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 刘彦培： 万里领导安徽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在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领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冲破“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坚决拨正“文化大革命”破坏之乱，使各方面工作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人心大快，奋起揭批“四人帮”，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坚持错误立场，继续执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而散布“安徽特殊”、“局势稳定”、“一贯正确”等论调，捂盖子、压群众，甚至将广大干部、群众提出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要求，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一系列的错误做法，使得全省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再受到阻挠和干扰，全省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一再受到压制，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一状况持续了8个月。广大干部群众十分焦急，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和问题。

中共中央对安徽的情况十分关切，专门派人到安徽做了调查。1977年6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同志4次听取安徽省委宋佩璋、李任之，省军区王文模、余光茂，十二军军长官峻亭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情况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对安徽是插了手的，他们对安徽革命和生产的干扰、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因此，那种所谓安徽‘特殊的论点，是非常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其间，中央领导人耐心地教育，政治局同志进行开导，安徽与会人员摆出大量事实进行帮助，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提高认识，作了检讨。中央认为，必须迅速而又稳妥地解决好安徽的问题。20日，中央作出决定，将宋佩璋同志调离安徽，万里同志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顾卓新、赵守一两同志参加省委的领导。中央相信，在调整、加强了的安徽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军民的努力奋斗，安徽省的工作一定会大踏步地前进，安徽的革命和生产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安徽大有希望。

万里参加了这次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万里、李任之、王文模、余光茂、官峻亭表示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解决安徽问题的指示。李任之、王文模、余光茂、官峻亭表示一定要积极支持和帮助万里的工作。大家决心在毛主席伟大旗帜指引下，遵照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指示精神，团结广大军民，努力工作，迎头赶上，奋勇前进，绝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期望。

中共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6月20日结束，22日万里即赶到合肥。当天，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求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紧密联系安徽实际，狠揭猛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彻底查清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把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来……迅速赶上全国的大好形势”。当夜，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和指示。23日，省委常委召开有各地市委、大学党委、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以及省军区、十二军师以上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中央部署，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安徽实际，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6月29日，省委在合肥召开了10万人的群众大会，接着，各地、市、县也先后召开几千人、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和几十万人的有线广播大会，经各级党委的大力宣传，中央的指示很快就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兴高采烈，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全省一片欢腾。

此后，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揭批“四人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进行坚决、全面的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进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省委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理和核查“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建省人大、省政协等领导机构，恢复各民主党派省级领导机构，进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省委不断排除各种干扰，放手发动群众，坚定而有步骤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7月3日至8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揭发批判“四人帮”。会后，省委成立清查办公室和揭批“四人帮”办公室。揭批运动首先是发动群众揭盖子，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进而联系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把“四人帮”及其帮派的流毒和影响一条条摆出来，梳成“辫子”，进行批判。省委首先着重抓省和地市两级领导班子的清查工作，并对清理出的对象进行认真审查，解决领导班子和重点人物的问题。到10月，省委已基本查明省委常委班子中郭某某、吴某某、李某某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事实。后经中央批准，省委撤销了他们原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省委对原常委班子中其他犯错误的人员，根据错误的性质和轻重，分别作出处理。接着，省委对全省16个地、市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初步调整和充实。省直局以上77个单位，调整一把手的有55个。全省73个县（市），调整一把手的有24个。与此同时，省委还解决了一些重点单位的问题。

到11月，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清查工作全面展开。在清查中，全省采取各种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共1882人，其中不参加领导运动的148人，停止工作交代问题的428人，停职、免职、离职、撤职审查的1067人，隔离审查的208人，拘留的16人，逮捕的15人。经初步分类排队，属于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密切相关的骨干分子不到20人，属于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大约500人，属于犯政治错误的约有1100多人。此外，还揭发出打砸抢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1298人，破获各种案件10500多起，逮捕各种犯罪分子3676人，刑事拘留2884人。到1978年底，已经解脱的有310人，结案处理的有315人，其余人员的问题也已基本搞清。在清查中还揭发出被“四人帮”包庇的坏人或有严重问题的1187人。

在清查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1978年6月起，省直机关、大学和地、市、县直属单位及城镇先后开展了“一批双打”斗争。“一批双打”，即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打击的重点是极少数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打砸抢分子和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到1979年初，已揭发出“双打”对象4208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90人，进行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41人，打砸抢分子242人，刑事犯罪分子516人，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1555人，投机倒把获利千元以上的276人，有其他严重问题的1488人。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赃款总额567万多元，已追回赃款122万多元。通过“双打”斗争，揭露和打击了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揭、批、查的深入，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结合揭批“四人帮”斗争，1977年9月省委部署在全省开展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要求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切实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678名干部调整了工作。对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和16个地市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整顿、调整和充实。

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已于1977年6月26日至7月1日，将仍留在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军队干部全部欢送回部队。从1978年8月起，全省恢复中共省、地、县委书记分别兼任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第一政治委员的制度，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主要领导人参加同级地方党委。

1978年8月，省教委、团省委转发《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安徽各地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即行撤销。

经过近两年的揭批和清查，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在安徽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已经基本分清；党的政策逐步落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恢复、发扬起来；在斗争中解决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同时也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了错误的同志，促进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前进，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1979年5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结束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的通知》，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全省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宣布基本结束”，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结束工作的领导，抓好做好定性处理工作，抓紧对其他犯罪分子和犯错误人员的处理，认真做好审查结论，妥善处理运动中形成的材料，对乘机翻案的人要引起注意、严肃对待，对尚未查清的和新发现的都要继续彻底查清，做好各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结束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清理和核查“三种人”

“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党的组织严重不纯，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三种人”问题。所谓“三种人”就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安徽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从1977年7月全省开展“揭批查”运动就已经开始。省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反复强调做好核查“三种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做好核查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具体部署核查工作。省委直接查处了“文化大革命”中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中9个人的严重问题，其中5人定为“三种人”，3人犯了严重错误。全省县以上党委都建立了核查小组和办公室，共抽调2616名党性强、作风正、办事公道、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审干经验的干部担任各级核查小组的工作队员。在指导思想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从实际出发确定核查对象，不定指标，不定比例，有一个查一个，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掌握政策，扎扎实实做细致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县以上领导班子中清理出549人，其中省级9人，地、市、厅、局级117人，县级423人。在“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和清理打砸抢分子等过程中，全省立案审查7200人，有1158人受到判刑和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处分。这些人实质上就是“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经过几次清理，全省受审查的总计11853人，受各种处分1585人。全省经县以上党委讨论确定的核查“三种人”对象4653人（包括中央核查办交办的249名“记录在案”人员和15名“文化大革命”记者站人员）。经过核查，全省定为“三种人”的共80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480人、一般性错误的2131人、一般问题的1942人，维持原结论处理的20人。全省已定“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中，清除出党的102人，清除出领导班子的193人，受到其他处分的282人。这些人都是全省各地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和迫害干部、群众的凶手。

通过清理、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基本查清，包括在全省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37起重大事件已基本查清，主要责任者受到了处理。如1966年12月7日造成津浦线阻塞、火车停驶几十个小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的蚌埠火车站卧轨拦车事件，省政协原副主席李云鹤、省教育学院原副院长曹建培被迫害致死案件，已基本查清结案，主要责任者和凶手都得到处理。全省县以上单位的1152名非正常死亡的干部和群众的死因也基本查清，对有关责任者进行了处理，对被迫害者的亲属进一步做了善后工作。

通过清理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消除了隐患，为正确使用干部创造了条件。全省4653名核查对象中，有4073人属一般性错误和一般问题，查清之后，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可以一心一意干工作，也为组织上了解他们、使用他们提供了条件。

（三）平反冤、假、错案

从1977年6月开始，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开展复查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省委认为，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抓紧做好。各地在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坚持调查研究，把好事实关，因而都能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个案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认定有据，否定有理，不枉不纵，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确保案件的办理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抓紧进行复查和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诬陷迫害干部，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安徽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46562人，占“文化大革命”前夕干部总数392043人的11.9%。未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受株连人员则为数更多。被迫害致死的干部1521人。集团性的冤错假案427件，其中涉及干部3081人。1976年12月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公安局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6〕23号文件的几个具体问题处理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按照中央通知，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予以释放；已立案的，予以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对这类问题的处理，要求做到处理彻底。1977年8月18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经省委批准下发处理纯属为邓小平被打击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案件的4条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执行。

1978年3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对全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3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冤错案件平反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对相关政策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搞好对冤、假、错案件的平反工作，是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伸张正义、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凡纯属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被诬陷鸣不平而受到打击处理的，应一律彻底平反。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已劳教的，应予解除；已判刑的，撤销原判、予以释放；给予党纪、团纪处分的，应予撤销。省委强调指出：复查冤、假、错案件是一件政治性强、面广量大、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的重要工作。各级党委要下决心排除一切阻力，对干扰抗拒平反工作的，要执行纪律，进行严肃处理。4月，各地、市委成立复查定案领导小组和审干办公室，统一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1月20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凡是因天安门事件受牵连，因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鸣不平、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尚未释放、平反的，立即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全省组织、公安、法院3个部门已经复查案件27124件，其中全错全平的4009件，部分错部分平的5022件。这些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平反昭雪，对于落实党的政策，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进行得既广泛又持久，安徽省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据1980年5月底排查，法院系统排查出株连案件1081件，公安系统排查出株连案件649件，共计1730件，其中因受株连被判处死刑的就有29人。这种株连非常野蛮，连儿童也不放过。淮北市有个小孩名叫钱同生，当时只有6岁，只因写了句“刘少奇万岁”，于1968年12月5日被拘留，关押一年以后定为“反革命性质”才释放。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5月21日，省委发出《关于因刘少奇同志案件受株连的人的平反的通知》，要求做到全面复查，一件不漏，抓紧为受株连的人平反，不使一人冤沉海底。到年底，此项工作基本结束，受株连的人员全部得到平反、纠正。

省委带领全省认真复查和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的案件，用两年多时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61650件案件进行复查，其中自1966年1月至1976年底共判处死刑657人，从各地已复查的反革命案件和省法院的初步调查情况看，冤、假、错案的情况比较严重。截至1980年9月底，死刑案件中，“反革命罪”276人，已改判58人，占21%；普通刑事罪307人，改判3人。

同时，省委抓了“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停发、扣发工资的补发工作，以及被查抄财物的清退工作。省委对冤、假、错案补发工资问题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立案和审查处理的正式职工，经复查，主要事实不存在，颠倒了是非或因一般政历、言论而被错误处理的，平反、改正后，其被停发、扣发的工资一律补发。被停发、扣发的工资均由本人受错误处理的工作单位补发。补发工资工作争取尽快做完。省委还要求各级领导要重视被查抄财物的清退工作，积极认真地查找。原物尚在的，必须退还；已上缴国库的，予以退库；落入私人手中的，应坚决追回；实在查不到的，应说明情况，做好思想工作，不予赔偿；个别确有证据、损失较大、造成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补助；自愿将查抄的珍贵文物献给国家的，要予以表扬。后补发“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扣发的工资计10310人21890529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8110人17837605元，集体所有制单位2200人4052924元；清退被查抄财物3277户，折款补偿2371283元。

省委直接抓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件，如和县“石仁祥案件”、芜湖“三二九反标案件”等，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影响很大。虽然在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省委曾于1974年12月决定予以平反，但不彻底。1978年11月，省委常委会议重新作出决定，并于24日在合肥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石仁祥的一切诬陷之词，恢复名誉；根据石仁祥生前要求入党的愿望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事迹，追认石仁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凡因石仁祥案件受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从1978年开始，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花大力气开展了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着重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复查改正反右倾扩大化的案件，使1302人得到平反纠正；复查、平反基层不脱产干部和党员受错误处理案件58833件，复查、改正“四清”运动中错案2942件；复查1958年重新处理内部留用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属于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的4339件，其中改变敌我矛盾性质的2382人，恢复公职或改办退职、退休、离休的2058人；复查纠正“青年救国团临中学生总队”错案，为1304人落实政策；复查并为139人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复查干部历史上受限制使用的问题，对被错误限制使用的2486人予以撤销限制使用，对原保留政治嫌疑或因历史不清而受限制使用的5082人予以解除限制使用，对因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有叛变行为而受限制使用、后长期表现较好的30人予以放宽限制使用，对已突破限制使用的1030人分别予以撤销、解除、注销限制使用；复查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7618人件，对其中4162人作了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复查1945年9月至1946年11月党政军从皖南、皖中、淮南和淮北根据地撤退时留下坚持斗争和隐蔽的党员、干部、游击队员5659人，对其中3507人作了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复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革命同志的案件，对被错杀的2729人予以平反昭雪，并对他们现有的直系亲属1283人发给《平反昭雪证明书》和一次性生活困难救济费；复查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对其中4162人做了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复查1946年11月华中分局七地委撤退时留下坚持斗争和隐蔽的人员300多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受错误处理的人员，采取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等善后措施；复查并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4001人平反、落实政策；为251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落实政策；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前涉及25699人的其他历史遗留案件，本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精神，从宽予以解决。

（四）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

省委对安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认真妥善的复查和处理。1978年11月12日省委在《关于李葆华同志的复查结论》中指出：“经复查，李葆华同志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没有问题。李葆华同志在过去几十年工作中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原《审查报告》中强加给李葆华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因此，决定撤销原省委1972年12月23日《关于李葆华政治历史和执行错误路线问题的审查报告》。” 1979年1月11日，万里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全省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那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省委工作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196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4月中央《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把李葆华、黄岩同志说成是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实践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省委已报告中央，经中央同意，纠正这一错误结论，给李葆华、黄岩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对原来省委的15名常委和5名省级负责干部，宣布撤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审查报告。今天在这里再一次宣布，过去所强加于这些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他们恢复名誉。”

安徽是划右派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个省份。当年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尤其是把强制推行农业“三改”持有不同看法和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一些人划为右派。有不少单位甚至把对党委书记提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在工人、农民和中学生中，也乱戴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有不少单位在反右派时，划框框、定任务，有所谓“右不够，中（指‘中右）来凑”，没有右派也要找右派，甚至捕风捉影或凭大字报上揭发的一两句话，就把一些人打成了右派。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普遍过重。全省因右派问题受到开除、判刑的有17159人，占原右派总数的44.4%。“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株连家属因右派问题受到开除或失去工作的有7730人。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划了一些右派分子（包括口头宣布的），据1980年9月1日省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原划右派摘帽和复查改正工作的总结报告》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省共划右派分子38700人，其中包括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戴右派分子帽子的4854人在内。1962年曾对右派案件进行了甄别，改正了8003人。1964年前，分5批摘掉13826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取消了4238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1978年4月29日，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统战部，省公安局、民政局联合转发中央5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第11号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中共县以上党委单位，应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迅速建立起来，并抓紧时间，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切实搞好调查研究和改正右派的工作。到11月，全省对过去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3239人，全部摘掉帽子；对过去未取消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3262人，全部取消帽子。12月20日，省委《批转省委摘帽领导小组关于执行〈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若干问题的意见》，部署在全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等工作。对改正问题明确规定：“凡违背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的规定，而自立标准，扩大范围所划的右派，均应予以改正。对可划可不划而已划了的，也应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原则上由原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应予改正的人，在恢复原工资待遇时，如原工资待遇低于三级工的，可以适当提高。”“改正的人如已死亡，其家属子女由原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在摘帽和复查改正后，需作各种安置的28493人（含外省、市在安徽就地安置的1082人），其中属于恢复工作的21603人，均妥善解决。在错划为右派、已经改正的人员中，有大批有用人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1993人，占改正人员总数的57.7%，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167人，大学助教、讲师、教授101人，中等（专业）学校教员1582人，小学教员16928人，其他知识分子1215人。这些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多数表现较好，其中不少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根据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全省改正错划地主、富农成分7819户，改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31931人，全省全部摘掉324409人“四类分子”帽子（含纠正错戴的）。

到1981年7月，已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21.89万多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9.12%（尚有1800多件当时正在复查，大多属疑难案件）。已复查反右派、反右倾案件4.59万多件。反右倾案件已全部复查纠正完毕，反右派案件已复查99.7%（尚有100多件因兼有其他问题未查结）。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他历史老案11.07万多件。经过复查，依照政策规定，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分别作出处理。全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3万多件（此外，“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没有立案处理、只口头宣布平反的，没有统计在内），并对有关人员做了妥善安置。据1983年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全省“文化大革命”案件238658件，已复查结案238636件，占99.99%。“反右派”案件39841件，已复查结案39830件，占99.97%。在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的同时，省委抓了“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停发、扣发工资的补发工作和被查抄财物的清退工作。

（五）落实干部政策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省委强调这是关系到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大问题。对使用不当的干部，依照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1978年10月，省委已将省委管理的1681名干部调整充实到县以上党委领导班子（其中591人系提拔使用），并对长期未安排工作或安排不当的412名老干部妥善安排，重新分配工作。省委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冤、假、错案失去工作或工作安排不当的人员，分别依照政策给予安排或调整工作；已到退休年龄的，按规定办理离退休手续；已经去世的，按政策进行抚恤。到1981年7月，对冤、假、错案已经平反的人员，安置了41609人，其中收回安排工作的36703人，作退职、退休处理的4906人，恢复党籍的7466人。

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拉造反派头头“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错误做法和“小鸡带老鸡”的荒谬主张的同时，省委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强调青年干部的健康成长，是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标志，要满腔热情地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物色、培养青年干部，给他们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从1978年到1982年全省共选拔4732名中青年干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随后，省委还建立了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

省委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工作。在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长期受到排斥、歧视和打击，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遭受长达10年的“全面专政”，被看作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这些错误做法，损害了我们党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摧残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耽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978年3月，省委强调指出：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专长，对于加快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关系极大。因此，要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要抓紧调整、落实；对有些技术干部改行做其他工作的，也应尽快进行调整，做到人尽其才。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全省16个地、市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抽调3735名干部参加检查组；省直、高校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或成立专门组织，或专人分工负责；全省科协系统主动参加检查。各地普遍采取自查、互查、对口查、重点抽查、专题调查和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家访、民意测验、填报调查表等多种方法、形式，广泛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实行上下结合，一级抓一级，层层负责，边检查边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据普查统计，全省9949名农业科技人员中，未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就有6108人，占61.4%，其中从事工人、售货员等工作的1900人，占19.1%。省委抓紧对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进行调整，到1978年已经调整5390人，占应调整人数的84.9%。全省3800多名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恢复了干部身份。同时还提拔工程师、讲师500多名，提拔教授35名、副教授335名。197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以《结合揭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安徽省委解决科技人才用非所学问题》为题，对安徽省委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用非所学问题进行了报道，并配发“编者按”指出：“安徽省委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问题的经验值得重视。”尽快让用非所学的科技人才归队，“是当前解决我国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的一条重要的、现实的措施，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委要像安徽省委那样……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迅速而又周到、细致地做好这一工作”。1978年以后，省委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继续做了很多工作。全省解决知识分子的历史遗留问题155949人件；12年中吸收9.5万多名知识分子入党，提拔1.05万名中青年知识分子到县级以上领导岗位任职，其中316名非中共党员知识分子进入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班子担任领导职务；为1.6万余名知识分子做了专业对口调整，使10万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地区、部门和岗位间的合理流动；为专业技术、科技管理人员评聘了专业技术职务，其中高级职称2.1万名，中级职称15.7万名；为4万多名知识分子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1.05万名知识分子办理了家属子女户口“农转非”等。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爱护、工作上的关心、生活上的照顾，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热忱。

（六）重建省人大、省政协等领导机构，恢复各民主党派省级领导机构

在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一系列罪行的过程中，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领导机构，各民主党派的省级机构，都相继恢复、不断健全，进而发挥重要作用。

1977年12月25日，第三届安徽省政协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决定1978年1月召开省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标志安徽省中断了11年的政协工作得以恢复。1978年1月7日至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合肥召开，选举产生97人组成的政协安徽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省政协主席、副主席。

1978年1月9日至14日，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肥召开（注：实际是第四届，由于当时把安徽省革委会作为“第四届”省人大看待，这次大会被顺延计算为“第五届”），会议选举产生由107人组成的安徽省革委会，选举产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会后，省委与省革委会分署办公。1979年12月25日至31日，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合肥召开。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设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安徽省人民政府。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选出省长、副省长，选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78年2月28日，省委研究决定：恢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九三学社（简称“九三”）等5个民主党派的省级领导机构以及省工商联、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宗教事务处等单位，同时撤销省民主党派联合办公室。1978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安徽省直属支部成立。此后，1986年，中国致公党在安徽发展党员，成立中国致公党安徽筹备工作委员会，1990年成立中国致公党安徽省委员会。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一经恢复，就以极大的热情开展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同时，全省开始开放基督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宗教活动也得以恢复。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从1978年开始，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进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恢复和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从而把精神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重申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指出当前“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许多禁区还没有触及，许多是非还没有弄清。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安徽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省委领导下，首先从宣传理论界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深入到基层。6月，在省革委会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万里指出对真理标准问题要进行深入讨论。4月刚刚恢复的省哲学学会，7月召开了有理论、宣传、新闻、教育工作者共7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认真研究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宣传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这场大讨论。8月12日至16日，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扩大会议，100多人参加，展开讨论。对此，《安徽日报》9月6日作了报道，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向前发展。之后，全省社科界利用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专题广播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这场大讨论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10月17日至24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要求各地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理“左”的影响和全面拨乱反正结合起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会后印发了《关于从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意见》《关于在职干部理论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工农群众政治文化学习的意见》等文件。省出版局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汇集起来，出版20万册向全国发行，促进讨论的深入。11月，省委宣传部举办了150多名地、市、县宣传理论干部参加的“实践论”读书班，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培训了一批骨干。

1979年1月和5月，万里在两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强调，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尽量减少盲目性，提高主动性。6月，省委在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不久，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抓好。8月28日至9月3日，省委在滁县地区召开了有各地、市委宣传部长以及部分大专院校宣传部长、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进一步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題。会上，省委书记顾卓新强调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完全是学术理论之争，而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路线之争，它涉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涉及我国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号召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带头开展讨论，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搞端正。此后，全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展开。11月9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我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步步深入》的文章，对安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全面报道。

安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与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既有领导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的深入探讨，又有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广泛参加，形成了广泛深入的理论大探讨和大普及，既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1978年秋种时，肥西县山南公社有的生产队悄悄地搞了包产到户，周围一些生产队竞相仿效，这很快成了省直机关干部纷纷议论的热点话题。省委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万里说，“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在万里主持下，省委把山南公社正式确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实践一再证明，包产到户确实比“大呼隆”好，生产发展、粮食增产、群众拥护。此后，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农村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1980年1月11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上作题为《要敢于改革农业》的总结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只有确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的思想才能从‘左的路线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我们强调实践第一，指的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要解放思想就必须解决好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问题。越贴近实际，越贴近群众的人，思想越解放”。省委充分肯定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作法和经验，就是因为这些责任制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经过了广大农民群众实践的检验。所以省委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到年底，全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65.9%。后来，万里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能再丢掉了。”

安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思想领域进行的拨乱反正，它冲破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提高了对真理标准的认识，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二）进行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

1978年开始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党员教育。在党员教育、干部培训过程中，同时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从思想、理论、政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又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巩固和提高。

1978年11月，省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了党员教育工作，会后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发出了加强党员教育培训的通知，提出搞好定期整训和经常性教育的要求。

从1979年初开始，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短期轮训班和小集中等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党章草案等。到1980年底，全省共轮训党员127万多人次，占当年党员总数的82.5%，其中轮训党支部书记53900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86.7%。在学习中，省委和许多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亲自给党员上党课。不少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三会一课”、党员联系群众、党员汇报思想等制度，加强了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

办好各级党校，加强干部培训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77年10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认真学习中央的决定，深刻领会办好各级党校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党校的恢复、整顿和加强工作。1978年5月，省委决定正式恢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办学，学习理论，实行整风。1979年3月，省委召开全省党校工作会议，要求上半年继续组织干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加深对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伟大意义的理解。下半年组织县以上机关和相当于县级的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学习经济学。同时，要重视和支持在职干部学业务、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学管理。

为加强干部培训，全省迅速恢复和建立干部学校。1979年11月，省革委会同意恢复安徽省农业干部学校。1980年2月，省政府同意恢复安徽省商业干部学校。1982年4月，省委同意在固镇县新马桥成立安徽省农业干部学校。合肥的省农业干部学校改为安徽省农业干部训练班。6月，省委同意组建宣城地区农业干部学校。其他地区有条件恢复和组建农干校的，也照此精神办理。

为给省直机关和各行各业广大干部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和条件，省政府批准建立安徽省直机关业余大学、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和有关行业职工大学。

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80年，全省各级党校已有97%相继恢复办学，对全省应培训的57万多名干部中的11.5万多名干部进行了轮训。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政治路線的拨乱反正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安徽省委在全国较早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以生产为中心，果断地进行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有益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一）“以生产为中心”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还是“以粮为纲”、“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的“左”的东西还在继续发展。可见，在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任务还相当艰巨。

1977年6月，万里一来到安徽，就用三四个月时间跑农村、看农民、看农业，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万里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直接到村、到户，只“看、听、问”，不开大会，不作“指示”。虽然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但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在大别山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内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压力，使这位素以坚毅、刚强著称的老共产党员流下了眼泪。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青年农民，光着身子裹了一件棉袄，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外面扎着一根草绳。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说：“吃饱肚子！”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说：“少装一点地瓜干！”万里沉默了，没有再问下去。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农民的要求这样低，对这样低的要求我们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如果再不让农民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上饭！”经过对农村实际情况的广泛、深入的调查，万里感触很深、感慨万千，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啦？”“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

面对严酷的现实，万里认为，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如果抓不住这个中心，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群众，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因此，农村各级党委，要以90%以上的精力，抓经济工作，抓农业生产。在1977年11月15日至20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即提出：“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1978年2月25日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万里明确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说：“现在春季到来，要紧急动员起来，不失时机，抓好农业，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有些同志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他强调说：“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開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他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对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人民日报》3月3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提出农村要以生产为中心》为题给予报道，指出：“省委这个正确提法，本来是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前几年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并以此作为棍子、帽子到处整人，弄得这些年来有些人再也不敢提它了……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抓纲治国”的公开否定。当时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由于这是从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工作中心、工作重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涉及主要禁区，讲了许多人想讲但就是不敢讲的话，所以这一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万里在调查中发现，“经济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省委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花大气力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试行和不断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工业、交通、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在实际工作中较早、较快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全省干部群众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都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万里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讲了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党、政、社”三个机构合而为一的体制，实行“政社分离”；不要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不要硬搞穷过渡、盲目过渡；可以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起来；要把生产责任制或劳动报酬同产量很好地联系起来；大办、办好农业机械化；计划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留有充分余地，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改进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和办法；“以粮为纲”的方针有片面性，应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等10个问题。万里强调指出：“解放28年多来，农村的政治运动几乎年年都搞，而每一次运动，都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冲击，致使领导班子变动频繁。领导班子不稳定的情况，地、县委是比较普遍的，农村基层组织则更为严重……凡是生产落后的地方（安徽全省后进队约占15-20%），其共同的特点都是领导班子不稳定。”讲到这里，万里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为了做到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能否考虑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农村不搞政治运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建议。

万里的发言，对党中央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省委立即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如何把全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以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突破口，全面进行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是全党的大事。安徽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但安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群众生活特别困难。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排除干扰，大胆实践，积极探索解决严峻经济问题的办法和出路。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坚决支持并大力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全省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出现崭新的面貌。接着，省委以此为突破口，对工业、教育、科技等各项工作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

（一）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拔乱反正

邓小平在南巡时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安徽之所以较早进行农村改革，是因为万里来安徽后，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

安徽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从安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规定”）等农村经济政策，冲破“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等不切实际的“左”的提法，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省委此后还制定了一系列适宜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例如：1978年12月，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山区实行“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纠正过去山区“以粮为纲”的方针；1980年10月，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渔业的决定》，提出放宽政策，把渔业搞活；1981年9月，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稳定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在全省普遍展开林业“三定”（即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等等，促进了农村经济全面、稳定、快速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灾造成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减产几成定局。万里认为要正视现实，减了产就是减了产，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果断地提出：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措施，如果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坐失良机，就要吃大亏。为了战胜旱灾，省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与其受旱抛荒，不如让農民个人耕种，充分挖掘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些秋季作物以度过灾荒，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度荒”。“借地度荒”不仅激发了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诱发了“包产到户”。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借地度荒”时，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

此后万里两次去山南公社考察，表示支持。在山南公社影响下，肥西县全县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91.3%。当年虽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到75457万斤，比上年增长13.6%。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山南公社比上年净增2753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增产453万斤。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是全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有5至7个月吃返销粮，是个典型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8年一天寒夜，生产队长严宏昌主持开了个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包干到户。实行一年，小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1979年收粮食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过去23年公粮一粒未交，1979年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花生、芝麻共24933斤。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集体留储备粮1000斤，留公积金150元。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后来万里去小岗生产队考察时，对他们悄悄搞起来的“瞒上不瞒下”的大包干给以鼓励。

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粮食大幅增产，大批贫穷的生产队一年翻身，有不少一季就翻身。长期使人们焦虑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

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及时总结推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对肥西县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经验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第三个阶段是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框框，坚决实行和逐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省委不仅坚决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而且带领全省逐步完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指出，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都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到底哪种责任制优越，关键在于条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只要增产显著，农民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和对国家的贡献增多，为大多数群众所欢迎，就是合适的形式，就应当允许群众在实践中比较、选择，决不能再搞“一刀切”。同时，任何生产责任制，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都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提高。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更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适合全省多数地方的生产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不论高产队、低产队都可以普遍提倡，大力推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省委要求地、市、县委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满腔热情又实事求是地把各种责任制健全和完善起来。

安徽省委对农村的拨乱反正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困难很大，成效也大，意义更大。后来，万里总结说：“农村第一步改革，也就是平常大家说的包产到户，到现在快20年了。实践已充分证明，这项改革是成功的。”“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二）对工业、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进行拔乱反正

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后来更为完善一些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迅速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进一步跳出农业生产领域，扩展到林业、牧业、渔业和乡镇企业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农村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广大农民继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又一个伟大创造，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主动精神，为工业化开辟了新的战场，找到了新的途径，带给人们以新的启示。

农村的拨乱反正冲破重重阻力，一步一步获得成功。省委以此为突破口，对工业、财贸、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进行拨乱反正，对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落实。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为各项改革打下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省工业企业进行了恢复性的整顿，首先就是解决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以及统得过死等问题。从1978年3月起，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农林、水产、商业服务等部门的企业，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逐步实行了奖励制度，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对改进企业管理、促进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积累等起了积极作用，取得较好效果。同时，针对城市工商业过去统得过死、管得太死，省委、省革委会强调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率先在全省87个条件较好的工业企业推广实行。10个月后，实践证明，扩大工业企业自主权，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推动增产节约，实现增产增收，都有显著作用。随后，又增加87个工业企业推广实行。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一批工商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盈亏包干试点的同时，改进奖金发放办法，恢复计件工资，试行超定额计件和浮动工资等，注意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经济责任制，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省委指出，工商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经济效果，实现增产增收；有利于在分配上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个人多得。经济责任制是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改革，要尽快在工商企业中全面地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

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干扰破坏，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揭批“四人帮”，集中火力批判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彻底砸烂这一精神枷锁。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批他们利用阜阳函授会议，勾结在上海的骨干，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揭批他们通过郭庄教育会议，策划在大学和教育部门揪“走资派”，搞大换班，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揭批他们篡改、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搞乱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破坏教师队伍建设的罪行；揭批他们肆意撤并大学、大砍中专、强迫城市中学和部分中技下迁农村，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揭批他们扣减国家给教育部门的劳动指标，造成中小学师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罪行等等。紧随其后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各个学校都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力求使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学习的思想，明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开展学雷锋、创“三好”等活动，建立“三结合”（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网。全省教育部门把办好一批重点高等院校、重点中小学，作为提高教育质量、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也作为进行教育革命试验，以点带面、推动全盘的有效办法，省市（地）县各自联系，负责协办一批重点中小学。同时，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的公办教师调离教育战线，以致不得不大量使用民办教师（全省437400名中小学教师中，民办教师有265200人，已占61%），造成教师质量不高、数量不足、民师比例过大的问题，省委、省革委会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大造教师光荣的舆论，表彰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关心教师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慎重地在教师中发展党员，规定高中教师应看到县一级的文件，初中和完全小学的教师应看到公社一级的文件；抓紧教师归队工作，对借用和近几年外调的教师限期归队；帮助教师逐步解决住房、医疗、在职进修等实际问题，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扩大师资来源，逐步降低民办教师的比例。

1977年10月25日至29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高校中等专业（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全省的招生工作。会后，省革委会转发了《全省招生工作会议纪要》，成立省招生委员会。1977年11月，全省各地进驻大、中、小学校的工宣队全部撤出。1978年6月5日至18日，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贯彻全教会精神，部署招生工作。万里到会作指示，赵守一作总结，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管教育，改变“一工二农三财贸，管它文教不文教”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解决经费、物资、校舍被占等重大问题，整顿好学校领导班子、教师队伍，调动干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是恢复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大力抓科技工作。省委早在1977年7月15日就召开向科学进军大会，动员全省科技战线上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职工，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为加速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努力奋斗。9月省委作出抓紧搞好科技战线的整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学发展规划、恢复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等6条决定。到年底，全省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及其所属学会和基层科普组织全面恢复。1978年开始，全省农村科技情报网络、城市科技情报网络、行业科技情报网络、高校科技情报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认真落实科技人员政策，大批科技人员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到1978年，全省用非所学的6300多名1966年至1970年大学毕业生，已有85%调整了工作，3800多名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恢复了干部身份，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开始着手进行。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科技干部工作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提出了发掘人才，大胆提拔科技人员到领导岗位，提高科技人员政治、生活待遇等12条政策性规定。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工作，1978年2月全省有1057项科技成果在省科学技术大会上受到奖励和表彰；4月，安徽有277项优秀科技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从1977年6月到1980年3月，万里在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拨乱反正，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率先在农村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较早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历了不寻常的历程，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先导，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条件。1984年12月22日，省委书记黄璜在中共安徽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坚持改革，团结奋斗，加速安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报告中指出：在1977年6月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后，“省委在万里同志主持下，为肃清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安徽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安徽的工作不存在两年徘徊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目前全省政治、经济形势很好，是安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对万里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进行拨乱反正所作出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