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时代唱者：《诗刊》复刊号

为了说创刊号，在尝试各种文体。用小说体写了《当代》，用散文体写了《花城》，还无厘头地用随笔体写了《随笔》——

于是也想用诗歌体

来写唯一国家级的《诗刊》

但我也深深知道

这不可能做到……

开个玩笑，然后进入正题。

本来不想谈《诗刊》，毕竟对诗歌知之不多，属于界外人。现在人们对诗歌界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诗歌起到了弘扬正能量的作用，贬之者则高呼“诗歌已死，诗人已无”，除了贾浅浅余秀华还受到一定关注，几乎不知道还有哪些著名诗人。作为文学爱好者，也确实感觉现在真正能写出有力量的好诗的诗人寥若晨星。只能无奈地承认：相比八十年代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食指多多海子徐敬亚王小妮翟永明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如今诗歌界已显得暗淡无光。

当然诗歌界或曰诗人圈还是在的，诗歌的刊物和奖项也不少，不少人依然靠诗歌来生存和“混圈”，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而已。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诗歌杂志已沦为传销组织》，这说得有点太过分了，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歌界和诗歌杂志的尴尬处境。

至于那些用DeepSeek写诗或者只会熟练使用回车键的所谓“诗人”，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既然说文学刊物的创刊号，《诗刊》又是个不可回避的存在。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春花与冠冕”（毛姆语）。中国文学从“诗骚”发端，到唐诗宋词达于鼎盛，“诗言志，歌永言”是历代文人的标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均以诗词名世——诗歌才是文学史的主流，小说散文只能忝居末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诗歌生机勃勃的时代，仿佛全社会都在关注诗歌和诗人。1976年的天 安 门事件，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让国人热血沸腾，连身处底层年尚童稚的我都至今记忆犹新，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对《诗刊》产生兴趣，主要是听说北岛的《回答》及舒婷、顾城的诗歌曾刊登在《诗刊》上，引起了对“朦胧诗”进入主流刊物的质疑，时任副主编的邵燕祥先生还为此主动担责辞去了职务。于是想知道，这些诗歌到底发表在《诗刊》哪一期，便去找来了1979年的《诗刊》。

没想到《诗刊》是大三十二开本的，跟印象中的十六开本不一样。价格也便宜，每本只需两毛三。

在1979年第一期，我首先看到了邵燕祥的诗《致窦守芳同志》，紧随其后的是叶文福的诗《雷雨中的海燕》。

《回答》发表在1979年第三期，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同一期还发表了郭小川的遗作《墓志铭》。

这一期头条，是《诗刊》社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的报道，名为《要为“四化”放声歌唱》，里面有与会的诗人和业余诗人名单，当年的诗歌界名流冯至、臧克家、贺敬之、张光年、艾青、田间、白桦、公刘、邵燕祥、李季、葛洛、李瑛等齐聚一堂，盛况空前。

舒婷的《致橡树》发表在第四期，是一组爱情诗的其中一首。

7月号上，有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

11月号，发表了顾城的《歌乐山诗组》和杨炼的叙事诗《金芦笙交响诗》。

从这些诗来看，舒婷、杨炼、顾城等新诗人们交给《诗刊》的作品，算不上真正的“朦胧诗”，基本属于通俗易懂的“正能量”诗歌。以我的诗歌欣赏水平，发表在1979年8月号上的白桦的《风》、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更具有力量感。

为了表明这是聊创刊号的系列，特意还找来了《诗刊》的复刊号，1976年第一期（总第81期）。据记载，1965年1月，《诗刊》“暂时停刊”；1975年9月1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诗刊》复刊。12月3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正当全国人民怀着胜利的喜悦，迎接一九七六年来临的时候，《诗刊》重新出版了”。1976年元旦，《诗刊》在北京复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刊出了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

那年十二三岁，大喇叭里经常播这两首词，很熟悉，能背诵。“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人信心爆棚；“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饥肠辘辘时，咂巴着嘴，想象着“土豆烧牛肉”，背得慷慨激昂。

继续上溯，《诗刊》创刊于1957年1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首任主编是臧克家。关于诗人臧克家，最熟悉的诗歌，是小学课本里的《有的人》。

《诗刊》创刊号也能找到，但没有去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太贵，另一个是品相太差了。

来源：东山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