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杰: 中央讲师团, 部委精英基层“支教”
01
出发
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我参加了“中央讲师团”,去河北省进行了一年的“支教”活动。这项活动的“动议”似乎是中央认为基层许多中学教师需要培训,而基层又没有力量完成培训工作。因此,需要中央抽调各部委的人员组成“讲师团”,完成此项工作。我那时正巧在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工作,尽管多次在领导出差时被“誉为”可以“独当一面”地留在“家里”,但这次“出差”则“义不容辞”。据说,各个部委对第一届“中央讲师团”的组成都非常重视——派出的都是“精英”。
既然是“精英”出发,自然少不了“仪式”——欢送我们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由于年代久远,会上的许多慷慨陈词都记不清了:好像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说,我们的活动的“意义大于本身”等;反正台上全是部长,自然口吐莲花……当主持会议的李鹏就要宣布会议结束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突然说,下面有人举手。由于是总书记发话了,所以会务人员赶紧把“举手者”的条子收上来,交给总书记。
令人诧异的是总书记竟当众读了这个“条子”,其大意为“为什么其他人员出差是全额补助,而讲师团成员却是半价补助?”总书记立即责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台上的领导马上研究决定,讲师团成员也享受全额补助。于是,会场爆发了“长时间、经久不息的掌声”。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难于想象这是真的。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看来这次我们真的开了个“彩头”!
02
转移
担负着总书记的重托,我们来到河北省定兴县教师进修学校。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个分支,我们这支队伍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员所组成,总部设在保定教育学院。当时的国家档案局刚刚“变为”国务院直属局,暂时由国务院办公厅代管——我自然就成为“这部分”的一员。
在这支队伍里,有现任中国教育学会的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司的司长、国务院学位办的副主任、名噪一时的《第四代人》的作者、中国教育报刊社的副社长……,就连我同寝室的家伙,据说后来也当过中国XX银行的副行长。当然,那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否则怎么会与我为伍?
初来定兴,我们便分为三个教学组,即语文、数学和政治。其中,教语文和数学的都是科班出身,我自然被分到了政治组。但是,即便在“政治组”,我们的学科也面临着尴尬——我们的组员中多数是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其次是学政治教育的,再次就是我——他们学的我都学过——看来,我们的学科又一次输在“起点”上了!
毛泽东主席和我的田径教练都教导过我:往往有这种现象,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在定兴“坚持”了一周,我们的学科就“显灵”了:由于河北大学刚刚开设的档案专业急需师资,校方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在定兴且基本“赋闲”;通过与“讲师团”领导沟通,决定将我“调”入河大、归保定“团部”管理。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替补改打主力……,更重要的是,我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我是河大的“教师”,但归“讲师团”领导;我归“团部”管理,但河大与保定教育学院相隔一条马路;我是国办的“人员”,但“国办”远在定兴;……
在这时,也就仅仅在这时,我终于理解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03
教学
在河北大学安顿停当,下面的工作就是教学了。对于现在的教师来说,“教学”可能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二十多年前——作为“中央讲师”的我来说,是那样的令人兴奋和神往。
我一直以为,我们所学的专业最适合做两件工作,即教学和“业务指导”。从表面上看,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完全符合我们专业的“培养目标”;而实际上,我处的“业务活动”主要是办培训班(那时候国家档案局还没有教育中心),我充其量是一个教务人员:负责接送老师、打开水和课程录音等等。用一位从我校调到国家档案局任副局长的“领导”的话说,国家档案局的人员是讲方针、政策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资格。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我们系的一个座谈会,处长问我在会上讲了什么,并说“国家档案局干部的发言,是要经过局领导审查的”。我当时也没有对他客气—— “您上次开会的发言局长也审过?”处长说,“那当然啦!”“我讲的就是您上次开会时的发言记录!”我俩相对无言……
“罗霄山脉中段”的情况则大不一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河北大学档案专业本科和专修科两个班的《科技档案管理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学》的教学,与其他老师共同组织了学生(在北京)的专业实习,兼顾了河北大学和讲师团的一些短训班,并且代表档案专业所在的系参加了河北大学的运动会……
此外,我结识了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始人(之一)赵践先生(他为河大代课,与我同住一室),以及那些即将成为“未来之星”的“讲师团”成员——使我真正了解到一些“外面的天空”及其我们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的宝贵时间里,我几乎可以自由地呼吸和独立地思考!
04
回师
完成了讲师团的教学任务,我们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因为总书记要兑现他在我们出发时的承诺:一定会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欢迎我们归来。场地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不一样是我们已经从走时的末位被请到了前排——使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总书记的形象:一个瘦小的老人,但却充满活力。他的讲话极富吸引力,我甚至不记得他在什么时间脱掉了西服,什么时间站到了台前……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照了当时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
国务院机关自然也不愿怠慢:在国务院礼堂,国办“讲师团”的成员享受了一次“坐北朝南”的待遇,并且给了每个成员发言的机会。但是,大家还是把“机会”“让给”了我们的代表:因为他最可以证明总书记“参加‘讲师团’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的“预言”——在“讲师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找到了自己日后的妻子。
不过,我还是没有逃过国家档案局机关党委欢迎会上的发言。所幸的是,我只讲了不足十分钟——经过一年的实践,我对“讲话”已经没有兴趣;不幸的是,我的“发言”居然被局长在其后的讲话中引用了多次:“……鸿杰同志这样说……,鸿杰同志又这样说……”(也许这就是“胡说”一词的起源吧)。当然,我们局长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主——他专门把他应该享用的电影票送给了我,电影的名字好像叫《风流局长》。
“中央讲师团”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时间仅有短短的一年,却为我留下了很多、很多……
原题:“中央讲师团”生活
来源:新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