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八十年代记忆：时代变革的激昂乐章

居民身份证：身份认证的革新之路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身份证制度迈出关键步伐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公民的身份主要依靠户口簿、单位介绍信以及工作证、学生证等辅助证件来证明。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来，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原有的身份证明方式效率低下的弊端逐渐显现，统一、便携的身份证件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明确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岁者、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外，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的登记项目涵盖了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等重要信息，在办理涉及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它成为了具有权威性的身份证明。

在居民身份证制度实行之前，《户口登记簿》是证明公民身份效力的主要依据。但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交往活动大幅增加，诸如参加选民登记、升学、就业、办理公证、提取汇款邮件、寄卖物品、购买车票船票机票以及外出探亲旅游投宿旅店等诸多事项，都需要出示身份证明。当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工作证，城镇居民可以使用《户口簿》，也可以开具介绍信来证明身份。然而，工作证和介绍信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使用，不具备证明公民身份的普遍法律效力，而且容易被伪造、顶替，成为不法分子利用的工具。而现行的一户一本的《户口簿》仅适用于当地，携带外出极为不便。

相比之下，居民身份证便于随身携带，在办理需要证明身份的事宜时，公民只需出示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即可。这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有关部门在开展工作时能够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

1984年，中国开始试点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年的4月6日，国务院决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开展身份证试点颁发工作。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标志着中国身份证制度正式确立。首批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第一代居民身份证采用单页卡式，以聚酯薄膜密封，无芯片，防伪技术相对简单，包含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等信息，身份证号码为15位（1999年后升级为18位）。

从1986年起，身份证制度逐步向全国推广，首先覆盖了城镇人口。由于农村地区管理难度较大，农村居民身份证的普及相对较慢，部分偏远地区直到90年代才完成发放工作。中国首个全国性身份证明制度的建立，取代了传统的户口簿、介绍信模式，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求，为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

80年代是中国身份证制度的初创期，第一代身份证的诞生极大地便利了社会管理，为后来的18位身份证和带芯片的二代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4年起开始换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采用PVC材质，包含芯片，具有更强的防伪功能。其正面印有国徽、证件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签发机关（如XX市公安局）以及有效期；背面则显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公民身份号码和本人照片。有效期根据年龄有所不同，未满16岁的有效期为5年，16 - 25岁的有效期为10年，26 - 45岁的有效期为20年，46岁以上则长期有效。此外，部分省市还开展了电子身份证（如“网证”）的试点工作，居民可通过政务APP（如“支付宝”或“微信”）申领，用于特定场景。

个体户与停薪留职：创业浪潮的先驱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给城镇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待业”和待业青年的问题应运而生。1979年，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尹盛喜带领20名待业青年，凭借借贷的1000元，在前门摆起了茶摊，以卖“两分钱”大碗茶开启了创业之路。此后，他们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立了公司。这两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象征。

1980年6月21日，北京市工商局发布通知，允许原来不准经营个体、工商业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从事经营活动。个体户的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了原来允许的修鞋、修自行车、理发、缝纫等行业外，还涵盖了房屋修缮、擦皮鞋、三轮运输、代写书信、报贩、茶水摊等。对于技术性强、社会需要的行业，如服装加工、弹棉花等，允许退休职工带领一两个待业青年组成合作小组进行生产和加工。

同年7月12日，上海第一家由待业青年陈贵根自筹资金开办的“味美馆”饭馆正式营业，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十分兴隆，不少外宾和华侨也慕名前来参观、用餐。静安区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起初以为这只是一家小点心铺，主要售卖面条、馄饨之类的食品，没想到它发展得如此之好，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章华妹，这位浙南普通人家的女子，在1979年11月底，19岁的她在父亲的支持下，以150元作为本钱，在自家门前摆起了一张小桌子，出售低廉的日用品。在当时，这种行为并不合法，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的人员前来检查，她的商品可能会被全部没收。然而，由于没有工作，这个货摊成为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月收入约一百元左右，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幸运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打办”逐渐转变为工商管理所，依据政策，通知章华妹申领营业执照。1980年12月11日，鼓楼工商所向她颁发了由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停薪留职是80年代初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所谓停薪留职，是指企业富余的固定职工保留其身份，离开单位，从事政策允许的个体经营活动。根据《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年。在此期间，职工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因病、残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可按退职办法处理。停薪留职人员在从事其他收入的工作时，原则上应按月向原单位缴纳劳动保险金，数额不低于本人原工资的20%。

1983年3月3日，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劳动合同制。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以实行“新人新制度”作为过渡，新招收的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原有固定职工目前仍执行现行制度，但对现行制度也要逐步加以改革，最终实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9月9日，国务院颁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暂行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暂行规定的重点在于用工、招工制度的改革，国营企业新招收的工人都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取消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和内部招收职工子女的办法，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工，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这一改革使得劳动者的特长、志愿和劳动岗位的需要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基本让国人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

“下海潮”：创业激情的澎湃浪潮

有人说1984年是一个充满骚动与热烈氛围的年份，更有人将其称为“公司元年”“下海元年”，“我们都下海吧”成为了在年轻人之间流传的最具蛊惑力的话语。这一年，仿佛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年份。

1983年来到深圳的王石，一次乘小巴去蛇口时，在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看到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有三座类似的金属罐。他好奇地向周围人打听，得知这些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经过进一步打听，王石了解到香港对玉米的需求量很大，而香港本土并不产玉米，几乎都依赖外地进口。他灵机一动，萌生了从东北直接运玉米到香港的想法。于是，王石开启了他的第一单玉米生意。经过几番周折，他与正大康地公司签订了合同，“空手套白狼”般地赚了40万元，这成为了他挖到的第一桶金。有了这笔资金，王石在1984年组建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便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特区以及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让20世纪崛起于珠三角的众多企业获得了先发、先行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关村也初显繁荣景象。柳传志走出中科院，从兜售电子表、旱冰鞋，批发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最终在20年后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事业部。柳传志回忆，1984年创业之初，他们总共拿到了20多万元投资，但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就被一个女子骗走了14万元，这对当时刚下海的他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辽宁本溪蔬菜公司的女工关广梅、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外号“马承包”）等，都是80年代商品经济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书写着破茧成蝶的自我蜕变与不可思议的创业传奇。

八十年代的“下海潮”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大量体制内人员，如政府官员、国企职工、知识分子等，纷纷放弃“铁饭碗”，投身到私营经济领域创业或经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策开始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1980年“个体户”合法化，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承认私营经济的地位，为“下海”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价格双轨制（计划内与市场价并存）催生了“倒爷”等套利空间，部分人通过经商迅速积累了财富，这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人投身商海。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鼓励地方和企业自主经营，释放了市场的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国企职工的工资固定且较低，而市场经济中经商者有可能快速致富，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更多人选择“下海”。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商品供应不足，尤其是消费品领域存在巨大的市场空白，私营经济能够迅速填补这些需求。沿海开放地区（如深圳、珠海）的外资企业展现出的高效率和高收益，吸引了体制内人员纷纷模仿创业。此外，传统“单位制”下的终身就业保障逐渐失去吸引力，社会开始推崇“自主创业”“万元户”等新的成功标准。80年代中后期，“脑体倒挂”（知识分子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现象促使科研人员、教师等投身科技企业或咨询行业，如中关村的早期创业者。媒体对“致富典型”（如年广久“傻子瓜子”）的报道，强化了经商致富的社会认同。70年代末大量返城知青的就业需求、计划经济下国企竞争力不足导致职工对前途的悲观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等因素，也都推动了“下海潮”的兴起。

八十年代的“下海潮”是政策放开、经济激励、社会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端，为90年代更深化的改革（如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下海潮）奠定了坚实基础，也重塑了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念和职业选择逻辑。

来源：天门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