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 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

题记

30 多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诗，随即兴起。

1979—1989，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 10 年。对于今天， 那是艺术奇观，壮阔而混乱。对于种族，那是一次语言深处的国人灵魂展示。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裹挟与参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广博、混杂，多元、剧烈相比拟。

重复一遍：广博——混杂——多元——剧烈！

也许洗脑般的专政思维还在暗中延续，也许千年的流氓乱民传统悄然作祟。也许它对艺术的疯狂追寻令如今身陷金钱的人们所永远不再，也许它的兴起、波澜、终结过程成为种族艺术觉醒的一个典型案例……

按结绳记事的皇历古法，1976，绝对是中国之绳上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晚清七绝充当了郁闷破败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纸头版的结果，不仅鼓动了“人才” 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而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某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一次精神“重新抖擞”的中国时代。几十年，龙生龙凤生凤。英雄好汉反动混蛋——仿佛天降的全民科举，使弓背弯腰人们脸上的罪孽红字或火烙金印似乎瞬间消弥。进京赶考，范进中举，无数平民浪子一举升天的故事，一夜传遍天下。

人的变故，就是天下的变故。谁能知道，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与此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关系。

我的真意，并非回顾政治历史。其实我说的是诗。是说那短短的四行诗，在特殊年代，甚至推动了历史。

在此后来临的、短暂民主精神复活期后，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大地上呈现了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横跨10年时空的诗歌热潮。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颖：班里年龄最小的只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两倍32岁……刚刚获得话语豁免权的教师正匆忙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后，77级在各大学迅速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目光与挑剔口吻，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77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懑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 以一个标准的、合格的饱受苦难右派身份，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中，向未来青年才俊悄悄传输了一种切齿之痛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放大了含沙射影的效果。古汉语的课堂教育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眉目传神、会心一笑，也享受着囚徒们放风时狗胆包天恶作剧时的胆战心惊……那种仿佛间谍与地下党一样的暗号式讲授，那些心中有鬼的倾听者们不怀好意的恶毒反馈笑声，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又逢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77、78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

1979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7人，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 则由 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等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莫名获得。全国各省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那种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在未来青年诗人作家们心中带来的，是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放肆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后，小人物们便纷纷登场抖擞。

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小人物，正在书写自己的苦尽甘来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总是试图超越领导本事的拙劣，曾经令这些呆头呆脑的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亲笔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的通信。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没有一分钱效益，却几页、十几页纸地奋笔疾书。

十四所高校联办文学民刊:《这一代》

历史选择的速度过于惊人——《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这是我刚刚为“十大新锐批评家”评选写的文章题目。

很快，位于中国腹地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的集散地。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一位缺少作品面世的人物――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无法考证当年张桦的早期活动细节。我只记得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我最火热的通信者之一。而作为最终全局领导人（至少外交部长吧），除了作为朋友，我仅仅算是他在吉大的一个普通联系人。他可能同时与20个30个“徐敬亚”频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前，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二人来信， 他们邀请我校“共商大是”：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十四所院校“社团领袖会议”。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庄严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林大学领袖参会。领袖，说得轻巧。每月生活费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发愁路费。

9 月开学后，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传达正规如同中央会议。事儿早已知晓，但领袖们的模样谁都没见过。赵闯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我第一次看到了张桦、徐晓等领袖尊容。那幅代表了彼年代精神气质的黑白照片拍摄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黑白分明，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我记不清吉林大学负责的期数，我们排得很靠前，不是第3期，就是第4期。《这一代》创刊号实行全国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这不是刻意摩仿新华书店，而是在受到启示后刻意摩仿成功进行民间发行的《今天》。吉林大学的征订，都是我们《赤子心》诗社代办的，并由我一本本收取现金。我记得当时一共征订了200本。而吉林大学中文系77、78、79三届学生的总数只有约160人。中文系大概只占一小部分。对于当年的穷学生，那都是省出来的吃饭钱啊。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 年整个下学期。那也是一次天公抖擞的普天大选啊，经过了每个大学层层选择的小文豪们，仿佛接受举国全民公决。创刊号目录寄来了，只有几个编委获得最先知晓权。创刊号目录寄过来了，吉林大学不仅赫然出现， 诗歌上还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栏目，有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我写的《赤子心》发刊辞《心之歌》也被当成诗入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看重，似乎暗示了我们诗社的地位，让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

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更猛——王家新的长诗《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以更显著的位置刊发在《愤怒出诗人》栏目。这两首诗，矛头直指特权，发力最猛，反响最大。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事儿了。出事儿的，正是《桥》和《轿车》。

后来慢慢得知，刊物出版受阻。上面指示：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在焦急中收到张桦寄来的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抢救性装订，杂志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以过的惟一一本《这一代》。张桦来信说吉大的200本另外紧急寄出，但我们却从未收到。后来中文系一位领导找到我，说了很多社论的话。细节我都记不得，只听清了校保卫处，还有三个阴暗发霉的字：“地下室”……最后的结果是，吉大所订 200本至今下落不明。经一再催索，同学们所交200本征订费一一全部退还，出钱的不是武汉，是吉大中文系公款。

后来听说，残本创刊号在全国一抢而空。在武汉，《这一代》一夜风糜三镇，洛阳纸贵。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几小时一抛而光。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在南京大学，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卖书同学担心意外，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如此神秘，销售情况更加出众。

销售为零的只有两家大学：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以火一样的热情开始，以火的灰烬为结局。

对我手中仅存的《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简介如下――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有一片临时用钢板刻写的几百个油印的《告读者书》：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意味深长：，《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

应该记住十三所创办院校社团：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另据当年于可训的统计，与《这一代》有联系的各大专院校为三十五所：兰州大学《五泉》、四川大学《锦江》、山东大学《沃野》、厦门大学《鼓浪》、陕西师大《渭水》、福建师大《闽江》、北师大《求索》、武汉师院《枫林》、中央民院《百花》、广州师院《春草》、华中师范《桂子山》、贵阳师院《烛光》、徐州师院《新潮》、南京师专《求索》、赣南师专《新芽》、南京师院《青年》、复旦大学《大学生》、上海师大《百草园》、张家口师专《爱情》、江苏师院《吴钩》、温州师专《九山湖》、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

写到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忆步伐。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一代文学青年昙花一现的活动史、结社史、出版史。

当年全国大学中实际的文学社团数量，应远不止200个，其它社团更多。仅在我略熟悉的东北，“编外”甚多：东北师大有章平为首的《北方》诗社。四平师院有薛卫民、于耀江等组织的诗社。辽宁大学有程宏等组织的诗社，还有辽宁师院《新叶》……我们班的《寸草》、《当代文学研究会》都不在当年统计之内。我知道哈师大有潘洗尘，黑龙江大学以曹长青为首的《大陆》诗，1979年末鼎盛时成员超过百人。

据说，残缺的《这一代》创刊号，共抢救出16000本。到第二年1980年，其黑市价涨到每本5元，超过原价10倍多。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旧叉交，百废兴萌。

那是一个灵魂走在肉身前面的年代。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间抽象萌发，而苦难与贫穷则必须一天一天具体逃离。这正如一锅清水瞬间溢满，并且上下翻滚，原因是锅里只有半粒米。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32开本的油印《眼睛》诗刊，出刊周期一度异常频密）。由于当年某些特殊读者审美上的狭隘，导致了它过早地被迫夭亡。著名诗人曲有源一直热心、无私地支持、辅导这批吉林最早期的青年现代诗人，并因此遭受到肉体与精神上长时间的不快。

历史，总是充满回味。它总是有理，它总是侥幸，它总是前因后果后果前因。真理常常并不在历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结局它却永远或荣或耻地承担。

当年全国非大学社团的民间文学社团的命运，透过《眼睛》可见一斑。而例外的是，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一本京城的民间杂志，却享受到了历史最高的礼遇。

这就是《今天》──一本品味俱优的油印本民间青年文学杂志。诗，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正如在听了邓丽君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也正如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在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心中发生过。

一种急切的，而又雷同的情绪，一种相对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现于灵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击中了特殊的神经。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拿到这本杂志的人。那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七七级，之后陆续传遍了中文系。

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寄给了当时并不相识的北京地址刘念春收，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9期上。那一次至今仍让我留恋的自发阅读的喜悦和高速启动的兴奋，使我有幸成为《今天》最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中国70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发展？80年代的诗歌疾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是诗，而是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如果当年恰巧出现一批俄罗斯作家群那样卓然兀世的小说家群体……如果恰巧出现一大批像莎士比亚一样优秀的戏剧……历史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大悲、大喜、大愤、大变的戏剧性年代，几亿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走俏，都具备超额诱人的理由。

我几十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是诗，历史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它，这样搅动我们，这样搅动整个中国。

一切历史事件的结局，可能早已暗中注定。我说的结局，是终极下场，或大致方向。前朝所有的积淀，早已暗中把导路标牌一块块地布满了明晃晃的大路。留给后人选择的，只有小小的变异空间。那几乎是搅局者或英雄们的惟一出口，那正是布满荆棘的岔路。

或功或罪，历史之痕总是那么难以清除。一个国家的人，几千年的反复吟唱，怎么能只向遥远太空消散，而不一代代残留于后世之心。我不仅指那些古老的命题，昨天或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像一个固执而强悍的向导，暗中把未来命中注定一样指给后人。

至1979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重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 的经典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艺术启动期的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春诗会》。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兴奋的公木先生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竟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其它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惟一的聚会。

《赤子心》诗社与曲有源的那张著名合影就是在那一天的阳光下。

我一时不能举出更多事例证明当年诗歌的声誉。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郑州与邓万鹏的相聚为佐证。时隔近30年，邓万鹏先生对当年诗歌的记忆竟如此深刻。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说出了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歌的题目，以及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而当年我们并不在同一学校，并不相识。

疯狂、《灿烂》的四川盆地

在山河封闭、神性十足的四川，诗，在80年中期成为那个省份最火热的物质！

像SARS传染一样，朦胧诗引发的兴奋，带着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荡涤了一个又一个骚动的灵魂，甚至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诗歌权力争夺。

如果说70、80年代之交，中国的诗歌之心在北京，80年代中前期，它已经迁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终一役的壮烈惨败之后，90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也许是凭借着诗歌的直觉与通感，一批优秀的诗人成功转移于书贩子出版业，并由万夏与潇潇合作出资，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两大卷的《后朦胧诗全集》。

2004年，万夏出资、杨黎操盘，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首部怀念式专集《灿烂》，这部作品宛如“追认为烈士”，填补了80年代诗歌的部分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日子”的朋友们，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吧。追认那些青春的聚会，那些令今天生意人不可思议的无金无银的无利壮举。

下面我对《灿烂》引述几段。听他们的回忆，80年代不是跃然纸上吗！“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 腾空房间，以这种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最热闹的诗歌虚荣竞争在白洋淀、在北京。而最热闹的诗歌权力之争却在四川。

由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诗歌团伙。由诗歌团伙而产生诗的组织建制。由对诗歌特权的向往，而产生勇气与智慧。智勇双全的四处，诗歌大侠们的混战硝烟四起……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贵。

杨黎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天的晚上（注：1984年），对周伦佑提出了办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一个重要的晚上，万夏来到我家楼下……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商定的。我的下面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披一件毛衣。我们谈了 10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ａ改组诗协领导班子ｂ尽快使诗协合法化ｃ创办刊物……三天之后，我们夺到了我们需要的公章。

这是一批何等变形，何等可爱的诗人。为了争夺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青年们不惜倾注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寒风中的热忱。请注意，这些智慧，在十年后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书的全部码洋！

在80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特定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是笑，昨天是笑。那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中等速度吧――万夏说：当时（注：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 月份吧，因为我在复习，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我一看是马松的，就开看，结果里面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有人在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我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把诗拿回来， 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没有意思的事，很快便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

1983年初起，感觉“太有意思了”的中国青年诗人们，间接地经历了一次严厉的社会拷问。

以《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作者郑伯农）为代表的“太没意思了” 的另一种声音，在几年的时间里，以千百万汉字的篇幅，以几乎百分之百报刊的合力，大大地扫了一次亢奋诗人们的兴。

作为亲历者，我不想总是回忆这段历史。在今天看，对“三个崛起”的批判，只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广告后果：在更大的面积，朦胧诗泛滥了。

青年，毕竟是青年啊。中国，毕竟是中国啊。很快，年轻人感到“更有意思”的时代再次来临。

1985 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翻倍而出。真是太有意思啦！

天下诗人英雄会：

86诗歌流派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无法拒绝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场英雄会》，则是2006年8月《南方都市报》的通栏纪念标题。

冲破围剿之后，现代诗歌的兴奋，无法通过我个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诗人尚仲敏如此回忆：80年代我就不能够不写诗，我们成立的大学生联合诗会有几百个人参加，可以说我们的风光远远超过了校长。风起云涌的、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实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版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 905 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 种……

——几十年了，上述的几项数字随处被学术界引用。其实，这只是我在86大展中的一段话。我当时想找一个权威统计，但对这些无聊之徒们的无聊之举，这个严肃国家的严肃人们哪里看得上。我只是顺手在一份民办诗刊上抄下一段话，并添了25个字（黑体）。

其实何止啊。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的背后，是更热衷诗歌但却无名的人们……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巨大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一次机会，被我有意无意抓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1986年7月5日深圳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总之，1986 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我不得不每天用自行车驮着一大堆诗稿回家。

经请示，报社一再同意我把大展由1版增加到2版、3版、4 版， 最后增加到7个整版（请注意：3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

《深圳青年报》毕竟只是某小城一份团报。为了扩大诗歌大展影响，我忽然想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现在看，那真是一次英明之举。无论是历史功勋或罪责，多一些同伙同谋都是好。我很快排除了北京的全部可能，我的眼里只有民间。最好外省。

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唯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他们的加盟，至少对我当时产生了某种助长。从他们毫不犹豫的赞同中，我感受到了人们对我手中所做事情的渴望。

一个人做某件重大事情前，他的心情必起伏躁动，不管他多么自负、自信，他对外界的反应，一定格外敏感、脆弱。身边的一草一动，都可能产生刺激。某种反对，可能使他更加坚定前行，但那时他的心情可能已经糟糕透顶，必抱定鱼死网破、破釜沉舟的决心。而相反，一旦有高人稍露赞许，他将骤然愈加坚定，仿佛之前个人的全部预想得到了历史印证。这，若不是英雄间的心理感应，就是狼狈之徒们的气焰助长的气味相投。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一南一北，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向社会正式公布了信息。预告中，我正式将此次行为定名为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大展，这样充满商业味道的粗陋说法，在中国文学界从未听过。当时报纸杂志对诗的集约出版或发行，一般都称为“小辑”“专栏”“专号”。现在想，这一胡乱创举可能受到了香港报刊影响。那时我刚从东北来深圳，对香港媒体的文字方式非常敏感、新奇。后来我听说，另一个诗人们更刺眼的是词是“隆重推出”——这样的深厚的商业经销推广用语，对当时身居内地、向往刺激翻新的诗人们更具扇动。

消息公布后，援军来了。这期间，先后有海波、海上、绿岛等诗人自愿自费来到深圳协助我工作。他们是深圳最初的义工。自费车船，自费食宿。

大展正式出版的日期是1986年10月21日。那一天，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在两地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另外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特别提示的是：10月21日那一天的《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我赞成×× 同志退休》。三个月后，该报因此文停刊。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有一个数字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大展的影响：《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数从 3 万份狂升至 15 万份！而且一律是个人订户。后来报纸停办，有关部门以公款一一退还了私人订户全部报款。

在回忆大展时，杨黎说：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操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推出。请注意“隆重推出”四个字，现在我们觉得它太可笑，但是在当时，它却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坚硬和时髦。在此之后，全国上下一片“隆重”：从个人演唱会到美国电影，从一包方便面到壮阳药，这一“隆重”，至少不下十年。我始终认为大展是积极的，至少它对结束诗歌的“传统”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第三代人诗歌的发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开的一次。

2006年11月，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集会，纪念大展20周年。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发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哈哈，我愿意剔除其老气横秋、奖章满襟的真实辛酸与虚幻荣尚的含义，只接收诗歌兄弟们对当年天下英雄豪聚的一次拇指竖立。挺好不坏，仅此而已。

80年代末期，一切短暂，如烟消云散。

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80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探险与展示；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我语）；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全国青春大渲泄，也是一次次对秩序破绽的冒险追寻……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

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与之混洧，裹挟参与，后世难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释放过如此巨量的诗歌能量。我不知道中国这10年的诗歌大潮是不是空前而绝后。

自从推倒了第一粒多米诺骨牌后，30年来中国诗歌的热度从未从红色标度上降下。连同一代代传染的诗歌记忆——它，将要延续多少年呢。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的、微微发福了的中年厨师、当年的诗歌爱好者，操着纯正的北京味儿，面对着我、王小妮、北岛三人高谈阔论起80年代，他指着天空说：“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他把事情说大了，还是说小了。

                                                                        2007—7—3 于郑州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