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胡启立关于周为民的一则批示

2025年11月5日，我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转悠，居然看到三楼有一个“改革先锋：袁庚生平”展，很是开心。

不远处微波山上的“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去过数次，袁庚的作为也涵盖其中。但是，看到袁庚的生平展，还是不能错过。

这个展览未具举办单位，策展单位是谁？没有标注。不过，展览内容很丰富，尤其展出不少当年中央领导批示的原文影印件，有的内容我还是第一次全文看到。这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譬如，这件胡启立关于周为民的批示。

这是广东省委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记录，事涉周为民能否继续在蛇口工作。转录如下：

胡启立同志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对袁庚、乔胜利同志八四年十二月八日发给启立同志的《关于周为民同志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上的批示：“深圳市委这个调查报告，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周为民同志的情况，划清了政策界限，提出有信心把周教育好。我看是办了一件好事。

仲 勋同志经常说，对于那些立志改革，但因思想偏激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年青人要着重教育，争取转化，必要时还要等待，不可轻易把他们划到对立面去。据此，我赞成袁庚、乔胜利同志的报告。妥否，请仲 勋同志谷牧同志审批。”

仲勋、谷牧同志十二月十九日批示同意启立同志的意见，万里同志已圈阅。

启立同志嘱，请将以上批语速告任仲夷同志，并请仲夷同志转告袁庚、乔胜利同志。

12月29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电话记录上批示：

同意胡启立同志的意见。请林若同志并王宁、志英同志阅，按启立同志批示办。（此事我已告袁庚同志）。

关于这个批示，有很多写深圳特区的作品提到，但基本上都是摘录，没有披露原文。涂俏的《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披露最多，但也是摘录。2023年8月28日，我来蛇口，见老朋友周为民和袁中印兄。他们给我提供一些他们正在整理的关于蛇口开发改革的历史资料，内中也没有这个批示。

还有，作为当事人，周为民也有回忆；在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批示也有所披露，但凭记忆，不准确（见我剪辑的这一段视频）（略）。

可以说，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看到的批示。这就是我说的“惊喜”。

关于袁庚保护周为民之事，最早见诸于《袁庚和蛇口的试验》(《人民日报》1989年2月28日)一文:

袁庚强烈的正义感和爱打抱不平的脾气曾使好些人目瞪口呆。有一位青年干部，在内地时说过一些错话，调到蛇口后工作不错，表现也好，可是内地的一些机关却抓住旧事不放，一直坚持此人不能留在特区工作，要把他弄回内地去。按说蛇口少他一人也无碍大局，但袁庚却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误而背一辈子黑锅。由于双方互不相让，事情越闹越僵。袁庚终于拍案而起，直接上书中央。他说：“如果我们连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青年人也不肯放过，我们的事业还有希望吗？为了保护这些知错即改的同志，我不惜拿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在胡启立同志的支持下，这位青年人终于留了下来。如今他在一家公司当经理，干得挺不错。

前引启立的批示和这篇报道，都认为周为民“说了错话，作了错事”。那么，来蛇口之前，他到底做了什么？

1973年，周为民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1976年4月清明节，3月底，他就带头悼念周恩来总理。到清明节，人潮汹涌，就有了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作为清华大学的带头人，周为民首当其冲，被捕入狱。半年后，粉碎“四人帮”，他重返校园，清华大学门口横幅高悬：欢迎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周为民凯旋归来。

半年前要案嫌犯，归来成为英雄。这是周为民人生的一次反转。

“四五运动”涌现出不少类似周为民的英雄，贺延光、韩志雄、李西宁、曹志杰等等，成为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周为民似乎更被重用，他是团中央第十届委员、主席团成员，后来又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一度，他们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

可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被慢慢边缘化了。

不错，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四五”是“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但是，三个月后，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讲话中，谈到“四五”时有这样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自发性的表现，就是对那时“四人帮”当权体制的反叛性。这要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要有新的社会模式强烈追求的理念。1976年，需要周为民等人的自发性，1979年就未必需要了。

于是，周为民等人的命运，开始了第二次反转：接班人不提。各归各位，继续回到“群众基础”。所以，到1981年“四五”五周年时，没有纪念活动不说，“四五”也淡化为“丙辰清明”——剩下一个时间概念了。

周为民身在“群众基础”，还是“位卑未敢忘忧国”。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西单那面墙是会议代表议论、借助的对象。周为民站在墙前，要捍卫中央精神，和“四五”英雄一拍即合，创办《北 京 之 春》，一些高干子弟加入（11人编委中有9人）。他们被目为墙前的“左派”。

 

那时，中央是支持他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那面墙相提并论，誉为“民主的典范”。这是经过或研究那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名言。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这也是肯定。

周为民他们有“尚方宝剑”，又认为是自觉地为党站位，一时，干得很欢实。

可是，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邓又说：那面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下去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

于是乎，墙被取缔，有的人被抓，被审。周为民还好。但，命运第三次反转：他进入有关部门的名单中，有了印记。

如此看来，周为民命运的三次反转，与“说了错话，作了错事”无关，只是因为时过境迁，或者说时已过、境未迁，做对的事情变成了“错误”而已。

如此，周为民还是清华团委副书记，却基本上“不得烟抽”了。

“不得烟抽”是北京土语，是一位老人对我谈起那时清华的两个人用的词。他说，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清华有两个人，一是罗征启，一是周为民，年龄相差大，经历不同，但都有济世之才，却都抑郁、彳亍，无法施展。

实事求是说，他们俩人“不得烟抽”，与清华关系不大。罗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周则是上文所述当年大环境使然。1983年，他们俩人都前后奔赴特区。罗去创办深圳大学，周到蛇口展宏图。

周为民到蛇口，是袁庚到清华招贤的人才。袁庚重才，重用他，从蛇口宣传处副处长到处长；周也具领导才干，有主见，能开拓局面。1983年2月9日，胡耀邦来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等年轻人见总书记，意味深长。

蛇口是特区，位置重要，来这里工作的人，要经过政审。周为民面上没问题，没人知道他上过名单的“印记”，政审自然没问题。不过，总有人警惕性高。果然，“周处长”上任没有多长时间，一份文件就追过来了。公安部给广东省公安厅来函，告知周为民“西单事”。

省公安厅认为，周的事情应该交给袁庚处理，“由所在单位党委做转化工作及进行教育”。但是，深圳市长梁湘认为，周是“三种人”，应该把他退回原单位。

袁庚和梁湘因各自站位不同，处理事情有分歧，有时“杠”得厉害。这次，因为周的事，又“杠”上了。

有分歧，就要有仲裁。他们俩人都是老资格，直通中枢。梁湘先行，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没有想到袁庚同志如此糊涂，要坚决稳妥地处理此事，将周为民从特区调离。

袁庚顶，不放人，但位置动一下，让周到通讯公司去干专业，暂避风头。

1984年12月5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等人来蛇口考察。启立和周为民有同在清华工作的经历。袁庚与启立谈：周在清华那一段你清楚，在蛇口这一段我清楚，可以联手保周。启立应允。

于是，12月8日，蛇口工业园区一把手袁庚和二把手乔胜利，联名给启立送上《关于周为民同志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如此，才有了胡启立的这条批示。

启立在批示前曾将这个报告送给耀邦批。《胡耀邦思想年谱》“1984年12月下旬”条云：

对胡启立转送的蛇口工业区袁庚为周为民事件申诉的材料作出批示：袁庚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习 仲 勋同志（最先批示的那位政治局委)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习 仲 勋同志批示。

我向周为民求证，是否见过耀邦这条批示？周兄说：“我的事，没见有耀邦批示，我只知道启立有过批示。”这里，姑且存疑。

周为民在接受采访时说，袁庚保住了他的政治生命。不过，依我看，袁庚保住了他在蛇口工作的权利，政治权利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有“印记”，周为民不能出国，甚至到对岸的香港也不行，一直持续到1992年。离开宣传处，他后来当地产经理，红红火火，却也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了。

按照当年何维凌对周为民的了解和对蛇口的观察，他认为，若周没有这个“印记”，他很可能继袁庚来主掌蛇口。何维凌说：“我和周为民一见如故，每次去蛇口，必谈至深夜，每每为其际遇浩叹”。

行文至此，我也浩叹，一叹袁庚，高义，铁肩担当。“不惜拿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只为护一人周全。这般肝胆，如今已成绝唱。

二叹周为民，“胸有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崔珏《哭李商隐》诗的两句，特贴切，用作结尾吧。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