求有学术成果）。我离开北大后听说，我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出国深造，其中好几个后来也当上大学教授。没出国的学生也大都成绩斐然，听说不少人担当大任，成为所长、院长、首席科学家，当然还有那位张姓学生当上了将军。

自从我1985年离开北大，40年过去了，期间曾多次回去过。几次带我的美国学生去参加北大的暑期班，也曾应邀参加北大的暑期教学和学术研讨。2008年我还随同一个美国校长代表团访问多所亚洲大学，寻求合作机会。在香港访问了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和交大，在北京访问了清华和北大。当年在北大的时候我曾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参与接待外宾，现在又在临湖轩被当作外宾接待，让人有点恍如隔世又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

但我很少再回遥感所。毕竟物是人非，当年我叫老师的同事们都早已退休，其中多位已经去世。大多数当年的学生和常在一起玩的研究生朋友们更不知所踪。他们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想念他们，也怀念80年代。和青春岁月一样，那个难忘的年代，一去不返。

 

原题：我们共同走过—— 我的80年代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