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中国政治的“九号院时刻”

所以称“九号院时刻”，是因为想到了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政治，还提出过“严复时刻”。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号院并非处于高层政治舞台中央，或者说，九号院只是中央政治舞台一角，但是，从这个角落，可以看到舞台中央的各种表演，可以折射舞台幕后的“杯弓蛇影”。

在我看来，九号院具有改革年代的历史标志性，体现了1980年代中国政治的新机制，象征中国政治独具特色的辉煌时期。

“九号院时刻”，是10年，1979年初到1989年底，具体说是，从1978年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统管全国农村工作的新机构开始，历经三年国家农委时期和七年中央农研室时期，到1989年末机构撤销而结束。这十年，在周秦之变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仅仅是一个时刻；在建政70多年中，也仅是较短的一段。

九号院，是八十年代农村政策的中枢之地，是农村改革的政策地标。现在，若论中国改革最大亮点，无非两点，即农村家庭经营重建和民营经济成长。民营经济本身也起步于农村改革。这两点支撑了后来所谓“中国奇迹”。九号院虽然并非当时高层政治主场，但运筹运行了改革的主要领域。以家庭承包制为主体政策的农村改革，不仅为改革年代开辟了先河，奠定了基础，而且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成就和核心成果。

九号院，也是1980年代改革的政治地标。过去，我只是通过九号院看农村改革，而不是通过九号院看中国政治，现在，我终于认识到，通过九号院看中国政治，也很重要。九号院不仅是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象征，也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象征。考察九号院运行，考察农村改革高层决策过程的展开，可以清晰、深入地透视中国高层政治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

九号院，集中体现改革年代高层政策过程新机制、新特征，也集中体现1980年代中国政治的新机制、新特征。从九号院看进去，可以观察、讨论中央层面的权力运行，形成改革年代中国政治的“一孔之见”。

但是，“九号院时刻”所体现的八十年代政治，并非中国政治的常态，而是一种暂时性现象，如同在漫长历史中，“改革”也是一种暂时性现象一样。

历史上，中国经历了若干王朝，以明代为例，有以勤政著称的洪武皇帝朱元璋，通宵达旦批奏折，事无巨细统管，也有以懒政著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二十五年不上朝，还有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虽然，同是明代王朝，同为君主专制，但是，不同帝王临政，权力结构、运行逻辑迥异其趣，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说“废相“前后，宫廷政治运作机制重大分野。同样的道理，观察中国政治，建政之初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到如今，高层政治的运行机制、内部逻辑也各具特质。同样的“中央书记处”，在中共八大之后，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后，在中共十三大之后，在不同时期，其结构功能、决策位置也大为不同。在1980年代，中央决策体制分为一线二线，同样是政治局委员、常委，有的在一线，有的在二线，一线和二线之间，一线内部和和二线内部，存在着非制度化的分权制衡，是一种权力多元现象，有身居高层中枢者甚至戏称“群龙无首”。所以，讨论中国政治，包括改革以来中国政治，殊难一概而论、笼而统之。

“九号院时刻”体现的高层政治，核心特质是多元化，或者说，80年代的高层政治，是多元权力格局为特色的多元政治。这种多元政治既不同于80年代之前，也不同于90年代之后。迄今为止的改革史研究，虽然注意到了这种特殊政治环境，看到了政治上的宽松活泼催化了改革，但是，如何概括这个年代不同于既往 “中国政治”，研究成果有限，我概括为“多元权力格局”。九号院机构的运作，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多元权力格局的存在。这种多元权力格局，是特定时期高层政治系统不断发生结构性分化的结果，既集中体现在高层，也体现在地方。多元权力格局形成巨大政治空间，包容支撑了生动活泼的地方政策竞争，促成了改革发生与推进。

何谓中国政治？以顶层权力系统研究而言，如同研究一头牛，有的研究心脏，有的研究皮肉，有的研究骨骼。许多所谓中国政治研究，事实上不是真实的中国政治，甚至连中国政治的皮毛也谈不上。某些所谓“大作”，研究是皮毛之上的浮土、虚幻之光，虽然“新概念”“新理论”成堆，虽然满纸“自信”“自主”，其实是“望文生义”、“望风捕影”，于真实世界的政治是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研究中国政治，最重要的是要直面真实生活，而不是各种“讲话”“文件”“纲领”。

在漫长的中国政治史中，短暂的九号院现象，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运行的多元、开放，缔造了充满活力的改革进程。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多元开放特点，是改革的动力源泉，也是社会生机勃发的的动力源泉。

从大历史来看，九号院时刻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其独特政治品质如昙花一现。但是，这种昙花一现，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历史脚步无意中走入此境，然后徜徉徘徊，然后继续前行。也许，“九号院时刻”所展现的，是中国政治的大势所趋。

（2025年9月）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