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杰: 中央讲师团, 部委精英基层“支教”

发布时间:2026-01-09 16:46 作者:胡鸿杰 浏览:635次

01

出发

19859月至19867月,我参加了中央讲师团,去河北省进行了一年的支教活动。这项活动的动议似乎是中央认为基层许多中学教师需要培训,而基层又没有力量完成培训工作。因此,需要中央抽调各部委的人员组成讲师团,完成此项工作。我那时正巧在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工作,尽管多次在领导出差时被誉为可以独当一面地留在家里,但这次出差义不容辞。据说,各个部委对第一届中央讲师团的组成都非常重视——派出的都是精英

既然是精英出发,自然少不了仪式”——欢送我们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由于年代久远,会上的许多慷慨陈词都记不清了:好像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说,我们的活动的意义大于本身等;反正台上全是部长,自然口吐莲花……当主持会议的李鹏就要宣布会议结束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突然说,下面有人举手。由于是总书记发话了,所以会务人员赶紧把举手者的条子收上来,交给总书记。

令人诧异的是总书记竟当众读了这个条子,其大意为为什么其他人员出差是全额补助,而讲师团成员却是半价补助?总书记立即责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台上的领导马上研究决定,讲师团成员也享受全额补助。于是,会场爆发了长时间、经久不息的掌声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难于想象这是真的。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看来这次我们真的开了个彩头

02

转移

担负着总书记的重托,我们来到河北省定兴县教师进修学校。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个分支,我们这支队伍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员所组成,总部设在保定教育学院。当时的国家档案局刚刚变为国务院直属局,暂时由国务院办公厅代管——我自然就成为这部分的一员。

在这支队伍里,有现任中国教育学会的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司的司长、国务院学位办的副主任、名噪一时的《第四代人》的作者、中国教育报刊社的副社长……,就连我同寝室的家伙,据说后来也当过中国XX银行的副行长。当然,那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否则怎么会与我为伍?

初来定兴,我们便分为三个教学组,即语文、数学和政治。其中,教语文和数学的都是科班出身,我自然被分到了政治组。但是,即便在政治组,我们的学科也面临着尴尬——我们的组员中多数是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其次是学政治教育的,再次就是我——他们学的我都学过——看来,我们的学科又一次输在起点上了!

毛泽东主席和我的田径教练都教导过我:往往有这种现象,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在定兴坚持了一周,我们的学科就显灵了:由于河北大学刚刚开设的档案专业急需师资,校方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在定兴且基本赋闲;通过与讲师团领导沟通,决定将我入河大、归保定团部管理。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替补改打主力……,更重要的是,我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我是河大的教师,但归讲师团领导;我归团部管理,但河大与保定教育学院相隔一条马路;我是国办的人员,但国办远在定兴;……

在这时,也就仅仅在这时,我终于理解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03

教学

在河北大学安顿停当,下面的工作就是教学了。对于现在的教师来说,教学可能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二十多年前——作为中央讲师的我来说,是那样的令人兴奋和神往。

我一直以为,我们所学的专业最适合做两件工作,即教学和业务指导。从表面上看,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完全符合我们专业的培养目标;而实际上,我处的业务活动主要是办培训班(那时候国家档案局还没有教育中心),我充其量是一个教务人员:负责接送老师、打开水和课程录音等等。用一位从我校调到国家档案局任副局长的领导的话说,国家档案局的人员是讲方针、政策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资格。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我们系的一个座谈会,处长问我在会上讲了什么,并说国家档案局干部的发言,是要经过局领导审查的。我当时也没有对他客气—— “您上次开会的发言局长也审过?处长说,那当然啦!”“我讲的就是您上次开会时的发言记录!我俩相对无言……

罗霄山脉中段的情况则大不一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河北大学档案专业本科和专修科两个班的《科技档案管理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学》的教学,与其他老师共同组织了学生(在北京)的专业实习,兼顾了河北大学和讲师团的一些短训班,并且代表档案专业所在的系参加了河北大学的运动会……

此外,我结识了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始人(之一)赵践先生(他为河大代课,与我同住一室),以及那些即将成为未来之星讲师团成员——使我真正了解到一些外面的天空及其我们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的宝贵时间里,我几乎可以自由地呼吸和独立地思考!

04

回师

完成了讲师团的教学任务,我们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因为总书记要兑现他在我们出发时的承诺:一定会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欢迎我们归来。场地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不一样是我们已经从走时的末位被请到了前排——使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总书记的形象:一个瘦小的老人,但却充满活力。他的讲话极富吸引力,我甚至不记得他在什么时间脱掉了西服,什么时间站到了台前……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照了当时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

国务院机关自然也不愿怠慢:在国务院礼堂,国办讲师团的成员享受了一次坐北朝南的待遇,并且给了每个成员发言的机会。但是,大家还是把机会”“让给了我们的代表:因为他最可以证明总书记参加讲师团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预言”——讲师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找到了自己日后的妻子。

不过,我还是没有逃过国家档案局机关党委欢迎会上的发言。所幸的是,我只讲了不足十分钟——经过一年的实践,我对讲话已经没有兴趣;不幸的是,我的发言居然被局长在其后的讲话中引用了多次:“……鸿杰同志这样说……,鸿杰同志又这样说……”(也许这就是胡说一词的起源吧)。当然,我们局长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主——他专门把他应该享用的电影票送给了我,电影的名字好像叫《风流局长》。

中央讲师团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时间仅有短短的一年,却为我留下了很多、很多……

原题中央讲师团生活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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