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白：一部“反右”题材电影的多舛命运

一个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路总是蜿蜿蜒蜒地潜藏在它的历史中。

只有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对生活的追寻，对人物的爬梳，才能将那些潜隐不彰的岁月履痕重新刨挖出来，展现其当代意义与价值。

当我们回望当代中国史，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坛时，就会产生这样的感受，那种生机蓬勃的气象不仅蕴含着对往昔岁月的反思，也预示着暴风雨后生灵的崛起。

（一）

1978年5月，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冲破“两个凡是”僵化教条已呈不可阻挡之势。这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拨乱反正。

此时，因为“文革”而耽误电影事业的谢晋敏锐地察觉到电影界的春天正在到来，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文革前在电影界就已声名赫赫，曾经执导过《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多部影片。此刻，他重返影坛，准备将安徽著名作家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搬上荧幕。

这是一部讲述“反右”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伤痕文学涌动的新时期如同穿破禁忌的一束光，敏感而深邃的内容将时间的车轮拉回到1957年。

这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鼓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6月8日，中共中央忽然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在全国开始。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被攻讦错划为“右派分子”，公开数字显示，人数达55万。

这些人中既有后来担任过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也有大社会学家费孝通，大经济学家顾准，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著名作家刘宾雁、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从维熙、诗人公刘、公木……

实际人数可能远超55万，有人估计达到了200多万，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没戴帽子的“准右派”并没有被统计在内，但却遭遇了同样的劫难。除去理工科的个别人物，党内外一大批术有专攻，技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被剥夺公职，有的被流放劳改……他们是中国各行各业最有才干，不可或缺的精英人物，但都几无幸免地被黑云覆盖。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根本无法体味其中难言的苦痛，或许只能大胆启开脑洞去设想，这种搞法究竟会给知识分子带来多么深重的伤害？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历史的回声震颤着鲁彦周的心怀。

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大力推动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推进清查工作，部分右派很快摘掉了帽子，但是要想进一步大面积地为右派彻底平反，遇到的阻力非常之大。

不管怎样，拨乱反正渐入佳境，已经让迷惘中的人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希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时年51岁的鲁彦周首次触碰反右题材，将作家的良知、历史的反思和基层生活阅历贯注到写作中，伏案躬耕20多天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安徽省文联正在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清明》，主编陈登科将《天云山传奇》作为一篇重量级作品在创刊号上推出。主要内容如下：

20世纪50年代，天云山考察队政委罗群受诬陷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女友宋薇迫于压力，与他分手，并嫁给了特区党委领导吴遥。宋薇的同学冯晴岚毅然与罗群结为夫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宋薇决心为罗群平反，却遭丈夫反对，两人感情破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群终获平反，而饱受磨难的冯晴岚却与世长辞。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部对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之后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文艺作品，真实再现了各具特质的个体生命被抛进政治漩涡后的坎坷命运。

1979年10月，小说问世后一下子触动了当时太多文人心底的伤痛，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引发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巨大共鸣，成为文坛回春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在中国作协主办，《文艺报》编辑部主持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1977—1980）”。

（二）

实际上，《天云山传奇》尚未公开发表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石方禹就看中了这部作品，他敦促鲁彦周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推上荧幕。上影厂曾征求鲁彦周意见由谁来导演，他毫不犹豫地首推谢晋。

谢晋的确是电影界一位很有才华的行动家，也是当时拍摄这种题材的合适人选。他在反右斗争中危乎岌岌，战战兢兢，又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接受劳动改造，经历过无片可拍的处境。因此，谢晋非常懂得拍电影的苦闷与辛酸，也曾经向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彭宁与编剧何孔周吐露过心声。

1977年，彭宁与何孔周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瞬间》，专门去上海巨鹿路的空军招待所体验生活。创作之余，他们带着景仰的心情去看望谢晋，大家一起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法式西餐馆“红房子”吃饭小酌。那时候谢晋刚刚从文革压抑中解放出来，与彭宁、何孔周一起漫谈了电影界的现状以及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如果能够拍出助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电影，用一帧帧胶片为改革“破冰”无疑是电影事业的新方向。拍小人物，讲大历史，让积郁于胸的心声化为电影镜头下的呐喊，谢晋在心底是这样想的。鲁彦周创作的《天云山传奇》恰好就是这样一部反思历史、叩击人心的作品。

1980年，谢晋执导电影《天云山传奇》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剧组取景所在地的很多长官都是1957年“反右”后上来的，决不能容忍拍摄这样题材的电影，反对的声音持续不断。有人认为这样一个涉及“反右”的“尖端”题材一旦拍成电影将会是大逆不道，有人说是“攻击反右斗争”，有人说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还有人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等。

保守势力的强大让剧组的演员们也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在外部巨大的舆论压力前，没人敢再深入体验生活，也不敢进一步挖掘剧中人物的内心苦闷。电影到底还能不能拍？亲朋好友都劝谢晋放弃拍摄。到底该怎么办呢？谢晋感到异常的焦灼与烦闷。

《文艺报》复刊后，主编冯牧立即将何孔周调到该报理论组做编辑工作。当何孔周读完《天云山传奇》小说后，觉得这是一部对苦难中国的畸形政治运动史进行描绘的文艺作品，传递的思想与胡耀邦坚决支持对右派彻底平反的态度是不谋而合的。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与何孔周进行过长谈，提到问题成堆、冤案如山、错案如山，必须进行彻底平反，胡耀邦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让何孔周感受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气象。

然而就在《天云山传奇》小说发表之后的当口，依然有人在暗处拉扯历史的缰绳，觉得“翻案多了，会不会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救活了历史旧账，就有人要被推下台？”纠结与疑虑的声音阻碍了为右派的彻底平反。

当时，何孔周并不知道电影《天云山传奇》的拍摄遇到了困境，因为有过与胡耀邦几次长谈的经历，他知道中央的政策就是要为右派彻底平反。但是一股逆流已经来了，出于对历史潮流的冷静观察，他挺身而出主动拿了小说《天云山传奇》写了文学评论，自觉地去推进拨乱反正。

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支笔往往能够迸发巨大的撼动力，表达着一种不惧风险、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气概，一种执着与拼搏的实事求是的精神。1980年1月，何孔周将刚刚完成的《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谈〈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形象》初稿给了《人民日报》，标题的意思是“历史进步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我们必须把握时代潮流、认清历史大势。”

当时的《人民日报》都是思想解放的改革人士掌管，总编胡绩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文艺部主任袁鹰和副主任缪俊杰思想都非常敏锐与解放。这样的文章当然很受欢迎，何孔周又是《人民日报》的老作者，文章发表在1980年2月6日报纸的5版。

评论的开篇这样写道：“你见过激流中的顽石吗？它或明或暗地躺在河床中央，阻挡着江河前进的方向。但江河总是阻挡不住的，滚滚潮流总要把顽石冲走，或者冲毁，为自己开拓一条坦荡如砥、一泻千里的道路。读了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载《清明》创刊号），吴遥这个形象，就自然地使我想起了那种阻挡着历史潮流的顽石。”

当时陷入困境与迷惘的谢晋读到文章后如大旱逢甘霖，一下子如释重负，马上让剧组的同志纷纷传阅。这篇文章不仅有力推动了给右派彻底平反，也为谢晋的电影拍摄解围脱困。很多原先反对给右派平反的人看到《人民日报》都发文了，攻击声音小了许多，电影得以冲破层层重压，继续拍摄下去。

当时，恰逢合肥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希望》创刊约稿，何孔周又紧急撰写了文学评论《并非“传奇”——读〈天云山传奇〉》在1980年第4期发表，同样支持了为右派彻底平反。

这篇文章认为，吴遥这样的干部也是借助着十七年中一些“左”的东西——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五八年的“瞎指挥”和“浮夸风”、五九年的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而飞黄腾达起来。如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必然会否定掉十七年中的一些“左”的东西，也就必然会剥掉吴遥赖以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本。吴遥深知个中的利害得失，又不便直言说出，就必然要拉大旗，用“保卫旗帜”的名义来保卫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阻挠为罗群平反。

（三）

电影《天云山传奇》将宏大的历史主题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在艺术风格上显得细腻、抒情、深沉、凝重。

石维坚、王馥荔、施建岚、洪学敏、仲星火等一众演员通过出演这部影片，深入体验剧中角色的命运，生动表现人物心态和人物命运，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正义的抉择放置在非正常政治气候下呈现，揭示了特定时空下中国人之间种下的误解、仇恨与痛楚。影片的出炉缓解了长期浇铸在人们心中的块垒。

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小生石维坚饰演第一主角罗群，江苏省话剧团的话剧演员王馥荔饰演宋薇，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施建岚和洪学敏分别饰演冯晴岚、周瑜贞，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仲星火饰演吴遥。

王馥荔后来回忆说：“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曾几次三番赶到我们拍摄的外景地，反复给谢导做工作，说上头通不过，不改剧本就不让拍下去。谢导很苦恼，我们个个儿都顶着压力，边拍边改剧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知道片子拍完了能不能上映，好几次差点没了《天云山传奇》”。

正是这种忐忑、郁闷甚至绝望的情绪在剧组中弥漫，才愈发显得两篇文学评论的珍贵，就像一场从天而降的及时雨，一下子铺洒在干涸的土地上。

石维坚读到何孔周为《天云山传奇》撰写的两篇文章非常感动，以前虽然演过许多电影，但是《天云山传奇》给了他第一次饰演第一主角的机会，如果丢掉这次宝贵的机会，甚是可惜。正是因为这次出演，他的电影生涯自此开始腾飞，后来成了中国著名演员、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

石维坚与何孔周早就相识。1977年，何孔周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写作《瞬间》剧本的时候，石维坚应长影导演李前宽邀请，在悬疑电影《熊迹》中饰演侦察科长李欣，这也是石维坚个人的首部电影，他与何孔周在长影小白楼经常结伴而行。

当时小白楼条件很艰苦，石维坚说：“孔周，我来请你，咱俩到外面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补充点营养。”他们找来找去，最后在一个卖卤鸽子的地方找了个路边摊，稍微添了一点营养。

艰辛岁月缔结的友谊因时光的沉淀而显得珍贵。许多年后，何孔周去中央实验话剧院见到了石维坚。石维坚透露了当年拍摄《天云山传奇》的心境：“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知道电影还能不能往下拍，非常焦虑，压力非常大。”他也表达了谢晋的感激：“孔周，你的一篇文章救了谢晋，救了我们这个影片，也救了我。”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这部影片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好评如潮，先后获得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个奖项，石维坚也凭借该片提名了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下发了为绝大多数“右派”平反昭雪的通知。

在此之后，谢晋的电影生涯也一发不可收拾，1982年，他将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拍成了剧情电影《牧马人》，由此引发了何孔周对同样打成右派的张贤亮的格外关注，通过阅读他的小说《绿化树》，在1984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学评论《引人深思的〈绿化树〉》（原题是：《绿化树》下的沉思），深化了为右派平反的文学主题。

1984年，谢晋执导剧情电影《高山下的花环》，1986年，他执导剧情电影《芙蓉镇》，刘晓庆和姜文主演……

（四）

关于《天云山传奇》的两篇评论发表后没多久，鲁彦周来北京出差，与何孔周一块去医院看望冯牧。两人在路上再次聊到这部作品。

何孔周：“老鲁啊，虽然《天云山传奇》打响了，但是为文学的创新与改革提出了一个应当更加深入探索的课题。冯晴岚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在罗群被打成右派，宋薇抛弃他之后那样困厄的处境里仍然爱上了罗群，选择了罗群，她的深刻的心理活动是什么？虽然您写了一点，但还是很不够啊，这种人性深处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同样，宋薇很爱罗群，怎么就在那种压力下断然分手了呢？作品该如何表现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呢？这一点您也挖掘得不够，当然我不苛责你，但这是您的下一部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更深刻的任务，那就是要写人性、写人情。”

何孔周接着说：“右派平反开始后，宋薇觉醒了，毅然要给罗群平反，吴遥坚决反对，结果两人离婚了。这些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是应当值得深度挖掘的，更重要的是罗群在那样的逆境下坚贞不渝，虽九死而不悔，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他呢？特殊年代的人心波动和波谲云诡是如何与政治牵扯上的呢？”

鲁彦周：“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了并不久远的战争年代存在很多分配婚姻，让人在革命大潮中陷入被安排命运的困境。比如文工团的女演员、女护士突然被首长看上后，就直接分配了。有的人原来有对象，但也很无奈地分手了。这就为他们的一生种下了爱情的纠葛和遗憾。”

这番话让何孔周想起了一位男演员的悲情遭遇。

这位男演员原先在某军区的文工团工作，与一位女演员互生情愫，两颗心悄然靠近，成为彼此独一无二的存在。然而，花好月未圆。没多久，这位女孩就被调走了，分配给某位首长做了秘书。

不久，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搞了一个由苏联专家执教的话剧演员培训班，男演员也从某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保送到这个培训班，毕业后留在了这里。

从此，他们两人连各自的去向都无从知晓，无奈地中断了联系。

但是当年军区的那个女孩成为男演员终身难以释怀的初恋。

许多年后，这名男演员正在一个剧院演戏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偕夫人前来看戏。男演员惊异地发现那位首长夫人竟然是他曾经的初恋。他愣了，她也愣了。

她脸色变了，颤颤微微地问：“你还好吗？”

他沉默了很久，嘴唇微微嗫嚅着，说了一句话：“还好，就是这样吧……”

接着，她被随从人员簇拥到了前台观看节目。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相互都带着无尽的遗憾。

“只有不考虑功利而自动委身于自己所爱的人，这种感情才是爱情，这种分配是爱情吗？”何孔周反问。

“哎呀，这个材料很好。孔周你来写吧。”

“如果你喜欢，你就来写。我从理论上再来深度挖潜人性，你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将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多面性开掘出来。”

“好，我来写。”

交谈中的灵光闪现未必能够变成真实的纸上文本，鲁彦周后来是否完成了这份作品孔周并未看到。虽然时过境迁，何孔周在人性问题的研究上却毫不懈怠。

何孔周是一位中华文化根底深厚，欧美文化历史哲学涉猎广泛的学者型作家。此前，他熟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葛朗台》等等，钻研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以及西方人道主义学说“人性论”的有关著作，结合中国文艺创作现状，针砭时弊地在《清明》杂志发表了《写人的灵魂》。

此后，他依然乐此不疲，继续在理论上往前推进。他曾经借助《文艺报》召开的一次关于“人性论”的座谈会，在该报发表了《正确地表现人性——记〈文艺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文章，深入剖析文艺创作中的人性理论问题。

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何孔周非常认同。他一直强调，文学绝不是写事件的过程，而是要写事件中人心细腻微妙的活动。比如描写炼钢工人，不是要写炼钢工艺的过程，而是要写炼钢过程中，人际的关系，人际的纠葛与人际的波澜。文学就是要关注人的情感、命运、人性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研究人心的历史，通过塑造人物和表现人的生活来反映社会现实与精神世界，离开了对人性的描写，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深刻描绘，就不是文学，就纯粹是干瘪瘪的“口号式”的宣传品。

来源：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