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走向未来》丛书的来龙去脉（下）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致力于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问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求知渴望，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多出好书为奋斗目标，敢为天下先，率先冲破多年来地方出版社出书“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简称“三化方针”）的局限，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组稿出书，以书说话，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口碑，使“出版川军”形象崛起，吸引了众多作者的青睐，出现了全国作家“孔雀西南飞”的景象。
在众多川版好书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8年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
这套丛书以其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特有的编著（译）方式、宽阔的视野、新颖的知识理念和独特的开本设计，受到渴望打开窗户看世界、立志学习新知报效祖国的青年的追捧，成为这一时期提供社会与科学思想动力的代表性启蒙读物，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
在那个风云激荡改革岁月中出生的婴儿，如今已成为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走向未来》丛书也已成为历史。多年来，关于这套丛书得以出版的情况，当年的策划组织者、著（编、译）者、决策者、编辑、研究者及读者撰文回忆或评述众多，散见于书报刊和网络，但依据参与者回忆和史料系统理清该书出版过程的文字似不多见。
为了让当年的读者和今天的读者能了解这套丛书出版的前后详情，留下信史，笔者将访问与该书的出版有重要关系的亲历者的实录、历年来搜集的相关资料、回忆录与研究文章，梳理成文，注重采用被采访者原话，择选著（编、译）者或研究者及读者原作引文表述。即便见解各异、见仁见智，但原汁原味、言之成理，以期相对完整地复原这段史实。
出 版
从1983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在6年内分5批推出，分别为1983年9种，1984年3种（共12种，合称为第一辑），1985年14种（第二辑），1986年14种（第三辑），1987年20种（第四辑），1988年14种（第五辑），发行总量800余万册。丛书涵盖了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最前沿的新知。据丛书首任主编包遵信回忆说：“《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印出的1000套书投放市场后，4个小时就卖光了。以后不断重印。第一辑12本书的平均总印数都在20万册以上，有的累计达到了30万册。”
为了让读者全面地了解这套书的编辑出版情况，笔者将全套74种书的诸项要素统计制成表格如下：
《走向未来》丛书统计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室留存的样书多数为第一次印刷，少量为第2次或多次印刷，故总印数统计不全。以上均按样书版权页印数统计，未注明版次、印次的均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杨忠学同志还保留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运转中心1985年5月25日印发的《情况简报》第15期，标题是《〈走向未来〉丛书召开读者、作者、编者茶话会》：
5月10日下午，“《走向未来》丛书读者、作者、编者茶话会”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召开。严济慈、龚育之、吴明喻、陈昊苏、陈翰伯、陈原、张黎群等同志和北京学术界、读书界、新闻界200余人参加了茶话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团中央副书记李源潮同志致函祝贺，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为会议题字“未来之光”。
丛书主编包遵信同志主持了会议；丛书副主编金观涛，四川人民出版社聂运华、杨忠学同志分别代表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致辞。作者代表陈明远、来宾代表贾春峰在会上发言。严济慈、龚育之、吴明喻、陈翰伯、陈原、张黎群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当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第2批丛书出版及会议消息，第2天的《北京日报》及此后的《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都发了消息。
反 响
《走向未来》丛书推出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欢迎。丛书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党和政府提出要了解“世界发展主流”，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当年的读者屡屡提及的都是“兴奋”“激动”“被打开了”“开天眼”“启蒙”“新锐”“前卫”等字眼。当时的大学生、后来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回忆道：“当时看到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完全崭新的知识，我觉得基本的感受叫‘开天眼’。换句话讲，你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这么多有趣的知识。有点像你特别特别饥饿，但你来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食品摊，你就很贪婪地到处吃，可能会像吃自助餐一样，你拿了太多的东西，可能都吃不下了。”他认为这套丛书“气势恢弘，开风气之先，整个人都被打开了”。时任《解放军报》记者、后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钱钢也感慨地说：“我们大家都如饥似渴，这里面是思想的饥渴。”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22年3月20日在接受王波明担任总策划的《外来思想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专题采访时，谈起《走向未来》丛书，说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你看这套东西很少涉及政治。你看，讲数学，讲物理，讲科学研究的方法，讲控制论，然后讲艺术思想、音乐、美术，方方面面，各种东西。就是把这些年来国外的学术界的研究介绍进来，你看到原来还有这么些东西。好多人跟我讲说，当时我们看到《走向未来》丛书，说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居然还有人这么想问题，居然对一件事情还可以这么分析！从来没想到过。我不去研究这个事应该怎么认识，我先把它拿过来，我就把它介绍进来，让你看看人家别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别人的结论是什么？就走了这么一条路。这个在思想界冲击同样非常大。要给你这个审查那个审查，很多书可能都过不了关。但是80年代真是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很多你原来不可想象的事，那时候就做成了，而且也没受到重大的挑战。当然各种舆论都有，说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东西都拿进来了，但是没有让你干不下去。”
当采访者问王小鲁，编写《走向未来》丛书时领过工资吗？他回答：“没有。完全是义工，完全是自愿的。那时候，好多事就是愿意干，才凑到一块儿去的。这个事就是。这帮人都是愿意干、有兴趣，才凑到一块儿去的。……这个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有巨大的号召力。”
刘擎当时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21岁。在一次讲座中，他看到有个老师把《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几本拿出来，一看就非常吸引人。然后他就开始收集这本书，基本一本不差，都买全了。“这些对我们来说，当时都是崭新的知识。”
刘擎说：“《走向未来》（丛书）有一种比较明媚、向上，比较进步主义的旗帜，正像这套丛书的名字一样，他们是‘走向未来’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文革’之后，这个世界在‘文革’十年中，变化得非常非常大，然后世界有很多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这个不仅在‘文革’十年动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前十七年，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走向未来》（丛书）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上、知识上要跟这个世界同步，而且要面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就是我们去打开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世界和它的智慧。”
“因此，《走向未来》丛书也成为兴起于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重要角色，汇入‘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的时代浪潮。那个年代，你都不好意思反对改革。”当年的学生、后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说。
浙江省苍南县政协常委、县教育局干部周功清是在高中时关注《走向未来》丛书的。他在《一次偶遇后的转向——〈走向未来〉丛书带给我的读书方向》一文中说：“再次遇到时，已是在大学。80年代末的时候，我购买了其中的几册，知晓这些书属《走向未来》丛书。读了几本书，兴趣大浓，这里面涉及的跟我之前的知识结构大异。……当时的我是看得眼花缭乱，心中却惊奇不已。……这几本书无疑使我大开眼界。”
“大学毕业，分配回老家乡下的一所中学任教。……平时订了《读书》杂志，从中了解新书动态，了解更多的经典作品。这个时候，恰是在90年代初期，各类思想迭起，许多新的观念进到中国，可供选择的书也更多了，《读书》杂志上也陆续有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一些介绍和评价。我开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邮购图书，其中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主，并且慢慢将全部的书购全。在阅读中，逐渐了解到当前最前沿的学科信息：人工智能、信息学、计量社会学、科学哲学、系统理论，对许多交叉性的学科有了初步的接触。经济学限于知识结构，自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至少大开眼界，对于其研究方法更为心仪。”
“《走向未来》丛书虽然不是大著作，也不是后来所遇到的深度作品，但它对我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读书方向、治学方法均有较大影响。丛书里所选著作的作者，也成为我这几十年来关注的重点，许多作者成为我藏书的重要对象。”
“《走向未来》丛书注重引导读者去了解西方大家之作，这些作品研究方法之绝伦，往往令人神往；而其结构安排之精巧、语言之优美，使我将许多学术著作视为文学作品来读。”
“除了时代背景，《走向未来》丛书也采用了今天看来非常聪明的市场策略”，封面“新颖时尚”，“特别使用窄窄的小开本。每本书的篇幅通过节译，也得到了控制，这些措施最终也把每本书的成本降下来，使其更贴近大学生的购买力。虽然价格很低，但对于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更为普遍的方式是一人买几种，另一人买几种，然后交换来看。两三个同学、四五个同学在一起讨论是非常多的，还有跨高校的讨论，青年教师和我们一起读，讨论非常频繁。而且好像当时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谁拿到这套书在读，说明这个人是挺有思想的”，刘擎回忆说。
厦门大学中文系徐勇和泉州师范学院王冰冰联合署名的文章《〈走向未来〉丛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中，作者认为：“《走向未来》丛书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和独特的表现呢？《走向未来》丛书所要做的，是使科学同现实的耦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耦合，同时赋予社会科学以‘科学性’。恰恰是这里，构成了《走向未来》丛书区别于其他丛书的规定性所在。《走向未来》丛书所做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鲜明的问题意识，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走向未来》丛书的构成比例及其著译方式。这一套丛书预计出版100余本，后因某种原因，实际上只出版了74本。在这74本中，翻译的有25本，其余49本均为著作。但这翻译的25本中又分为‘译’和‘编译’两种，各占16本和9本。同样，著作中也分‘著’和‘编著’，各占35本和14本。表面看来，这种构成比例及其著译方式中是以著为主。但如果细加分析便会发现，所谓‘编著’其实也就是围绕某一主题或问题，对西方诸多著作或理论的综合性概括性介绍。因此，某种程度其实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译介。它与‘编译’方式的不同，仅仅体现在前者是集各家学说或多本书集锦而成，后者是针对一本书。在这当中，‘编’者的主体性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即使是很多标明‘著’的著作，仍可以看成‘编著’的变体，比如说陈克艰著《上帝怎样掷骰子》和郑凡著《震撼心灵的古旋律》，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偏重于介绍西方的学说或理论，并没有多少个人的创见或观点。”
“某种程度上，问题导向决定了这一套丛书的1980年代的影响力。”
“学术上的严谨并非其追求的目标，而这，也正说明了1980年代前期的时代性的独特之处，即重思想、轻学术的特点。……换言之，学术的谨严与规范不在这一套丛书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内，它们考虑的是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的有无，而这就意味着那些不具有或未能直接显示出问题意识的西学著作和理论，则可能被该丛书所忽略。”
此文作者认为，《走向未来》丛书在“思想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解放的层面。第一，它通过问题意识，沟通了文学和社会科学。……第二，它通过建构知识的崇高主体，把启蒙的主体从作家转移到社会科学家。如果说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建构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的话，这一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很快被作家所占据。从当时影响很大的‘伤痕写作’‘反思写作’和‘改革文学’的写作，可以看出作家契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但对于《走向未来》丛书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其立足点虽在某个群体（‘走向未来’派），但建构的却是‘知识’的主体地位。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是）其根本策略所在。‘科学’是其关键词，所谓‘科学地认识’‘科学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价值’，都是‘编者献辞’中反复提及的。”“《走向未来》丛书，其实是通过对边缘学科的推崇，以此建构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也给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了一种策略，即社会科学要想获得独立地位，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可能。”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诗人吉狄马加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庆典的祝词中说：“记得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阅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说这一套丛书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也让我们通过这一套书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世界，知道了人类在面对我们的现实和精神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的方式，选择我们的发展方向。”
《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在业界也引起关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董事长陈昕在《“黄皮书”》一文中写道：“80年代初期，一套名叫《走向未来》的丛书风靡全国。这套丛书的封面采用黑白构图，以展示思想的清浊激荡。可能是因为国际上的‘白皮书’带有官方政策性发布的特定含义的缘故，这套书并没有被思想界称为‘白皮书’。这套丛书虽然在四川出版，但策划班子与编辑委员会都在京城，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诸多新锐人士，因此思想新潮、视野宏阔，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者、探索者，注入了许多鲜活的精神元气。”
“当时我在学林出版社担任编辑，因为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参与此套丛书编辑工作的邓星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相熟，常常可以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套丛书的最新刊本。我一直认为，《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在解放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开一代风气之先。”
企业家、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石在他的自传《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中，也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对他的影响：“在创业前后的那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走向未来》丛书，让我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建立了基本概念；一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真正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时隔三四十年后，在反映改革开放年代生活的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仍可看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它成了那个火热改革年代的形象代表。80岁的老作家陆天明在其长篇小说《沿途》中，借书中人物李爽之口说：“我建议你真应该马上去看看这套书，《走向未来》丛书。最近，北京知识界都跟发了高烧一样，争读争说这套书。说夸张一点，在京沪两地知识圈里，现如今如果谁手头没捧着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谁要言不称‘未来’，文不提‘未来’，谁就是臭大粪……”
作家阿耐的长篇小说《大江大河》中有这么一段话：“梁思申笑道：‘李力曾经推荐他收藏的《走向未来》丛书，我没想到他也看这种书，而且几十本全部通读。……’”
1984年，新华社记者卓培荣报道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的积极反响：“《走向未来》丛书第一辑出版了12种，上市几天就被抢购一空。不少青年看书后，纷纷给作者、编辑、出版社写信。可见，这套丛书的出版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当前新技术革命和知识更新的需要。丛书使人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思维，鼓舞青年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日本学者、岩波书店株式会社编辑局原部长马场公彦在他所著的《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第十四章“探索中日出版交流的未来”一文中写道：“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这套书与日本的新书开本尺寸相同，封面是黑白两色的。正文里面到处都是整张的野兽派前卫风的插图，与正文内容毫无关联。”“这段话在我看来就是在宣告新的学问潮流即将到来。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引擎最终推动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自我革新，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学科领域变得多种多样，文理融合的跨学科内容极为丰富。通过改革开放，各种思想潮流一瞬间涌入中国。中国要做的不是单纯的引入，而是需要摸索怎样才能通过这些思潮改造中国落后的部分，使其为中国服务。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萧功秦著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这本书描写了清末的中国如何从与西洋对峙到最终不得不接受的过程，这本书在我看来极为有趣，我甚至尝试了翻译全书。”
评 论
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外的新知告诉中国读者，编者和作者的水平不一，《走向未来》丛书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如张猛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就不太忠实于原著，编译得不太好。
王晓明指出：“《走向未来》丛书的24种译著中，出自美国学者的著作占了一半，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只有3种。而由于金观涛、刘青峰当时对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重视，也由于编委会中有相当一批成员是科学家，《走向未来》丛书的翻译，包括著作选题明显的偏重科学和科学哲学。”
“正因为这些组织者大体上都认定在80年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中引进西方的现代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也正与此种认识互为因果，表现出偏重西方现代理论的明显倾向。在译者的选择上，《走向未来》丛书的译者中，就没有一位是外语专业人士，全都是这样的兼职者情形。所以会如此，自然与这些主持者本人的学术和活动格局有关。他们自己并非翻译家，当然也就与翻译界缺少联系。他们又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太年轻了。要想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译者，他们也就只能主要向自己的同辈人去动员。结果随着这些丛书的陆续出版，一些新的译者也成长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三套丛书的独特的组织方式，在他们被其后的许多翻译丛书广泛运用的情况下，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翻译界的基本构成。”
“再就是基本翻译策略的确定。究竟该如何翻译外文著作，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大问题。”“我这里介绍的这一批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却是抱着改变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状况的迫切愿望而投身翻译工作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拿出成果，尽快将译本送至读者手中，因此他们是难完全遵守翻译界的‘公法’。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中公开呼吁：‘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候，许多人缺少阅读外文书籍的条件，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他说得很明白，翻译的速度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鼓励胡乱翻译，但是倘若对定本的追求会妨碍翻译计划的实施，那就只能先将这种追求搁在一边。我猜想，这种对翻译速度的要求大概也是李泽厚们更愿意邀请非职业的译者的一个原因吧，这些译者显然不会太受那条追求定本的‘公法’的束缚。”
“同样，《走向未来》丛书的主持者们，也抱有李泽厚这样的‘干起来再说’的想法。《走向未来》丛书采用的是一种狭长的小32开本（787mm×960mm），每本书的字数要比《美学译文》丛书少将近1/3，但是合译的现象仍然很普遍。24本译著中，只有6本是个人独译的。金观涛们甚至恢复了30年代以后就少有人使用的‘编译’的方法，丛书第一、二辑的6本译作中，竟有5本标明是‘编译’，而在翻译和编辑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编委会干脆将该书的注释部分全部删除。凡此种种，都表明在金观涛们的心目中，翻译界那些追求完美的例法并不值得死守。为了尽早将译本投入社会思想变革的战场，他们宁愿采取各种灵活得多的翻译策略。”
对此，丛书之一《社会研究方法》的编译者李银河在该书“前言”中是这样说的：“关于这种编译方式，还想说几句。有人对‘编译’颇有微词，认为译书不全译会歪曲原著。无奈出版编辑给了篇幅限制。我的翻译方法是一字一句读原文，把主要意思全放进去，删掉了一些例子，自信还是忠实于原著的，甚至使书比原著更精练了些。”
王晓明指出：“如何设定这些译文的读者范围，就如同启蒙者对于启蒙对象的估计，变得非常重要。李泽厚期待的主要读者群并不是专业人士，而是广大的年轻人，是所谓文学和美学的爱好者。这样的假设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方针中体现得更为鲜明。这是一套着眼于未来的丛书。金观涛们明确将‘青年’定为他们最重要的读者。他们对书的开本的选择，封面的设计（以黑白两色的抽象画作封面），篇幅的设定（每本原则上不超过12万字），以及标题的改动，编委会明显地喜欢用那种明快而能引起兴趣的标题，如‘人的现代化’，‘人的创世纪’，‘日本为什么成功’之类，等等，主要都是为了适应青年读者的需要。”
陈昕认为：“在惊叹这套丛书的气势与新锐的同时，也隐隐觉察到它的某些不足。譬如丛书的整体结构有些随意、将就，触及改革开放核心的经济学选题相对偏少；由于出版周期的急迫，许多选题缺乏必要的打磨与积淀。因此，一些品种题重文轻。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书是作者的急就章，真正的‘干货’只是一篇论文。《西方的丑学》就是如此。毕竟是大风乍起的年代，不少新知睿识来不及研究吃透，就被催生成出版物了。一些译作的翻译比较粗糙，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一个粗糙的节译本。总的看来，这套丛书的启蒙意义大于学术积累，而且编辑的职业介入程度似乎不深，基本上是编委会操盘。这一切必定会折损其市场的生命周期和传播、收藏价值。”
延伸
王晓明在《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80年代的翻译运动》一文中说：“本来是为了翻译和编辑而建立起来的编委会，随着所出的丛书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的功能也日益扩展。即以《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来说，它原本就是想出两种丛书，一是翻译论著，一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著，而它的最大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后者。从1987年的夏天起，它更规划了一系列丛书出版以外的活动计划，首先是办杂志。差不多与丛书第三辑同时，1986年8月，一份也叫《走向未来》的杂志在成都创刊。”
“二是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冬在成都，1989年春在北京，丛书编委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三是在北京筹办独立的出版社，而且还想在北京、香港和台湾同时开展出版活动。四是组建研究所，名为‘21世纪研究院’，而且也已经为此筹到了资金，甚至连挂靠的单位都初步联系好了。五是组织和参与其它非文学的艺术活动。1987年11月，在成都举办了‘走向未来画展’，还想进一步举办更大规模的综合艺术节。”
“事实上，就是上述金观涛们的那些计划中，也有相当部分未能实现，但是这些堪称庞杂的计划和行动却极为清晰地显示了这些丛书的组织者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整体性思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和从事翻译活动。一旦他们确信中国的社会的文化变革已经向纵深发展了，他们就自然要开始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他们那些原本是为了翻译出版而建立的组织，也就自然会产生出许多新的功能。对这些人来说，翻译活动本来就是整个文化变革必须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会认为这样扩大编委会的职能范围，让他们去承担许多与编毫不相干的任务，有什么不妥当。”
尾声
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走向未来》丛书第五辑，也是最后一批，共14种。1982年时，编委会和出版社规划出版100种，实际完成了74种。
关于《走向未来》丛书后期的出版和销售，刘东认为：“多数读者的新奇感却在日趋减弱，他们已很难再带着抢购禁书的心情，来收藏远远超出自己求知欲的爆炸性增长的图书。所以到了80年代末期，各套丛书的印数都在直线下滑。我本人在《走向未来》丛书中的先后三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西方的丑学》属于1986年的第3批，两次共印行了10万册；《马克斯·韦伯》属于1987年的第4批，一次就印行了15万册；而《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属于1988年的第5批，却总共只印行了3万册。所以，根据我们当时的料想，如果这套丛书还能按计划推出1989年的第6批，其平均印数也只会在3万册以下，甚至只有一万册左右。这对曾经名重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来讲，无疑已是微不足道了！”
刘东在《交替的介入》（中译本）“跋”中写道：“重读这部雪藏了20年的旧稿子。真让我不禁抚今追昔……如果每本书都有其独特的故事，那么属于这本书的故事，就格外的波折和离奇了。在整整的20年前，也就是说，偏赶在80年代末那次大震之前，译者们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并把译稿交付给了我。按原计划，我是要把它放到下一批《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当时，大陆还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所以出版译著还比较随意，也无需做什么特别准备，只是每逢丛书发稿的时候，开车到我这里来拉一堆稿子……”
1989年夏，《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止了编辑出书计划和工作。随之，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也结束了自身的使命，给这套影响一代青年思想观念的热门启蒙读物历时8年的编辑出版画上了戛然而止的句号。这样的结局出人意料，也令人遗憾。
20年后，2008年，《南方周末》组织了“30年来影响较大的非虚构类作品评选”，《走向未来》丛书位列“思想类图书”首位。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认为：“现在许多人愿意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确，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而且也是学术繁荣、学术出版繁荣的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便是金观涛、包遵信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历史的经验证明，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经济的崛起，最终离不开文化的崛起。而文化崛起中，人文学术崛起、人文学术出版崛起必是应有之义。”
2019年12月底，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张杰采访时，谈到四川出版，首先就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他读到的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批著作对我影响非常大，到现在我的书柜里还有十几本，偶尔有时候还会拿出来翻看一下。”“这在当时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需要出版人有眼光和胆识。”如今四川提出“振兴出版”，他建议“梳理总结四川出版曾经走过的辉煌历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成功经验，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宝库”。
回看《走向未来》丛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现在来讲，这套书还是很稚嫩的，它看很多东西还是两分法，对世界的复杂性没有那么多的探究。如果你说的比较好听，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睁开眼看世界，所以，我们保留了很多纯真年代的特点：很多地方你很幼稚，很多地方你很天真，但很多地方你是很真诚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回到纯真年代，你必须要成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还是需要重新来做新《走向未来》丛书，用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和世界。”
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