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湛彬 张国华：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叶剑英提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

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红旗》杂志编缉部写了一篇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显然是对批判“两个凡是”进行反批判。《红旗》杂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６点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没有被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将它的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当时，鉴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分歧情况，叶剑英依据1978年８月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经验，提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用民主的方法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

同年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后经邓小平、李先念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接着，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着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到了“两个凡是”，迫使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作了检讨，这标志着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取得了胜利。但是，从理论上看，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使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专门讨论理论问题成为必要。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如要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这样说是针对着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人。从邓小平的原意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一个会，是想重点解决“凡是”人的思想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据此，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如一是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关于会议的名称，原来的提法是“理论务虚会”。有的人提出，理论本身就是“虚”，“理论务虚会”这个会议名称不确切。后来就采用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名称，简称“理论务虚会”。

在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的注意力便更多地从平反冤假错案转向了思想宣传工作，理论务虚会的筹备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胡耀邦的肩上。

为了开好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要求《人民日报》等几家宣传媒体，做好这方面工作，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使理论务虚会在三中全会后再创宽松的环境。1979年１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指出：发扬民主就是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反对说错了话就要追究的偏狭作法，再次宣布言者无罪，要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力。同时，胡耀邦通过他所主管的宣传部门加大了思想解放的宣传力度。同日，作为胡耀邦助手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乔木是党内资深的理论家，他对这样大的理论命题进行重新审视，自然给人家在思想解放上以很大的鼓舞。胡乔木的文章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为大会材料印发，反响强烈。1月7日至17日，胡耀邦召集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长在北京开会，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应当研究新问题，要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边。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理论务虚会的前奏。

胡耀邦还挑选了５位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和邓力群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集人。邓力群因事不能参加，于是改为童大林。理论务虚会分若干组，每组约25人左右。另有特邀出席者20人，均为多年从事或关心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官员。理论务虚会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等11人组成。

胡耀邦把邓小平想法具体化并引向深入

1979年１月18日至4月3日，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胡耀邦1978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人称胡耀邦新官上任中宣部的“第一把火”。

会前，胡耀邦曾把他将做的“引言”报告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第二段会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到会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胡耀邦的“引言”稿和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据说，华国锋首先表示了赞同。

1月18日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召开这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总结十年来、三十年。建国三十年，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会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这两个目的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其实，胡耀邦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达到的“目的”，是对邓小平提出召开这样一个会的具体说明，也可以说是具体化。只是胡耀邦所要讨论的问题外延扩大了，涉及的问题更多了。

据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温济泽回忆：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宣部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今后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要打破？希望有关单位开出一批清单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就这个问题向所属各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各所提出的问题和材料，略加整理，开出了一个清单。我们把这个清单中的问题删减了一些，保留了５个较重要的问题，提供给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与会者。看来，胡耀邦是想把这次会议开成“打破”禁区的会议，用实践的标准来总结建国30年来的是是非非。

对于会议的开法，胡耀邦提出：“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

胡耀邦还在“引言”中回顾和分析了近两年来思想理论界的状况，赞扬了当时的理论工作。他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任务，一是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一是研究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他还热情地赞扬那两年思想比较解放、勇于突破禁区的理论工作者。

他说，这两年“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讲到激动处，胡耀邦振臂挥拳，要和这些他赞扬为“闯将”的人一起，“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即将到来了。

胡耀邦的“引言”和讲话，实际上成了理论务虚会的具体指导方针。

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有前瞻意见的理论问题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务虚会各小组开会，分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热烈。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在思想解放的精神鼓舞下，突破了许多理论禁区，提出了一些对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对探索新问题颇有意义的理论观点。会议分组进行。各组的发言均送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印发详细的简报给每一位与会者。所以，情况交流得很及时。

小组讨论一开始，胡绩伟就在第一组会上宣读了他和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等6人的联合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篇发言系统地列举了事实，说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指出了争论的政治实质，列举了许多严重事实。这个发言大开了大家的眼界，也为后来大家纵深讨论一些问题打开了缺口，提供了样板。1月2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第一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熊复发言以后，吴冷西、李鑫等人也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了检讨，不同程度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尽管与会者对有些人的“检讨发言”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有一点情况是重要的，就是这些人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也就是说，明确了在这场大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的大界限，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务虚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举行的。大家亲身遭受的苦难，痛犹在心；大家所见闻的灾难和暴行，景犹在目，声犹在耳。多数人必须面对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老老实实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过去说，不搞“文化大革命”，党正在变质，国正在变色，人民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而“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十一大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仍然被肯定。

周扬在会上讲道：“首先有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搞不清楚。”

批“左”的闸门一经冲开，人们反思的激流便再也阻挡不住了。

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理论务虚会必然涉及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与会者说：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同时也要指出他的错误。

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说：“毛主席本人思想有改变。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志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可见解放后他的思想有改变。”

为了避免党的领导人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家认为，应当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大家一致感到，民主问题，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朱穆之说：“党取得政权后，和群众是什么关系，对民主应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群众进一步争取和发扬民主，还是与群众游离，认为群众要民主就是向党要民主，和党对立？这个问题不正确解决，就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

有人指出，我们长期以来，以专政代替法制，使我们的法制建设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基本上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民主和法制的方法。

经济问题也是会上人们谈论的一个焦点，议论的比较多，反思的也比较深刻。孙冶方提出了要重视价值规律，重视经济经理研究等问题。另外，大有对“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农业学大寨”等问题都进行了评议。

在讨论经济工作时，第五组建议，中央应让陈云参与领导经济工作。人们一致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工作几次遭受挫折、处于困难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对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问题堆积如山，建议中央让陈云同志参加领导经济工作。

“西单墙”与理论务虚会的一些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西单墙”是指天安门广场往西不远的一道深灰色的砖墙，长约200米。1978年的秋天与1979年前几个月，这里是北京最具政治特色的地方。

事情缘于1978年复刊的《中国青年》。由于汪东兴勒令禁止发行这本杂志，一些人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了大字报，可以说西单民主墙从此开始。在过去的年代，中国人对大字报有特殊的情结。在法制不健全、言路不畅通的社会环境里，民众可以利用大字报在有限的范围里公开自己的感受，发泄内心的积怨，争取社会的同情，以求得公正的对待。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那些在“反右”及“文革”中受到委屈的人，从北京的大街小巷纷纷来到这里，采用贴大小字报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冤情。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家只是以诉冤为主，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多少政治的内容。由于建国后接连不断的运动、斗争，全国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很多人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到这里，发泄自己的怨恨和寻找再生的机会。大字报一层又一层的覆盖，人们也不仅仅是匆匆的过客了。随着官方“真理标准讨论”的日益高涨，这里的气氛也热了起来。

1978年下半年，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集中于政治，也越来越接近敏感问题。就在西单民主墙活动轰轰烈烈深入发展之际，全国许多地方也跟着同步发展。从1978年11月20日起，上海每天有数千人在人民广场聚会，讨论一些同北京大致相同的话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通过中央党校、新闻机构、共青团等渠道，不断地把“西单墙”的情况，采用简报等形式，反映到工作会议上，起到了推动人们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宣布，被判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参与此次事件的人一律平反昭雪。这就更增加了“西单墙”的热度。“西单墙”反映的大量历史积案和现实问题，时常是中央工作会议人们关注的议题。由于胡耀邦积极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西单墙”起初的要求与之不谋而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是理解“西单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赞成的，最起码也是不反对的。

11月26日，邓小平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这说明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至少也是默认的。叶剑英在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不仅表示允许群众提意见，而且对“利用民主闹一点事”，表现了政治家的大度。在对待“西单墙”上，华国锋与邓小平最初不完全是一样的。华国锋认为，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惩治；而邓小平认为，“西单墙”继承了“tiananmen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讲：“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但“西单墙”的发展，是人们很难预料的。从1978年末起，全国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他们中一些人提出了“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煸动一些回城知青和上访者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刊物。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美国总统卡特“关怀中国的人权”；“解冻社”公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段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有的组织打出大幅标语，指出“万恶恶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提出“清算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到了这种地步，当务之急还不仅仅是与“凡是”派的斗争问题，重要的是要保证有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党工作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造成伤害，可能会破坏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

这一时期，在“西单墙”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字报，也忽然多了起来。有一张大字报说：“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邓小平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

这样看来，“西单墙”不仅给求民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也给“凡是”的人们找到了一个发表言论的地方。北京以外的地方，风声也挺紧。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山西运城地委党校的大院里，就帖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可见，确有一些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在北京，有一个自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组织，把一份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主要内容是“批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外一个叫做“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的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把一份他们主张的稿件同时发往十几家报社，长达1.6万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偶然性引发必然性。由于中央理论务虚会上个别人发言不够慎重，讲出很多中央认为不能讲、不能说的东西。邓小平本人也认为有些东西最好不要讲，最起码现在不能讲。如果讲了将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涉及到对建国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怎么评价问题，弄不好将伤害一些人的感情，不利于解放思想向前看。但这些人似乎没有明白邓小平的良苦用心，还大讲特讲。而且，北京大街小巷里都在议论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消息，说“秀才正在开造反的会”。有人用京腔的谐音称“务虚会”为“戌戌会”，拿这个人人都了解的历史故事来影射中国政局，其用心一望而知。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使洞察秋毫的政治家邓小平感到既有右的压力，又有“左”的压力，到了必须解决一下的时候了。

连思想解放的胡耀邦这时都指出：“我们要严肃考虑一下：关于毛主席的缺点错误，在我们没有认真研究清楚之前，讲了好不好？公开在报纸上讲好不好？特别是在当前一个时期之内。不是说毛主席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包起来。共产党对谁都是有什么错就是什么错，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问题，有个表达的方式问题。我提出这么个问题来，看恰当不恰当？……有些同志可能认为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讲得越多、传得越广越好。有没有抱这样想法的人，这需要我们注意呀！第二点是，对任何人的批评，对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鉴定，我们都应严格核实。讲的时候，写的时候，还应留有余地。”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战争于3月16日结束，其全部过程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地区。然而它对中国国内的形势，竟会发生重大的牵制，北京出现了“反战”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已经给党的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西单墙”上出现了批评这场战争的大字报。这时候，被战争打断的理论务虚会再度开始。就在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还在争论时，邓小平授权胡乔木为他起草一个讲话，针对会里会外发生的一切，讲讲应坚持的原则。1979年3月30日下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向会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个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邓小平讲完以后，李先念说：“小平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同时，不少省、市、区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沟通情况，上下呼应。北京的理论务虚会在3月30日听了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进行了讨论，于4月3日结束。

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大字报的作用已经走向反面，“西单墙”也不能再存在于世。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对那些经常在“西单墙”贴大字报的人，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极少数坏人也要打击一下。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上张贴大字报。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宪法上有关“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显然，不适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中共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邓小平的报告指明了中国政治发展方向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说，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面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鉴于上述情况，邓小平说，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这样，既提出了解放思想，又提出了反对右的思潮，当然是比较全面了。

但是，对于参加了一个多月理论务虚会，着重揭露剖析“左”的思潮和错误的与会者来说，就有一个如何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既反“左”又反右的精神问题。这可以说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思想政治领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时，一些人认为，这二者是矛盾的。在一个时期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劲头有所减弱。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强调“四个坚持”就是要用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是想阻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时，国际舆论也认为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篇标志中国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解放思想的大门刚刚开一点，又关上了。针对这一社会倾向，邓小平在不久以后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万里在这一时期也说，人民有意见，要上访，要贴大字报，应该热情欢迎，不应该压制。凡是对我提的意见，我都是细看了的，而且认真研究，尽力解决 。有些因物力、财力、编制、时机和其他条件而一时不能解决的，我就向提意见的人解释清楚。这是当前民主生活的主流。但是在最近时期的上访和大字报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比如造谣谩骂，人身攻击，无理纠缠，硬冲机关，变相体罚，影响党政部门正常工作，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其实，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邓小平的智慧设计。他不想让中国“乱”，也就是他后来讲的最大政治“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全力抓经济建设。邓小平讲的“四个坚持”并不是新的东西，它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一样，都是共产党人的一种重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怎么样“坚持”，却大有讲究。正中他反复向高级干部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反对“左”的“坚持”，因为这种“坚持”主张照抄照搬，固守陈规旧习，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坚持”是坚持和发展、坚持和改革、坚持和改善等方面的综合。按这样的“坚持”方法，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表明他想把改革开放政策收回去。相反，他认为这样做是为顺利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邓小平知道他的改革力度越大，引起的社会震动就越大，因而越是需要有一个东西加以制约，加以控制。要“坚持”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坚持哪些具体内容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邓小平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暗示：三中全会制定的核心政策是改革开放，故坚持三中全会政策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像这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但没有限制改革开放，还为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旨并不在于规定有哪些东西不能改动，而在于表明一种态度：我们的改革是有原则的，不能乱来。

邓小平的这些谋略，显示出一位老练政治家所独有的精明。

中央认为把制定《历史决议》提上日程的时机趋于成熟

对理论务虚会评价的分歧，不是由于这个会议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引起的，主要是由于这个会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包括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毛泽东错误的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若干经济建设理论问题等”引发的。这也是刚刚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几个焦点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但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们在讨论，中央高层对此也有一定的关注。

邓小平的这个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全会公报。邓小平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总结一下，又指出“但不必匆忙去帮”。可以这样说，百废待兴的中国有好多事情要做，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在政治上站稳以后，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是国之所需，民之所盼。刚刚走出“文革”的人们，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清理，需要理顺，理论务虚会所谈的问题大多属于这个范畴。由于人们的争论，这在客观上促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下决定尽快制定历史决议并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这就有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正进行指示，要起草人抓紧时间完成，不能再拖了，并指出：对建国三十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但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看来，邓小平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来解答理论务虚会的争议，并希望在决议通过后，使党内和人民的认识取得一致，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求得大体的统一。从决议的内容来看，对理论务虚会的一般争论，都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证明理论务虚会提的意见是对的，最起码是有建设性的。

1979年3月30日，作为领班人的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开始，就对这个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是一个总的评价，说明中央对理论务虚会是首肯的。

作为理论务虚会主持者、鼓动者的胡耀邦，他的看法与评价无异是人们最关心的。针对当时党内的社会上对理论务虚会议论纷纷的情况，1979年3月17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三期开学大会的讲话中，谈了对这个会议的看法。他说：“我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现在外面在传，说理论务虚会议开得很不错，破了许多问题，我说对。”当然，胡耀邦也对理论务虚会中的不足做了揭示。他说：“对理论务虚会我三次打招呼，必须注意两条：第一条，理论务虚会议上批评的一些人，材料都没有核实，你们千万不要传。第二条，就是理论务虚会议提出来的观点，都是个人的，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也不要传。可是，有些参加务虚会议的同志不管。不到十天，恐怕也有一千万人知道这个事了。我觉得这个不好，这样做对抓紧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不利，讲得不好听一点的话，这样做造成思想混乱。我是理论务虚会议的主持者，我的心情也不好受啊！我们同志之间，我们相互之间搞点信义嘛。”这是目前见到的胡耀邦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对理论务虚会作出的评价。

邓小平在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又进一步肯定了理论务虚会提出的若干重要建议，比如关于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都已为中央采纳，并在以后不久变成了政策和制度规定。

理论是具有前导性作用的，只要运用得好，它是能够走在实践前面的。

来源：百年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