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吴象先生的扛鼎之作

（本文系吴象著《伟大的历程》序言）

 

本书是吴象先生专著，讲述农村改革历程。本书初版于2001年。改革四十年之际，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献礼。

进入1990年代后，改革史著述渐多，既有亲历者回忆，也有学者专门研究。同类著述林林总总，蔚为壮观，本书卓尔不群，价值独特。

一

我认为，凡治农村改革史者，不可不关注吴象。研究改革过程，如果没有读过吴象文章，一定不得其门而入。换言之，若认真探究改革史，则必须认真读吴象。改革已入史，史事甚纷杂，读史需谨慎。

农村改革波澜壮阔，吴象角色独特而重要。1979年初，吴象奉万里之命由晋入皖，出掌省委政策研究室。由此，安徽几乎所有改革文稿，皆由吴象担纲秉笔。1980年春，万里擢升中央，吴象随同入京。八十年代改革如火如荼，或高层会议，或外出调研，或文件起草，有万里处，便有吴象。吴象为万里出谋划策，捉笔带刀，虽高层智囊如云，但无出其右者，堪称万里文胆。关注农村改革，凡略知高层情形者，写万里必写吴象，写吴象必写万里。

吴象之改革写作，不仅有职务写作，也有署名文章。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不同阶段均有重要文章发表，引领政策热点讨论。若再细究，最活跃当属八十年代上半叶，文章影响最巨者，当属《联系产量好处多》和《阳关道与独木桥》。

1980年春，包产到户遭遇围堵指责，既来自万里离任后安徽省委，也来自中央农业部门，核心论争是责任制可否“联系产量”。按当时政策，可以包“工”，不可“联产”，“联产”即物质挂帅，属资本主义。为驳斥种种指责，万里指示吴象、张广友写出“联系产量好处多”一文，并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发表，但遭到安徽省委拒绝，后转而署名发表于《人民日报》。此文是为包产到户正名之重要篇章。

是年秋，为包产到户事，中央召各省第一书记座谈，反对者众，支持者寡，争论激烈，立场僵持，文件遂成妥协之势，既体现理论僵化，也体现政策放宽。在此关头，吴象写出《阳关道与独木桥》，阐述包产到户出现之必然和发展之必要，可谓振聋发聩，洛阳纸贵。此文由万里安排写作，抢占政策立意制高点，尽显锐意改革锋芒，堪称包产到户争论扛鼎之作，有里程碑之功。

围绕农村改革，吴象更有大量调研表报告，结集出版十余种，举其要者，如《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1984）、《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1988）、《中国农村改革》（1986）、《从凤阳到昔阳》（1991）、《农村问题漫谈》（1999）、《中国农村改革实录》（2001）、《重温人民公社》（2006）等。若干年间，名篇佳作频呈。

二

本书堪称吴象代表作。与作者其他著作不同，本书并非文集，而是专门著述，从内容到形式都具系统性和结构化。作者集长期工作经历，以深厚专业积累和周密整体构思，致力勾勒改革历程，实属厚积薄发。作者曾感慨，在一生写作中，本书最为耗费精力。

作为作者，吴象曾感叹，此书出版颇费周折。写作本书是在世纪之交，作者年近八旬，心境散淡，加之时移世易，若干问题不复敏感，政策纷争与权力争执多有涉及。作者以其深厚阅历和广阔视野，叙事和议论有空前深度广度，众多同类著作不可望其项背。

本书系统考察家庭承包制历史发展，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变革为主体，既追溯1960年代旧情景，也展示1990年代新曲折。考察农村改革背景，展现深广历史场面，于农业学大寨问题最为详实。本书披露，早在1978年秋，万里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即对人民公社体制有尖锐批评和深刻否定。本书涉猎改革纪事，不论在安徽地方还是中央高层，多有鲜为人知者。

本书系统展示改革政策过程，记叙诸多经典场面和事件。家庭承包制确立后，新的政策争执绵延持续，直至九十年代及以后，如关于私人雇工、乡镇企业、县级综合改革、外向型经济、民工潮等政策争论。印象尤深者，直陈九十年代初改革面临种种指责：“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风源，家庭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根源。那两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此种表述对理解改革之艰难非常重要。

本书有若干精辟分析，为其他著作未见，关于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尤为深刻透彻。“七十五号文件是个妥协的产物，充满两种对立意见折中的痕迹。既说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又不肯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既不否定包产到户，而且强调他对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说‘要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而且要使‘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如此等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一句，从而继续自行其是。”这是迄今为止最准确刻画75号文件尴尬地位和高层争执的文字，而时下众多研究者不得要领。

本书内容晓畅通达，文字清新恬淡，体现作者一贯文风，但也多有艰深之处。诸多政策争执背景用笔简约，披露不够，或虽有涉猎而语多隐晦，一般读者难以读出其中政治角逐和权力纠缠。究其原因，作者多年靠近决策核心，所知甚多，但出于诸多考量，既有为人讳，也有为事讳，行文叙事未免浮光掠影，如冰山一角。我读此书，想起宋人李壁之叹：“经事方知史之不足信，经事方知史之难为言”。

三

吴象先生是我的老领导。1982年春，他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来九号院参加主任办公等会，常由我联系，会后再安排司机送回中南海。第一次直接为他工作，是1982年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他起草万里副总理讲话，我负责誊抄。

我在吴象领导下工作，是编辑《万里文选》和《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时间为1993年夏至1996年夏。他是编辑工作主要负责人。编辑过程中，吴象直接向万里汇报，然后把万里意见转达编辑组并安排落实。编辑组每周开会由他主持，我们所编文稿先由他审改，而后报送万里审定。在他主持下，编辑组犹如一个大家庭。随和平易，循循善诱，举重若轻，一派仁厚长者风范，留下诸多美好共事回忆。

吴象文墨生涯漫长而丰富，以我本人所见文章，最早写于1939年10月，是抗日战场战地通讯——“夜袭常庄”，刊于华北《新华日报》，其时17岁；最晚写于2014年12月——回忆于光远，未及终稿而住进医院，其时92岁。笔耕不辍75年，著述二十余种。建国前、文革前均有著作出版，多为采访手记、散文集等，如《过封锁线》（1959）、《梨花时节》（1964）、《昆仑山侧西行记》（1985）；晚年更有游记、忆旧文集多部，如《好人一生不平安》（2005）、《人在山水中》（2006）、《大写的人》（2015）、《耄耋忆旧游》（与妻子刘玉合著，2012）等。诗文皆精，勤奋而多产。

吴象先生之名颇耐寻味。《金刚经》曰：“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古文字多有通假，“吴象”音同“无相”，禅意绵绵，由此可联想其人其文。

 

 

 

附：‍‍‍‍‍‍‍

吴象随笔‍

我是安徽人，却视山西为第二故乡。青春时期成长于烽火硝烟的太行山区，后又在太原长期工作，共计四十年之久，结交了不少可以信赖的挚友，王铭三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的几个地委书记，几乎全是“三八”式，即抗战初期入党或参军，资格虽比不上老红军或地下党，但优点是读过中学稍有文化基础，做过比较久的县委书记。我认为这个岗位很关键，要独当一面，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战争岁月容易和上级失去联系，更是如此。铭三与我同庚，情况有所不同，他是1953年由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长被提升为忻州地委书记的，此后在晋北各地区调来调去，无论调到哪里，在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中一直口碑很好，是最受领导器重和群众拥护的地委领导之一。后来熟了，才知道他抗战中就在环境复杂的垣曲县当过几年县委书记，对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有很深的感悟，后来的理论工作也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和宏观的远大眼光，所以更显得求真务实，不随风倒。交往中曾给过我颇多的教益和启迪。他文革后逝世，我刚匆匆调离山西，从此失去联系。2007年我有机会重访榆次，现在旧貌换新颜了，称为晋中市。晋中市市长王雅安专来宾馆房间里看望我，原来是小时见过的铭三的儿子，真挚的情谊得以接续，双方重逢时倍感欣。后来山西出版纪念文集来邀稿，我写下了这篇缅怀之作。

《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是位老记者、名记者，也是我30多年来的好友、挚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都是为包产到户摇旗呐喊的积极分子。一起下农村调查，合作写通讯报道，此后一直过从甚密，成为至交。我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勤奋，善于积累资料，不仅在记者的岗位上写了大量出色的新闻报道，有价值的“内参”，而且在退休后与病魔作斗争的耄耋之年，继续写出一本又一本的好书。2008年初出版的《抹不掉的记忆》，更是晚年最后一本精心之作。他身患癌症，曾被误诊，两次手术，但他仍顽强地活下来，写下去，这是出于一个记者的良心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常常深夜一面流泪一面写作，终于顽强刻苦地完成了这部著作。当年夏天，他死于心脑病猝发，非常突然。他这本最后的书，记录了共和国若干重大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甚至本身就是一直没有公开过的重大事件，弥足珍贵。我认为这不仅是作者个人“抹不掉的记忆”，更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我曾应邀为他作序，其实这本书不应该是最后一本、我知道他还有不少材料，倘若他的病得到及时抢救，他完全可以再写下去范银怀同志是新华社的一位资深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我比她大十来岁,做记者也早十来年。文革前后，他多次到大寨、大邱庄采访，与陈永贵、禹作敏都是交往较深的朋友。这些经历才使他有“本钱”完成《从大寨到大远庄》一书。八十年代,我曾和范银怀一起先后到河北、广东、海南、黑龙江、新疆、天津考察过乡镇企业发展,使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也就我们对各自亲身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我曾鼓励他下些功夫,把陈永贵和大寨、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异同作个分析比较,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写成一本书,对于帮助读者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是有好处的。佳成书，我作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本集子里还收集了一篇我为李辅《所思所忆七十年》所写的序、李辅是我的好友，我们曾在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共事，我比他大17岁，可称为忘年交。他一生跌宕起伏，阅历非常丰富，工作中敢做敢为，多有建树，但在1984年被定为“三种人”，虽已查明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政策的事情、但仍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他并没消沉，而是用十年时间写出了自己一生的所忆所思。

后面的四篇虽也怀人却偏重记事论世，而且都与农村改革问题有关。中国改革最初曾想从扩大国营企业的自主权为突破口，试了好多个点，突来突去突不开。而农民中一些人却在悄悄行动，改善自己难以为继的处境。包产到户代表亿万农民的愿望和利益，迅速成为燎原之火，无法阻挡。世界上的改革或革命，从来都是城里人、知识者在前面领路，乡下的农民才在后面跟进。中国这次事情却颠倒过来了，变成了农村先行，领导肯定，上下互动，势如破竹。包产到户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时代，八十年代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广大农村涌现出大批粮食和各种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其中佼佼者便被称作“农民企业家”。到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这个称呼才逐渐淡化以至消失，被“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所取代而成为历史名词，但当时却是报刊热炒的对象，褒贬不一。那一阵子虽然取消“阶级斗争为纲”了，而“兴无灭资”的口号影响仍然不小，一般人都认为“农民”与“企业家”不相干，甚至水火不相容，竟在一个人身上联结，简直不可思议。

钟华生是最初出现的著名农民企业家之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度假村，又倡导、组织了“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被选为会长。后来他调离白藤湖，任珠海市西区区长兼开发工程总指挥。我认为他的一生既有显著的成就和贡献，也不断遇到严峻的挑战，可贵的是在艰辛、挫折中一直表现出顽强、刚毅，始终保持着不亢不卑，从容应对、乐观进取的态度。2012年3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最近又在搞绿色经济，从事竹草的开发，会一开完就要赶到内蒙古去。我不禁想起多年交往中的一些琐事，想起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也想起中国的和平崛起背后的各种人物，写下这篇纪事，作为对自己的勉励和对友人的期盼。

小岗所在的风阳是“大包干”的故乡，凤阳所属的滁州地区是农村改革最大的突破口。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全区上下都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当时陆子修是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书记王郁昭最得力的助手，其处境可想而知。不过不久也就挺过来了，迎来了真正的大好形势。我们就是在这个关口相互认识的，一见如故，交浅言深。若干年后，杜润生老曾在一次宴会上站起郑重地说:“你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我敬你一杯!”所以，他如何耿直仗义、敢做敢为，我就不多说了。后来王郁昭任省长，他成为地委副书记、书记。滁州地区一直在坚持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改革，经济增长排名由全省尾巴跃为第二。退下来后，退而不休，又担任了安徽城乡劳动力资源研究会会长，继续调查研究不断，读书写作不断。多次上书党中央得到重视，有的已在政策中体现。也著作甚丰，这本《农村问题答案不在农村》是继《“三农”论衡》之后的新作，序是我应邀所写。

来源：农村改革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