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清: 这一代的春华秋实

2014年2月下旬，一位新时期高校文学社团及学生刊物的研究者姜红伟兄，给我打来电话，随后又发来邮件，要求回答有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生刊物《这一代》和《秋实》的有关问题。

《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封面、内封

 

很佩服在大兴安岭工作的姜红伟兄，竟有这般勇气，费劲劳神地做“渔民”，去打捞那些沉埋了三十多年的化石。我自然应当支持、配合，就记忆所及，按题答卷，向他提供一点资料。

2020年8月，我偶然得知红伟编著的近50万字的大书《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已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于是就到孔网淘了一部。

姜红伟真是一个劳模式的实干家，他克服条件有限、财力窘迫等困难，以一己之力，做了至少需要一个庞大课题组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创办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全力收藏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资料，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描述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实的长篇诗歌史料著作《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涉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山西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安徽铜陵师专、天津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江西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暨南大学、西安财经学院等全国为数众多的大专院校；文学社及校园刊物有早晨文学社、春笋文学社、五四文学社和《这一代》《红豆》《雁声》《秋实》《赤子心》《耕耘》等自办杂志；访谈的作家、诗人及评论家有陈建功、张胜友、徐敬亚、张桦、骆晓戈、邹士方、邓万鹏、苏炜、韩云、郑道远、蒋维扬、兰亚明、史秀图、徐永清、李建华、赵健雄、燎原、邹进、林一顺、王自亮、江文波、唐绍忠、孙昌建、穆倍贤、马莉、叶延滨、李黎、曹剑、游小苏、陆健、彭金山、沈天鸿、王剑冰、张品成、李坚毅、吴秋林、郭力家、孙武军、詹小林、汪国真、沈奇等。

对我的访谈登载在“一九七七级”卷上（这一卷的内封还以凹版印制一帮七七级学生诗人包括鄙人的签名），全文如下：

大学生刊物《秋实的创办过程》

——北京广播学院徐永清访谈录

 

问：请问你们《秋实》是如何成为《这一代》创刊团队之一的？能否谈谈您和《这一代》这本刊物之间发生的有关故事？《这一代》刊物的出版对您的文学创作或者思想、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问您当年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系的紧密吗？互相交换的刊物有哪些？1978年——1980年全国各地高校创办的大学生刊物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哪些？请举例说明。您如何看待当年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创办的意义、价值和贡献？

《这一代》封面

 

答：1979年前后，中国漫长的严冬刚刚过去，冰封的大地方才复苏，春天来了，思想的种子迅速萌芽。在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一大批学生社团和刊物，成为新一代大学生率先挣脱思想羁绊的标志之一。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77级编采班的刊物《秋实》，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当时是《秋实》的一个编者和作者。

那时，思想解放的春潮乍起，文学是显学，诗歌是圣殿。《秋实》与各地的学生刊物互相交换，我近水楼台，看了不少的学生刊物发表的大作。印象较深的，有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赤子心》中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的诗，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早晨》里陈建功、小楂（査建英）的小说，中山大学《红豆》苏炜的文章，等等。回想起来，这些作品并不是艺术的陶冶薰染，而是青春的迷醉与追忆，是永远的回味中的佳肴。

一来二去，这些办刊的学生之间也有了一些个人来往。我记忆犹新的一位老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北京学生张桦，他也是武大《珞珈山》的编辑，此人是个热心肠，校际活动家。

1979年7月初，武大中文系77级《珞珈山》编委会向全国12所大学文科发出倡议信，倡议共同发起创办一个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文学刊物。7月25日，暑假的一天，我应约去张桦在北大燕园的家里，他找了全国高校一大帮子办刊物的学生，有十几个人，开了一个会，商讨创办这份全国大学生联合刊物。8月10日，在北大中文系又开过一次协调会。

时间长了，记不全当时到会人员的名字，印象中好像有武大的张桦、张安东，北大的陈建功、黄子平，复旦的张胜友，中山大学的苏炜、毛铁，北师大的徐晓，人大的李培禹，吉林大学赵闯，还有南京大学的一位女生（名字记不清了），以及代表广院《秋实》的我。这帮人聚在一起神侃了两次,其成果就是《这一代》的诞生。

会议决定：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13所创办院校社团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

当时大家商定，委托武大《珞珈山》承办《这一代》的创刊号即第一期，他们热情很高，据说也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当年冬天我终于见到了铅印本的《这一代》。那年月，高校的学生刊物以油印为主，能用打字机打印的就算上档次了，铅印的凤毛麟角（中大的《红豆》是铅印）。而《这一代》第一期为铅印，印数不少，迅即在全国高校广为流传。这一期上登了王家新一首反腐败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反响尤为强烈。那时，我们广院的几个同学受《今天》和一些翻译作品影响，对《这一代》第一期作品的艺术质量不大满意，觉得还是传统了一些。

《这一代》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唯一的一期。那时的大气候，已经容不得出版第二期这样的刊物。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大家是准备出版第二期《这一代》的，而且广院的《秋实》也参与承办。我们也开始准备了一些稿件，譬如，派人专程到北京军委工程兵大院，采访了那时洛阳纸贵、牛逼哄哄的诗人叶文福，给他写了一个长篇特写。

但是，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不可能继续下去了。虽然没有正式的说法，无形的压力,确确实实地压来。

《这一代》注定短命。

一册《这一代》，一阙壮怀激烈的歌。尽管简陋，尽管单薄，尽管匆促，尽管五音不全；毕竟真诚，毕竟坦荡，毕竟热烈，毕竟初生牛犊不怕虎。

问：能否谈谈您当年创办《秋实》的往事？并详细介绍一下这家刊物的创办历史（主办单位、创办原因、创刊时间、编委成员、主要作者、开本、版本、出版期数、有影响作品、停刊时间、停刊原因）。

答：1989年，我们为10年前的六期油印本《秋实》编了一个铅印的合订本，我写了代序《短促的壮歌》。

是的，《秋实》就是一支青春的短促的歌。

1979年春天，我们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77级编采班的十来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社团——求实社。显示求实社生存的主要业绩之一，是一份油印刊物《秋实》。

《秋实》的宗旨意在求实，然而在刊物的字里行间，却弥漫着浓烈的理想追求的气息。《秋实》针砭时弊，但不是偏激的否定一切；《秋实》标新立异，但不脱离逻辑的轨道；《秋实》崇尚美且表现新一代青年复杂的思想感情，但没有苍白、绝望、癫狂、歇斯底里等等“世纪末”的情绪。

因此，在《秋实》这块园圃中呈现的是一丛丛绚烂的春花，现实注定了《秋实》结不出秋实——这是我们的欣慰，又是我们的悲哀。

这毫不奇怪。《秋实》前后只出版了六期，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寿命不足一年。在自然界里，这也许足够收获一茬庄稼了；然而在精神领域，在这样一个自发而起、被迫而歇的短暂的时间里，在中国这块土壤上，也算一桩小小的“奇迹”了。

《秋实》跻身八十年代学生刊物之林，虽算不上参天大树，却也以其扎实的内容和比较新颖的形式（譬如，当时的学生刊物大多为纯文学性的，像《秋实》这样新闻性、社会性、文学性兼而有之的综合刊物并不多见）独树一帜，并且受到一些读者的厚爱。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1979年第6期“诗专号”封面

 

作为当年的编者、作者，我对《秋实》受到欢迎的盛况记忆犹新：每一期刊物出来后总是供不应求；天南海北的读者来信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喜悦、激动和鞭策；尽管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屡次声明《秋实》所发文章一般不允许转载，但是各种刊物仍不断转载；记得还有热情的读者将一期《秋实》的主要文章重新刊印了一个版本；甚至《秋实》竟成为牵红线的“月老”，求实社一位干将的一篇小说发表以后，引来千里之外的一位小姐脉脉含情的来信，在经历了一言难尽的亢奋、温情、浮躁、痛苦的传奇般的交往之后，他们终于结成伉俪……正是这一切，激励着大家轰轰烈烈地组稿、脸红脖子粗地争吵、期期艾艾地寻找纸张、吭吭哧哧地推动印刷滚筒、得意洋洋地分发刊物……并且孜孜不倦津津乐道有滋有味乐此不疲。多年之后，当我们重新翻阅那些在蜡版上一笔一划刻下的文字时，胸中依然泛起炽热的、亲切的、温暖的、独特的激情。《秋实》是青春年华的宠儿，我们对她一往情深。

《秋实》所属的这一拨儿人，在红旗下长大，又险些在红海洋中遭受灭顶之灾，这一内在的矛盾构成了他们的特点：承上启下，新旧融合。传统铸造了他们一部分思维定势，现实更对他们的人格形成猛烈冲击。对老一辈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跳出窠臼的不安分的一代；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变革的翅膀未免显得沉重。

发表在《秋实》上的文字，无论是评论、新闻，或者是文学作品，都是对当时的这一代青年心态的第一手的真实印证。

在评论中，作者提出来不少论点都是比较尖端的，有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长期的禁锢，他们的思想视野显得狭窄，论证手段过于单调。潘忠党、郭新亮和柯霖都写过一些评论和理论探讨文章，后来这三个人都到美国留学去了，前两人至今还在那里。

新闻是《秋实》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内容，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焦点有着客观的反映；同时，对社会上各个生活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在写作方式上，一反当时依然充斥报刊版面的八股笔法，精炼生动，清新洒脱，风格独具。记者出身的黄升民，当年在《秋实》写的一些报道，现在看来仍觉文笔老辣。

文学作品中小说大都是写实手法，杨建军的《“杀人犯”日记》颇受欢迎，还为他召来第一个媳妇。数量较多的诗歌，讲究形象的凸现和形式的求工，抒发的感情，是当时年轻人那种典型的既明朗又朦胧、既真切又模糊的心绪。如今央视的“罗台”罗明的诗，颇得今天派神韵；戴占军的情诗不让徐志摩。

我也乱七八糟地写了不少，最大的收获是，藉此学到了不少东西，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写作与编辑水平，委实占了大便宜。

《秋实》的意义，她的一位编者戴占军有此说法：“作为研究新一代大学生思想感情和文化结构的资料，作为一种对大学生活的情愫寄托”。因而，为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之世相重现若干片段的实录，为研究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提供一份活泼、完整的标本，这或许是《秋实》的一点价值吧。

《诗歌年代》这部书，分为“一九七七级”、“一九七八级”两卷。在“一九七八级”卷中，载有叶延滨、陆健的访谈录，他俩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同班同学。

叶延滨是文革前“老三届”学生，入校时已30岁，他的成名作《干妈》和后来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校歌的歌词《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都是在校时创作的，那时他就是全国著名的青年诗人了，后来还担任《星星》《诗刊》的主编。叶延滨在学校的社交比较低调，正如他自己所言“多是独行侠式的活动”，所以，虽然同属新闻系，我们并不熟悉。

陆健是在学校就大量写诗、一直到现在仍在写诗的诗人，当时我们交往较多，他送我的好几本诗集，至今在书柜里。陆健毕业后分到中央电台文艺部，我们成了同事；然后他去了郑州《奔流》作编辑，最终回到中国传媒大学作教授。他在书中《依旧高擎当年的火炬》的访谈录里，记录了与我们77编采班同学的交往：

“北广七七编采班几位文学青年，我们玩儿得不错，像写长篇小说的戴占军、写诗的王从军、徐永清——家在部队大院，后来是我在中央电台的同事。还有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罗明，他们创办了《秋实》诗刊，我积极参与，专门为此刊写了《黑血》等三四首。诗集不敢想，但毕业不久戴、王、徐、罗四师兄便出了一本诗集记得叫《四个男人》，内容厚重，印的也漂亮。”“在学校几乎我每次去看徐永清，他都拿出许多版式各异、设计前卫、色彩格式都不大讲究的一摞自印诗刊诗报，一一介绍、评价。我伸着脖子看半天。”

有点可惜，陆健说的那些大学生自印的诗刊诗报，多已湮没无痕；但我们不必敝帚自珍，更无须自悔少作。

我永远珍惜的，是这一代曾经绽放、收获的春华秋实。

                                                                   2014年2月21日草就

                                                                 2025年10月4日补写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