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虎希：推动安徽农村改革的四位县委书记（上）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鸣笛起航。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安徽人民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率先揭开了影响深远的农村改革序幕。回顾当年发端于安徽并影响全国的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有四位县委书记居功卓越，正是他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罕见的胆识和勇气，保护和助推了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带领人民谱写出新时期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这四位县委书记是：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宣城县委书记朱景本、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

常振英：“搞包产到户试点试试看吧。”

1977年11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向全省农村颁布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时称省委《六条》。这是一份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突破了“农业学大寨”的某些极“左”做法，从而在实际上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9月15日，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到山南区检查工作，了解省委《六条》贯彻落实情况。当时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正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蹲点，常振英派车将汤茂林接回，焦急地问他：“今年旱情这么严重，中、晚稻绝收，麦子种不上，明年怎么办？”汤茂林回答说：“省委规定中，有一条是借少量地给群众自己种，自己收。这个规定很好，但数量控制太严了，每人不超过三分地，太少，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常振英问汤茂林应该怎样做才好，汤茂林说：“要想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就要按原省委书记曾希圣1961年在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把麦油、菜种上。”对汤茂林的要求，常振英答复说。“你在黄花大队蹲点，就在黄花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试试看吧。”就是这句话，促使肥西县山南区在全省最早推开了“包产到户”。

有了县委领导的支持，当天下午汤茂林就急忙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了村党支部大会，组织学习省委《六条》精神，传达常振英书记的指示，并组织大家讨论。出席会议的21名党员一致要求按照曾希圣书记1961年那样的方法干，抛开各种顾虑，把保命麦、油菜都种上。根据大家的意见，汤茂林结合黄花大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四定”、“一奖”、“一罚”三个规定。“四定”：定任务（每人一亩地麦、五分地油菜）、定产量（麦子每亩200斤，油菜每亩100斤）、定工本（每亩5元）、定上缴（麦子每亩200斤、油菜每亩100斤）。“一奖”：超产100斤，奖励60斤。“一罚”：减产100斤，罚100斤。到会党员拍手称赞，一致通过。

9月16日，汤茂林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贯彻支部大会决定，全体同志纷纷响应，热烈称赞，一致要求这么干。看到大家这样热烈拥护新规定，汤茂林深受鼓舞，第二天，又在黄花大队油厂车间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学习省委《六条》规定，贯彻支部大会精神，群众拍手叫好，纷纷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当天下午，以生产队分组讨论“包产到户”有关事宜。当时，黄花大队共有997人，麦地997亩，18日全部包产到户，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各种农具大显身手，田犁不动，农民们就用铁锹挖，结果一天种下了40多亩小麦、油菜。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汤茂林的精神也很振奋，他立即回到区里召开了区委会，把黄花大队的“包产到户”情况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的同志一致赞成，同时研究决定在黄花大队召开一次现场会。

9月19日上午，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了三个公社党委书记、九个大队支部书记参加的现场会，不料其他公社的书记和黄花周围大队的多数干部也自发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黄花“包产到户”的事情轰动了全区，不让搞“包产到户”的社队，群众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到11月10日，全区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油菜4.7万亩，超过正常年景2倍多。

汤茂林书记因推行“包产到户”一下子出了名，人称“汤大胆”，但各种非议也因此而来，“人民来信”写到了县委，写到了省委，控告汤茂林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复辟，质问汤茂林“领导10万人向何处去？”常振英书记收到信后，将汤茂林叫到县里开会并了解情况，常振英故意当着其他区领导的面问道：“老汤，有人写你的人民来信，告你搞‘包产到户’，怎么回事？”汤茂林说：“不是你叫我搞责任制试试看吗？”听取了汤茂林的汇报后，常振英书记不由“咦”了一声，笑着说：“不错，我赞成。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心领神会，说：“这改一下很容易。”其实，汤茂林心里清楚，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汤茂林回到山南后，立即召开区委会，传达了常书记的指示。经认真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原方式方法不能变动，继续深入搞下去。1979年午季，山南区获得了大丰收，麦子总产量接近3000万斤，上缴国家1980万斤，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包产到户”前山南上缴任务为1870万斤，每年午季上缴国家不到100万斤。1979年5月21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山南视察，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成果，鼓励山南干部群众“不要怕”，“就这样干下去”，而且“一定要干好。”1980年5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谈话，赞扬安徽肥西搞包产到户，一年大变样。

王业美：“就按你说的‘单干’搞一下。”

1977年9月份的一天，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书记王永明对新任副书记狄龙江说：“前郢队最穷，最难搞，你干脆到前郢队去吧。”

前郢队的队长叫殷道昌，会计殷道力。狄龙江到前郢队蹬点后，了解到这个队实在太穷了。他整天在队里“跑”，搞调查，吃住都在队里，有一次他和队里的干部商议如何开展生产工作时，队干部们说：“老狄，我们数过了，你是第22任来我们这里的领导，第21任是宣传部张副部长，他什么点子都想过了，都搞不好，最后是什么点子都没有了，饿跑了。”“你还是帮我们搞点救济粮、搞点贷款。冬天快到了，我们买点稻种、化肥，明年开春再说。”听了队干部的话，狄龙江将感到很无奈，却又不忍心看着他们这样糊下去，过了几天，他又跑去找村会计殷道力。殷道力在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素质也比较好，但家里比较穷。狄龙江找他的时候，他正赶着牛在场上打稻子。狄龙江想找他单独聊聊，就走到稻场边坐下来，殷道力赶着牛打一圈，他们就说上几句话。狄龙江问：“老殷，你是生产队会计，是当家理财的，你说这个队怎么搞？”殷道力叹着气说：“没有办法唉，所有的办法我们都想过了。”“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听狄龙江这么一问，殷道力干脆停下来说：“狄书记，你可敢干，你要是敢干的话，‘单干’能搞好。”这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队干部们在狄龙江的面前多次嘀咕过‘单干’的事。殷道力老话重提，似乎要考验一下狄龙江的胆识，他补充说：“你看我们的田埂是越变越宽，田是越变越圆，人心都散了。”狄龙江明显地感到了为难，说“这个事情不行吧”。他们的谈话不了了之。尽管如此，这次谈话还是给了狄龙江很深的感触，他心里也越来越清楚，只有‘单干’才是出路，但嘴上始终不敢松口。正当他彷徨两难时，县委书记王业美带着副书记谢志芳等人到十二里半公社调查研究来了。

那天，狄龙江到公社汇报工作，一进公社会议室就见到王业美书记正在等他。见面招呼后，王业美问：“老狄，你在干什么？”。“我在队里蹲点。”“你那里情况怎么样？”“王书记，那里穷得糟糕，看都不能看。”狄龙江如实回答。随后，狄龙江将前郢村的情况向王业美书记作了介绍：“前郢有几个最多：穷人最多，缺粮食最多，吃回销粮最多，生的小孩也最多。有一个裁缝姓祁，她生了九个小孩，肚子里又怀了一个，眼看又要生了，真是越穷越生孩子。”听到这里，王业美书记问狄龙江：“你蹲点有多长时间？”“半年了。”狄龙江答道。王业美书记继续问他：“你心里可有数，你打算怎么搞？”听王业美书记这么一问，狄龙江心想这可是个机会，但又不敢直说，就绕了一个弯子，说：“怎么搞呢？这不太好说，按队里的说法只有搞‘单干’。”狄龙江把“单干”两字有意咬得很重，又补充道：“我了解过，这个队从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就很少上缴公粮，后来干脆不缴，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口粮都没有着落，哪来粮食上缴。一到冬天就吃救济、吃贷款，到时候买种子、化肥的钱全是从信用社贷的。”听完狄龙江的汇报后，王业美书记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去看看。”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天已经蒙蒙黑了，王业美书记一行5人乘坐一辆旧吉普去了前郢队。

他们走访的第一家是一位叫“九妹”的上海下放知青，她与当地农民结婚后，生了3个孩子，年龄相差都在1岁左右，住在两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墙都快倒了，用两根棍子撑着，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破烂不堪、脏乱无序的状况，小孩躺在床上，下面垫的是破草席，上面盖的是破得像鱼网样的棉絮，穷得叫人不忍心看下去。王业美问“九妹”有什么办法摆脱贫困，她说：“只有包产到户。”他问生产队长同样的问题，队长也说：“只有包产到户。”王业美又问：“难道除了包产到户就没有别的办法吗？”生产队长回答很干脆：“这些年，我们什么点子都想过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都不行，只有包产到户。”王业美一连看了几户，贫穷的程度都差不多。此情此景，看得王业美很是心酸，他对狄龙江说：“老狄，前郢的确比较特殊，二十几任都没有搞好，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就按你说的‘单干’搞一下，对县里我们就说是‘分田到户’，不要说‘单干’。”他又问谢志芳：“你看怎么样？”谢志芳说：“可以搞，我们是根据群众的要求做嘛。”王业美转过身来，肯定而关切地对狄龙江说：“就这样吧，你放心干吧！也不要宣传了。”接着，他又对谢志芳说：“老谢，我们就在这里搞试验，其他的地方就不搞了。”他看到狄龙江有点犹豫，就鼓励说：“你不要怕，有什么我们负责。”狄龙江说：“我不是怕，我是没有搞农业工作的经验。”王业美进一步鼓励道：“行，你大胆地干。”谢志芳也在一旁帮着打气：“你怕什么，什么东西开始不都是学来的？”最后，王业美果决地对谢志芳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看到县委书记支持自己的态度这么坚定，狄龙江心想，那就干吧！

前郢队的群众听到县委领导允许他们“分田单干”的消息，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多年的期盼就要变成现实，能不高兴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一致表态：“那我们就分。”可如何分呢？狄龙江经与队干部商定，先分田，生产资料暂时统一管理，以后是否折价卖给群众，等条件好了再说。为了尽量体现公平合理，有利生产的原则，分田时，将上水田、下水田和不好的田作了合理的划分搭配，对于困难户和五保户，实行统筹。最后根据群众的意见，采取抓阄的办法，各人凭运气，抓到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怨谁。就这样，全省最早的“包干到户”在来安前郢队诞生了。由于实行了“分田单干”（实质上是“包干到户”），前郢队1979年获得了大丰收，，产粮十几万斤，基本上达到了“翻一番”，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历史记住了前郢改革的日子——1978年10月，它比风阳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早了2个多月。而此时，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只是因为王业美始终采取“不宣传”的态度，坚持“分田单干”名称，才使前郢与“中国改革第一村”失之交臂。1979年底，省委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了五个县委书记会议，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参加会议并作了经验介绍。

（未完待续）

来源：《党史纵览》，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