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畅销书
畅销书《第二次握手》的出版与该书作者张扬的冤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经过情形，当年的报刊上断断续续地发表过不少。如今又提这件事情，第一是因为有些当年不便发表的内容，现在已经可以公开了；第二是因为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这一冤案也许根本就不知道。
01、小说《第二次握手》的题材是偶然间从生活中捡来的
1963年初，还在湖南长沙上中学的张扬到北京看望舅舅。这个舅舅，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药物研究工作，他从来没见过。临行之前，母亲和姨妈向他介绍舅舅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在叙述中，姨妈无意中说起这样一件事情：
1954年我在北京，听嫂嫂说，有一天哥哥下班回家，正在书房里换拖鞋，嫂嫂把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他吃饭，只见他眼睛看着窗外，身子一动不动，好像被人点了穴似的。嫂嫂叫了他两声，见他不答应，不知道窗外有什么事情，就回身拉开客厅门，只见外面站着一个女客人。客人问我嫂嫂这里是不是我哥的家，嫂嫂忙答应说“是”，请她进门。可是她并没有进门的意思，只是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嫂嫂在后面送她，她走了几步，忽然又回过身来，迟疑了好一会儿，这才说：“请问，您是他的夫人吗？”嫂嫂说：“是啊！”那客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您多么幸福哇！”说完，就转身走了。嫂嫂回屋问哥哥刚才那个客人是谁，哥哥说：“她就是×××呀！”嫂嫂这才恍然大悟，责怪哥哥说：“哟，原来是她呀，你怎么不请她进来呢？”
故事并没有下文，估计这是舅舅当年的一段恋情，作为小辈，张扬不便于多问。但是这个不完整的故事，却在他的头脑里生了根了。
张扬到了北京，在舅舅家住了六天。他冷眼旁观，发现舅舅极爱清洁，生活很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说话不多，但是说起话来却很风趣。从舅舅的身上，他看到了那一代科学家的优秀品质。正确地说，他是用观察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自己舅舅的。尽管那时候他还是个大孩子，但他已经意识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从科学家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素质高低和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张扬从小爱好读书，尤喜文学，在学校里也以作文做得好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在北京的六天，张扬就萌发了要写科学家、要歌颂科学家的念头，开始构思故事。回到湖南，他立刻动手写了个1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浪花》，故事的开头用的就是他姨妈讲的那个“神秘来客”的故事。关于这件事情，他在北京的时候并没有问起过舅舅，所有细节，当然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1965年9月，21岁的张扬虽然高中毕业了，但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既没能继续升学，也没有走上工作岗位，而是和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离开长沙，到300里外的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
那里是个偏僻的山区，虽然天地广阔，大有作为，但却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村子里连电都没有，当然不可能有电视，小说则只有同学们随身带去的那几本，都看了两三遍了，新出的小说，是很难找到的。闲极无聊的张扬，就动手把《浪花》改写成10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书名改为《香山叶正红》。《浪花》的结尾是个悲剧，而《香山叶正红》的结尾则写了周总理如何关心科学技术，如何尊重爱护知识分子，主题明显积极化了。
02、作者入狱期间，小说因失控而流传
浏阳县有个中学生，是个红卫兵头头，年龄比张扬还小，但是对政治问题却既敏感又偏激，不但爱发表与众不同的“高论”，而且交往的人特别多。在那年月，他是个典型的“狂人”，也是个真正的“危险分子”。他跟张扬也认识，虽然难得见面，却经常通信。1968年，他在给张扬的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
“非神学的圣经”，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及背诵“老三篇”等近似于宗教仪式的行为；“林立的偶像”，指的是当时那疯狂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林立”二字，则既可以指其偶像之多，也可以解释成是“林彪立的”；至于“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林彪。
张扬在给他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张扬在回信中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要保存这些信件。但是那个小家伙却把所有信件全部保留了。1969年，对立面找了个碴子抄了他的家，居然抄出了“黑信”一千多封，其中就有张扬的那几封。“狂人”及其一伙儿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的信既然落到了对立派手中，铁证如山，自然也“在劫难逃”。
幸亏张扬的“铁哥们儿”多，还没等人家来抓，他就得到了消息，逃跑了。在逃亡中他无事可做，为了打发穷愁潦倒的日子，也为了驱逐时时袭来的恐惧感，他又一次捡起了断断续续始终未能杀青的小说，坚持写下去。于是，在暂时藏身的工厂宿舍里、在农村的小客栈里、在车站的候车室内、在马路边的路灯下，甚至在积雪盈尺的山区小屋门前，都能够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低着头在奋笔疾书。
张扬在汩罗县深山中实在无法再住下去，只得又潜回长沙，躲在一个朋友处。在这里，他终于写完了黑色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故事也算完整地结束了。这一稿换了个名字，起名叫《归来》，有六七万字，算是完整的第四稿。
一天，他有事要找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和他的关系公安局是知道的，为防警察在他朋友家里“蹲堵”，走在半路上，他把随身携带的挎包连同《归来》的稿本寄放在一个姓陈的知青朋友家里。一到那个朋友家，警察们果然守在那里，他一进门，就被发现，想逃也来不及了。
张扬被捕以后，本来应该立刻押回浏阳的，因为他身边没带任何生活用品，不得不先押他回家去取些东西。
经过多次抄家，加上父母亲都在各自的单位接受“专政”，张扬家里只剩下一个80多岁的老祖母，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妹妹。正因为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也已经下乡当了“知青”的弟弟不得不“倒流”回城来照顾一下这个不像家的家。
趁两个警察没注意，张扬对弟弟轻轻地说了声：“快到陈××家，把里面的东西……”他做了个撕碎的动作：“嚓！嚓！”
张扬被捕一年多之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温都尔汗完成了“自我爆炸”的杰作，如今林彪成了反革命了，“恶毒攻击”他的人当然不能再算反革命了。但是当时的公安局执行的大都是“宁左勿右”政策，抓人容易放人难，又经过一年多的再调查、再取证，证明他反对的确实只是林彪，这才在1972年12月29日宣布释放，让他回到大围山过新年。
知青点的伙伴们听说张扬“无罪释放”回来，纷纷赶来慰问。他们见他瘦得只剩下几根骨头，没钱的去偷鸡，有钱的去打酒，在屋子里面支起几块砖头来，炖了一大锅鸡汤，算是给张扬接风、压惊、慰问带恢复元气。
知青们聚在一起，免不了要胡吹神聊瞎侃一气，何况今天有酒有肉，酒助谈兴，劲头更足。张扬入狱期间，在知青中逐渐流行开了“手抄本”小说，这是张扬所不知道的新鲜事儿。有许多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从手抄本中看来的。
一聊到了手抄本，一个五大三粗、以善于打架出名的知青首先宣布他最近看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手抄本，而且立即开始绘声绘色地演说起来：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车来。他叫苏冠兰……”
“你说什么？”张扬大吃一惊。因为“苏冠兰”正是他所写的《归来》中的主角。
“你别打岔行不行？听我说！”大个子知青瞪了他一眼。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听清了，他叫苏冠兰。不许再打岔了！”
张扬果然没有再打岔，一直听他把故事说完。内容当然不可能像他所写的《归来》那样完整，甚至还有演说者即兴创作的成分，但轮廓基本上是他的《归来》中所写。张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归来》的故事，什么时候扩散出去了？他不敢立刻宣布这是他的作品，他要回长沙去对证落实。
过了几天，他听说父母弟妹都还活着，立即请假回到了长沙。
见到弟弟，他第一句话就问：“三年前我叫你到陈家去取的那本手稿，怎么处理了？”
“我一看，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没毁掉，带回家里来了。”弟弟不以为意地说。
“稿子呢？”
“我借给了马衍湘，他又转借给别人，后来一传两传的，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收不回来了。听说传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
直到这时候张扬方才明白，这部手抄本的流传，原来是弟弟无意中造成的。
从小说的广泛流传，张扬意识到：第一，当时正是中国文坛的荒芜期，广大的读者需要精神食粮，人们是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才钟情于这部并不成熟的小说的。正是“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文化专制”，助长了这部小说的广泛流传。第二，自己的作品岂止是不成熟，即便用最宽大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也是一部缺点很多的拙劣的小说。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像一部文学作品，张扬决心再一次重写《归来》。
这以后，他用了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到1974年底，终于写出了《归来》的第五稿，计205千字。
03、小说不胫而走，作者突然被捕
1975年1月7日上午，张扬正在工地劳动，生产队长忽然来叫他到公社谈口粮问题。
在公社办公室坐着的是四个身穿藏青色制服的警察。警察到公社来找主任是常事，张扬并不注意，不料主任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点点头说：“怎么样？你们说说吧？”张扬一愣：怎么？我的口粮问题，难道还要劳动警察们出面处理？
那警官却一本正经地接连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年龄？”
张扬一一回答，没想到那警官却突然说：“你被拘留了。”说着，亮出了一张纸。
尽管张扬曾经在县拘留所被关押过两三年，却还是第一次看见拘留证。当年的县公安局虽然也是执法机关，但他们抓人是从来不讲究手续的。他蹲过监狱，遇事不慌，接过拘留证来看了看，见盖的是省革委会公安局的大印，不由得也愣了：“我犯什么法了？怎么居然惊动省公安局的人专门开车来抓？”不过他心里十分明白：自己为何被拘留，没有必要问他们，他们绝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因此他没有多说一句话，任凭人家“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然后被押到他的住处去进行搜检。
1965年张扬下乡插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穷，亲戚朋友们给他凑了14块钱上路，居然是他21年生命史中个人拥有资产的最高数字了。经过五年几乎无收入的农村生活，其中又蹲了三年监狱，他那间破旧、低矮、阴暗、潮湿、仅能容身的小土房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大概不用多加描述，也可想而知了。警察们在这“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房间里搜检，用不了多少时间。搜检的结果，除了一部还没有完成的中篇小说《含丹的歌》之外，没有任何可疑和可用的东西，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记录的是“文革”初期张扬的一段爱情悲剧。
二十万零五千字的《归来》哪里去了？在他一个知青朋友的手上。他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要转移“罪证”，而是像往常一样，稿子写完，就被想先睹为快的朋友“争相传阅”，根本不会压在手头。他对自己的小说充满了信心，既不认为写这样的小说是“犯罪”，更不会因此而转移和隐藏手稿的。这一稿没被警察搜走，不过又是偶然的巧合罢了。
警察们当然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让张扬收拾一下要随身带走的东西，然后揣上这半部小说作为唯一的“佐证”，把“罪犯”押到了长沙。
从宣布拘留，张扬就在琢磨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所谓“恶毒攻击林彪”的案子，不可能再找后账了。除此之外，自己一向奉公守法，没有什么口实能构成“罪行”。那么，唯一有可能出事的，就是因失控而流传在外面的那几本小说稿了。
警察们从长沙开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车子从浏阳县直开长沙，黄昏时分到达省公安局看守所。这里本是湖南军阀何键修建的“模范监狱”，解放后归公安局使用。“文革”以来，这里关押过省委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之类的风云人物。把张扬关进这里，可见案情非比一般也。
04、张扬遭灭顶之灾
为了叙述方便，这里不得不把时空颠倒一下，谈一谈张扬当时绝对不知道的之所以要抓他的原因（资料来源：《张扬案卷》预审主卷之16）。
前面说过：张扬第一次被捕是1970年2月，1972年12月29日释放，小说《归来》就是在这期间流传出去，而且流传得很广。这以后，由于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小说特别是黄色的手抄本小说数量很多，公安部门曾经发动过多次的搜缴，被收走的手抄本《归来》（或改名为《归国》），湖南省公安局不是没见过。1974年，湖南出版的一份“内参”中，就反映了“手抄本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之所以一直拖到了1975年1月才拘留张扬，不是找不到他，而是并不觉得这部小说中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
1972年春，湖南衡阳化工厂有个叫徐源（？）的工人把手抄本《归国》带到了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印成油印本，改名《第二次握手》，先在北京流传，不久就流传到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去。由于这是一个油印本，许多“再翻印者”大都以此为据，所以后来流传的版本，书名就几乎都是《第二次握手》了。
事后得知：刘展新之所以要把《归来》改名《第二次握手》，并不是他觉得《归来》这个书名不好，也不是存心想显示一下他的卓尔才华，而是他据以翻刻的原本，因为流传已久，封面脱落，根本就没有书名！
直到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其出版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中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看了这份“内参”以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忽然对这部手抄本发生了兴趣，在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反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流传情况的内参我看过了。请找一本给我，并请查清作者在哪里。”
报社接到“中央首长”的电话，不敢怠慢，急忙找了一部《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派专人给姚文元送去。
10月14日下午4时，姚文元又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的‘内参’所反映的那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绝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主要是张扬在逃亡中所写的六七万字的“第四稿”，1975年被捕之前所写的20多万字的“第五稿”，当时并没有流传，“官方”当然也无法看到。姚文元在随便“翻了一下”之后，就给这部小说定了调子，说是一部“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坏书。说穿了，其实仅仅因为张扬在书中歌颂了周恩来，而当时的“四人帮”正在发动他们的大小喽啰批周公、批当代大儒，要拿周恩来开刀。
于是报社方面立即将以上“指示”向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则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着手清查。
接着，新华社《内部参考》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报道了小说的传抄及流传情况，除了肯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之外，同时明确“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
另外，北京市公安局用正式公文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湖南省公安局的负责人看见了这样的公函，能不立即派出得力的干警，开专车到浏阳拘捕“反动小说”的作者张扬？
05、张扬下决心进行“狱中斗争”
身在深山中的他，尚不知道小说《归来》已经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全国范围内传抄，还以为不过在浏阳附近的知青中小范围流传而已。按照他的认识，第一，小说是正面歌颂爱国知识分子的，特别是歌颂周总理的，绝无问题；第二，小说变成了手抄本，不是他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偶然失控。因此，只要跟公安局说明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他也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但是省公安局的负责人却不这样看。张扬这件案子既然“中央首长”已经作了批示，也就是说已经定了性的，对湖南省公安局来说，前一阵子“失察”，这一回可不能再被动了，他们必须“一鸣惊人”地办出一个漂亮的大案来，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他们必须按照“中央首长”定下的口径，对“反动小说”的作者做出严肃的处理，以此证明“中央首长”的判断绝对正确。
张扬被拘留以后，先在省局拘留所关押了一个星期。一周之后，开始“过堂”，这是“例行性”审讯，无非问些姓名、年龄、籍贯、简历之类。两个预审员，一个姓周，一个姓黄，问过了一些枝节问题，姓周的皱起了眉头，单刀直入地问：“知道你为什么被拘留的吗？”
张扬摇摇头：“不知道。”过了片刻，见预审员不表态，又试探地说：“也许就是因为我写了一部书稿《归来》吧？”
“是的。”两个预审员同时点了点头。
“那么请问，为什么我写了一本小说，就要被拘留呢？”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嘛！”
这是毛主席语录，因此对方说这话的时候，一板一眼，字正腔圆，神情严肃。
第一次开庭，总算当天就弄明白了自己因何被拘留，对张扬来说，是一大好事。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据此与预审员展开“法庭辩论”了。这些“法庭辩论”，全都记录在一尺多厚、总数达二十几本之多的《张扬案卷》中。多次庭审，预审员和审判员换了一拨又一拨，简直是车轮大战。下面不妨从案卷中随便抽出几张来，“奇文共欣赏”：
预审员：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按：那是一部流传颇广的手抄本淫书）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张扬逐条反驳：……第四，请问什么时候、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发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情的？
预审员们无言以对。他们无法找到这样的根据。于是就挖空心思给《归来》中的人物定性：
女主人公丁洁琼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是特务；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小姐；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兼媒婆（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兼洋奴买办；美国神父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则是“归来”这个书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追根究底，非要从中“挖”出什么不可告人的“深意”来不可。看来，公安局的这班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送进刑场，是绝不罢休的。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不再继续解释，因为所有进行解释的材料，他们都拿去作为迫害亲友的依据了。他在狱中高唱《国际歌》，不断地给省公安局党组写信揭发审讯人员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逼供行为，多次进行绝食斗争，最长的一次竟达14天之久。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迫害。除了在政治上继续强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在生活上，依旧吃不饱肚子，患病了也不给医治。有一次张扬感冒发烧咳嗽达25天之久，无论他怎样要求，狱方就是不理不睬，最后还是家里送来一盒银翘解毒丸，才把病治好的。
06、“专家鉴定”，一场可笑的闹剧
公安局不是文化单位，跟张扬辩论起文艺问题来，难免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一无所获，感到黔驴技穷了，于是在“公正审判”的幌子下，做出了聘请专家进行鉴定的决策。聘请谁呢？经过思考和讨论，最后决定聘请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革命师生”。
1975年6月26日和7月4日，省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和省委宣传部合作策划，由预审处长担任导演，从湖南师范学院召来了几十名中文系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在“帮助、鉴定”的名义下，对张扬展开了全面的批斗与围攻。
会场设在省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中，然后将张扬戴上手铐，从拘留所提出来，押上吉普车，送进会场。“导演”先宣布这是一次讲政策的、不搞武斗的“帮助会”，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深揭深批、狠揭猛批，要揭得张扬体无完肤，要批得张扬无立足之地，不准他再“滑”过去，要把他的“狼子野心”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几十个有了“充分准备”的男女老少一拥而上，围着张扬声嘶力竭地大吼大叫，有人气势汹汹地咒骂恐吓威胁，也有人冷言冷语转弯抹角地诱供。而在这场闹剧中唱主角的，则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名以“专家”身份参加这次“鉴定会”的教师。
他一上场，就像程咬金似的先向张扬砍过来三斧头：
第一斧是：《归来》中写到了朝鲜战争期间，苏冠兰教授等人为对付美军的细菌战，在金陵药学院从事病毒学、生物学的试验，不但是“恶意诬蔑并蓄意暴露我国也在从事于细菌武器的研制”，而且是“故意泄露我国的国防机密”。
第二斧更厉害。他先恭维了张扬一句：“从你的书中看来，你对唐诗、宋词都很熟，你对中国的古典文学还是很有研究的。”接着话锋一转：“那么你对《诗经》、《楚辞》，一定也很有研究啰……”
这样的推理，本身就逻辑混乱。张扬确实读过唐诗、宋词，有的还能够背诵，但是怎么可以据此认定他一定对《诗经》和《楚辞》都有研究呢？张扬正要说明，那专家以不容置喙的神气接着往下说：“那么，你一定读过《离骚》啦？只要你读过《离骚》，就也读过《招魂》……”
“你说的是‘魂兮归来’？……”张扬终于明白这个“专家”之所以要这样绕着脖子说话的真正目的了。
“哼哼，这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嘛！”他冷笑了一声，回头对“导演”说：“这案子，现在总算破了！”
全场的人都注视着他。“导演”还不明就里，又不便屈尊下问，只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见自己的话有了效应，得意地晃了晃脑袋，立刻抖擞精神，提高了嗓音大声地宣布他的“破案根据”：“张扬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到了汩罗，不可能不想起屈原；想起屈原，就不可能不联想到他当时的处境。他从想起屈原而想起《楚辞》，从《楚辞》而想起《离骚》，从《离骚》而想起《招魂》，从《招魂》必然会想起已经死去的刘少奇。因为只有刘少奇‘魂兮归来’之后，也就是反革命复辟以后，才有张扬这种人的前途和希望。他把自己的小说定名为《归来》，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于是，案子就这样“破”了，张扬的“反革命”罪，也就这样定了。
07、亲友们人人被“访问”
张扬进了牢房，受到批判，不得安生。在牢房外面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呢？在那个年代，更难免一个个被“访问”，不得安宁。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书中主角苏冠兰的原型、张扬的舅舅。预审员一方面反复追问张扬在北京的时候都跟舅舅说了些什么，一方面又追问舅舅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希望张扬说出他写《归来》这部书，是出于舅舅的授意或暗示，而且提供过大量的素材。这样，就可以把他舅舅打成“教唆犯”了。但是张扬在舅舅家一共只住了六天，舅舅白天要上班，晚上要读书写文章，只能在饭桌上说几句家常话，何况张扬是晚辈，因此这六天中几乎从来没涉及《归来》一书中的任何情节，也没谈起舅舅工作和研究中的任何话题。公安人员一拨拨到北京去外调，只因为他舅舅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不但作风正派，衣着朴素，起居有常，工作认真，而且从来不臧否人物，不议论是非，在政治上很难找到他的“碴子”。
办案人员从他舅舅身上挤不出什么油水，又把矛头转向他的母亲和姨妈。
那时候，张扬的姨妈身患重病住在医院里，羸弱不堪。但是办案人员根本不考虑病人的健康，跑到医院去拍桌子打板凳，大喊大叫，要她“交代”。最后居然抓住她枯瘦的胳膊，捏住她的拇指往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笔录”上摁指印。
他们责问张扬的母亲：“你为什么要向孩子灌输这一套货色？”
张扬的母亲不吃他们那一套，反问：“你说的‘这一套货色’，是什么货色？”
“资产阶级腐朽没落……”
“哪一点腐朽没落？哪一点能挂上资产阶级？一个女客人来到门前，我哥哥没露面，让她走了就这么点儿小事儿，亏你们能‘分析’出那么多东西来！”
他们跑到汩罗，找到张扬当年逃亡的时候曾经落脚过的朋友家里，以“开除公职”、“开批斗会”和“戴帽管制”等卑鄙恶劣的手段相威胁，逼迫他捏造“张扬在汩罗确实谈论过屈原”这样的伪证。
在张扬插队落户的地方，他们组织召开“批判会”、“声讨会”，写好了发言稿要人们上台去读，还挨家挨户收来社员们的印章，伪造“控诉书”，以“广大贫下中农”名义“一致要求判处反革命犯张扬死刑”。
除此之外，凡是传抄、阅读过《归来》或《第二次握手》的“热心读者”，尽管他们根本不认识张扬，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张扬这个名字，却也被卷了进去，轻则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则进了牢房，说也说不清楚。
08、帽子铺老板写的起诉书
张扬被拘留以后，经过一年零三个多月的审讯、外调、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专家”分析定性从而“破案”以后，终于在1976 年3月21日由省公安局报请省委批准逮捕；1976年6月13日，省公安局预审终结，制作了一份要求“严惩”的起诉书，却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把案子移交省法院；同年7月28日，省法院收案。
下面将不惜篇幅，摘抄部分起诉书的内容。因为像这种除了一大堆帽子之外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样板式的“文革”奇文，没有经历过“文革”洗礼又没有机会接触“张扬案卷”的年轻读者，是永远不可能看到的。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09、法官好心的拖延终使张扬的处境柳暗花明
1976年8月31日，厚厚一大摞的“张扬案卷”到了省法院审判员老海的手中。这是一个“老司法”，当时已经40多岁。他虽然奉命审理张扬一案，但却一直拖着不开庭审理。张扬第一次见到他，是他收案两年后的1978年底，也就是张扬平反出狱的前夕了。
老海接了这宗案子却迟迟不审，并不是他官僚主义，作风拖拉，而是从保护的目的出发，故意“压”下来的。
为什么呢？案子刚接下来，他首先认真阅读了起诉书。但是如此空洞的起诉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既然矛盾的焦点在小说中，他作为此案的审判员当然必须研究一下小说的内容。由于省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努力，“张扬案卷”中有了好几部不同版本的《归来》或《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他一部部阅读研究，又一篇篇翻阅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脑子里的问号，却越来越大了。
老海在看了案卷和《归来》以后，受了感动，认为这是一部好书，而不是像起诉书上说的那样。如果按照公安局的要求经他的手把这部书的作者判处死刑，良心一定会受到谴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也无法“力挽狂澜”。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个“拖”字。
当时的法律不健全，未决犯的关押期限也没有硬性规定，此案一拖就是一年多！这可是关键性的一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政治形势有了转机，特别是文艺方面，从《园丁之歌》开始，许多被批判、被扣上了各种各样罪名的电影、戏剧、小说，先后平反。老海觉得为张扬翻案的时候到了，就到省公安局去找预审处长，试探地说：“许多文艺作品都解冻了，这种有关文学批判的案子要重新认识，不好办哪。”
预审处长不懂文艺，但偏要审判文艺。他听了老海的话，把脸一沉，翻着白眼珠说：“已经定了性的案子，有什么不好办？你不办，退给我，我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
到了1977年8月8日，老海已经把张扬一案23卷材料全部阅完，时间不允许他再拖下去了。根据公安局一年前“内定”的意见，张扬应该被判处死刑；而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一类案件，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据老海估计，判个20年大概算到头了。于是他向院方提出请刑庭讨论研究的要求。
两天以后，也就是8月10日，省法院刑庭在大办公室召开“张扬反革命”案的研究讨论会，有十来个人参加。因为这个会议在张扬一案中很重要，下面从案卷中摘录一段会议记录（发言人姓名除老海外都用汉语拼音字母代替，由于是记录的原文，语法不通处不改，本文作者补充的字加括号）：
A：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B：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爱情至上。
C：这个案（犯）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件到了姚文元那里？……我看超不过十年徒刑。
D：怎么定刑？
C：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未听出什么来。
E：主罪是写小说。我的意见，这种案子不要急于处理……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我认为鉴定一下好些。
C：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不要急于处理。是不是请院长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时间）再说……不要急（于）判决。判决也不好下，判了被动。
F：主罪是写反动小说。究竟有几个方面证明他利用写小说搞反革命活动？我当时看了后只认为是本坏书……怎么反动法说不清。
C：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肯定……说是反党就说不清。
F：姚文元下批示：不一定是要杀他，也许是物色黑笔杆子……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改算了。
老海：看来（公安局的预审员）黄××同志审讯他的方法有些不太妥当……
C：我看拿不准的可以列出来……现在要是判了，对调动积极因素看来有问题。
G：……我们没有及时办，看来对了。
由于“四人帮”的倒台，与会者的发言看起来大都比较缓和，至少与公安局的“杀气腾腾”大相径庭。这也对张扬大大有利。刑庭开会研究的结论是：“写好材料，提请政法领导小组讨论。”
过了4个月，也就是1977年12月7日上午，刑庭负责人在法院二楼会议室向院党委汇报。案卷记录摘要如下：
A：此案打不定主意，看来不宜急判，有些东西难说……因此，此案侧重缓刑，多关几天再说。
B：定反动小说可以说出几条，很难说清……
C：这个案子难说，意见不一致……看看说他是反动的有几条，能不能定。起诉书得另外搞一下……搞他几条判他劳改算了。
D：对于反动文人怎样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未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A：这个案子……涉及（面）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
看起来，刑庭负责人和院党委的态度是一致的。
又过了7个月，1978年7月4日上午，省政法领导小组在法院大会议室开会（有刑庭负责人参加），会议记录上的最后结论是：
A：把《归国》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我同周预审员说一说，要他们一起去。
B：就这样办。
会后，老海把《归来》的1974年稿送到了省文联。把《归国》送到文联去鉴定，是老海的意见。他是想借文联的鉴定来抵消当年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革命师生”们的鉴定。
当时主持省文联工作的康濯同志早就听说了这件案子，如今司法界找上门来了，他当然要仗义执言的。他们看了《归来》以后，一致肯定《归来》绝不是一部坏书，并开始为《归来》的平反四处奔走、呐喊。
但是，文联和法院主持正义的力量加起来，也没有省公安局否定《归来》的那些人力量大。如果没有北京方面的“干预”，张扬的案子能不能彻底平反，还很难说。
10、依靠来自北京的深情关注，张扬出了监狱
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复刊了。报社的文艺部有个女编辑，叫顾志成，泼辣、耿直，她认定了的事情很难改变，在张扬的案子中她插了一手而且一盯到底，在文坛上留下一段佳话。
一天，顾志成从堆成小山似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了一封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写的来信，为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喊冤叫屈鸣不平。像这样的来信，报社已经收到好几封了。顾志成虽然早就听说过社会上流传这样一部手抄本小说，公安局说它“反动透顶”，正在收缴，可她没有机会读到。现在居然有人出来为它喊冤，可见这至少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究竟是好是坏，出于职业习惯，她很想通过自己的认识作出判断。从此，她就四处打听谁手上有这部书，想借来看看。
一天，她到文化部一位领导同志家中，碰到电影界的几位朋友正在谈论《第二次握手》，看那意思，是想把这部书改编为电影。她来了兴趣，先问那位领导对这部书的看法，那位领导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再问这部书的作者是谁，在座的却没一个人知道。于是她就向那位领导说明了读者来信的情况，并借了一部手抄本回家来看。
她是一口气看完的，而且认定“这是一部好书”。第二天，她拿了一沓读者来信，向文艺部主任王石同志谈了自己对《第二次握手》的看法。从此报社领导层开始对这件事情关心起来。他们找来了几种不同的版本，分头阅读，并进行讨论。
顾志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看望一位部队作家时，聊起了《第二次握手》，引起了在座的第二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注意。他向顾志成借走了这部手抄本，一直看到凌晨3点。第二天上班，他把这部手抄本递给副主任李裕康，只说了“这个，你看看”，没多说什么。过了一天，李裕康见到王维玲，谈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王维玲当即做出了决定：“上！”
经过共同讨论，决定“三管齐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中国青年报》连载，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电影。但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还是一部被公安局查缴的“坏书”，要进行这一切，首先得给《第二次握手》正名，而且有必要找到作者。
茫茫人海，到哪里去寻找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作者呢？
顾志成想到：既然公安局在查缴这部手抄本，估计他们很可能知道作者是谁。作为一部“反动小说”的作者，很可能已经被抓了起来，也未可知哩！
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女编辑邝夏渝奉命调查此事。她们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几经周折，总算搞清楚了《第二次握手》成为手抄本并广泛流传的过程，同时也找到了作者张扬的下落。
前面讲过：1970年张扬被捕的时候，手稿《归来》放在友人陈××的家里，并暗暗嘱咐弟弟去取回销毁。他弟弟取回手稿不但没有销毁，而且借给自己的朋友看。先是借给马衍相，马衍相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李山又转借给长沙市第14中学学生周利亚。周利亚在同学中传阅，被红卫兵搜出，交给了老师贺志强。贺志强看了以后，把它借给了弟弟。后来贺志强调到了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听说《归来》是一部“反动小说”，公安局正在收缴，就把它从弟弟处拿了回来藏在箱底，从此没再给别人看。1972年春天，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源把《归来》带到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用油印机小量印刷后散发给友人，后来又经多人翻刻或传抄，终于扩散到了全国。1976年3月，湖南省公安局经过层层追查，查到了贺志强那儿，派了周、黄两位预审员专程到北京钢院来收缴，贺志强不得不把张扬手写的原稿交了出来。但是在辗转流传当中，究竟是谁第一个抄写并造成小范围流传的，已经无法查对了。
不过总算把作者找到了。尽管还在押，好在还没枪毙。顾志成根据自己的认识，特别了解到此案的关键在于姚文元插手以后，公安系统才秉承姚文元的旨意把作者往死里整的。据此可以认定这是一宗“文革”期间酿成的特大冤案。于是顾志成决心来它个一不做二不休，不把案子彻底翻过来绝不罢手。
但是这毕竟是经过“中央首长”姚文元和湖南省委制造的大案，她一个小小编辑，要想直接干预，谈何容易！
不过顾志成也不是等闲之辈，《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团中央的老首长胡耀邦如今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胡耀邦的家里，顾志成可以直进直出。她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直接向胡耀邦反映了。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她心里踏实了，也决心要“一管到底”了。
1978年12月16日，她和邝夏渝通过团中央的组织关系来到了长沙。她们找到了湖南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团省委书记石玉珍，汇报了张扬冤案的大致过程，同时传达了胡耀邦对此案的意见。石玉珍表示对平反这样的冤案积极支持，当即派了团省委的两名同志陪同她们到了省法院。
对于这两个不是“钦差大臣”却具有“中央特派员”身份的女编辑，省里不敢怠慢，由省法院院长和省公安局局长亲自接待了她们。经过协商，一场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由文学编辑参与“坐堂问案”的“庭审”，在湖南长沙揭幕了。
那一年年底，湖南的气候奇冷。提审张扬的那一天，外面凄风苦雨，室内阴暗潮湿，法庭上不得不开了电灯。审判桌后面，居中而坐的是顾志成，邝夏渝和老海则分别坐在两边。这三个人，张扬还都是第一次见面，由于长期关押，患病，加上几次绝食斗争，张扬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体重只剩下了七八十斤。他迈着沉重的步履走上了法庭。令他奇怪的是：这一次审讯，只由男审判员一个人提问，而且问的都是《归来》的写作过程以及在他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问题，根本就不像从前的预审员那样一顶顶大帽子接连不断地压下来，千方百计地制造陷阱让你往里跳。更加奇怪的是，这三个审判员、书记员在问话的时候，一个个全都面带微笑。在两个“女法官”的中间，放的不是案卷而是一个黑色的女式人造革提包，提包的一角，斜烫着一行金字：北京。湖南的女法官使用有“北京”二字的手提包，应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偏偏要提到法庭上来，而且把这几个字面向张扬，是不是暗示她们两个来自北京呢？
顾志成和邝夏渝参加庭审以后，得出的印象是：张扬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他所写的《归来》是不是坏书。关于这样的鉴定，现在正在请湖南省文联再次鉴定中。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省文联的鉴定上，催着老海赶紧到文联去把鉴定书取回来。
这时候长沙正在召开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顾志成和邝夏渝两人的推动，在12月20日印发的《大会简报》上，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向与会代表反映了张扬一案的大致情况，先争取舆论的支持。
12月21日下午5点钟，老海亲自到省文联取回了书面鉴定。湖南省文联请了六位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同志（编辑三人，工人业余作者二人，文科大学生一人）通读了《归来》，大家写出的书面意见，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好书！
文学编辑刘云的意见是：“就作品本身而言，有如下几点读后感：一、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健康的。二、故事是曲折的，不是一般化的，是吸引人的。三、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
诗人刘景周的意见是：“一、这部小说不是毒草，主题是爱国的。二、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三、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按：指1974年第五稿张扬自己画的插图）。四、作者如果是一位青年，应给予支持。五、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顾志成和邝夏渝看了六位同志的鉴定以后，也提笔写下了自己的鉴定：“《归来》不是一部反动小说，而是一部好书。”
从办案的角度看，应该说已经是“真相大白”，只等着办理结案手续了。12 月22日下午，两个“编外法官”正准备离开长沙，但就在这个时候，邝夏渝被长沙久雨不晴阴冷潮湿的气候冻病了，行期不得不推迟。顾志成静不下心来，独自一人奔赴浏阳，进入深山，到张扬插队落户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终于查明了所有伪造的“民意”，原来都是在省公安局办案人员的授意甚至强迫下，挨家挨户收走了社员的图章，在社员们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顾志成把这些证明材料带回长沙，老海等人看了之后说：这事儿是省公安局办的，必须找原办案人员澄清。于是顾志成又三番两次到省公安局要求与原经办此案的预审员见面。但是周、黄两个预审员总是找借口拒绝与顾志成见面。在顾志成的强烈要求下，其中一位不得不出来与顾志成会面。顾志成单刀直入地问他：“根据目前的形势，又有那么多权威人士的鉴定，还有什么理由认为《归来》是一部反动小说？”那个预审员居然回答说：“即便《归来》不是一部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的问题是×××同志批的！”顾志成气坏了，这样的人，怎么也配当预审员！当即针锋相对地反问：“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是谁批的呢？”一句话，问得他瞠目不知所对。
在强大的压力下，12月29日下午3时，省政法小组负责人向省委汇报。在汇报记录上，省委书记的意见要点是：“《归来》还可以找人看一下，到师院去组织一下座谈，再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如果《归来》这部书没有问题，不能再关了，就得放人，抓紧时间结案。”
于是，根据省委书记的指示，《归来》又被送到了湖南师范学院。
张扬的冤案问题已经如此清楚明白，可湖南的领导人态度还不明朗，顾志成也意识到此案在湖南不可能立即解决。她决心返京向更高一级领导反映。12月31日，顾、邝两位女编辑动身返京，老海到飞机场送行，终于说出了他久久压在心中的话：“张扬的案子，看来在湖南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
顾志成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我们就回北京去解决！”
“北京……有希望吗？”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两位女编辑回到北京以后，通过《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努力，争取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顾志成首先在1979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内刊《青运情况》第36期上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释放出狱》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这一呼吁得到了胡耀邦同志明确的批示，问题有了明确的转机。
与此同时，1979年1月8日，湖南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终于送来了对《归来》一书的重新鉴定意见书。他们在题为《关于对小说〈归来〉的看法（附座谈会记录）》中是这样写的：“根据省委关于对小说《归来》作出鉴定的指示精神，我们组织了三名教师对小说进行了阅读，并于1月6日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大家对小说《归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见书中除了列举小说的一些优点之后，关键的一句话是：“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座谈会上发言的，首先就是当年在“归来”二字上大做文章并据此协助省公安局“破案”的那位湖南师院中文系的“革命教师”。他说： “这本书的作者坐了四年牢，这太冤枉了！……当时组织我们批判，无非就是扣帽子。什么鼓吹科学救国、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等。现在看来是一些不实之词，应该全部推翻。作者关了四年，与我们过去写文章批判是有关的。但我们写文章是上面定了框框的。”他呼吁：“对这部作品和作者，省委应该马上给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12日上午11时，顾志成从北京给老海打来了长途电话，老海在张扬案卷中记录了这个电话的要点：“我们回北京以后，立即向领导汇报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了张扬一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指示……”电话中还说：《中国青年报》决定下星期一（1月15日）派记者到长沙跟踪采访，打算见报，记者到后，还要到省法院找老海联系。顾志成在电话中请老海把张扬的所有在卷作品保管好，等张扬释放后交还他本人，因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已经决定要出版这部小说，作者到北京改稿的时候，需要各种版本的《归来》用作对照参考。
三天以后，也就是1979年的1月15日，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通知，立即批示“放人”！
11、拨开迷雾，历史终于宣判张扬无罪
1979年1月18日下午3点左右，“咣当”一声，牢门打开了。张扬以为又要提审，但是站在牢门外面的，不是狱警，而是老监狱长，而且把张扬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呈“品”字形放着三张办公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他见过的法官，也就是老海；右侧是省公安局的一名干部，身穿警服，以前也见过。坐在正中的一位，据监狱长介绍，是湖南省公安局副局长于志。打了四年交道，一直处于幕后，直到今天方才露面。看这架势，又不像是开庭问案，这样高层次干部亲临监狱长办公室，难怪监狱长要亲自到牢房提犯人了。
“张扬同志！”于副局长开口说话了。尽管这是一个那么普通的称谓，但在“省公安局副局长”与“反革命犯”之间，是多么的不协调哇！于副局长居然面带笑容地递过来一支烟，接着又递过来一盒火柴。
许久没抽烟，第一口烟吸进，就觉得有些头晕，接着而来的是腾云驾雾般的感觉或幻觉，似乎不知道自己置身于什么地方。这时候，在他的耳畔忽然响起一阵嗡嗡的声音：“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做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
张扬的心狂跳起来。他晃了晃脑袋，睁大了眼睛，发现自己确实坐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坐在省公安局于副局长的对面，确实是于副局长在向他庄严地宣布：“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外等你……”刹那间，张扬感到眼眶湿润了。他闭上了眼睛，用双手支撑着额头，他不愿意于副局长及在座的人看见他落泪。他要在他们面前保持自己冷静而庄严的形象。在这个问题上，他用不着向公安局表示感谢。公安局抓错了他，关了他四年，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如今把问题搞清了，宣布无罪释放，应该赔礼道歉的是公安局。他只以为，他今天出狱，是因为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正常了，法制逐渐健全了。但是他绝不会想到，他的出狱，不但有那么多与他非亲非故毫不相干的人在同情他、支持他、帮助他，甚至还惊动了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胡耀邦同志！
下午4点钟左右，张扬在老海和一名刑庭庭长的陪同下，坐着法院派出的“专车”回到了家里。消息传出，邻居们纷纷涌进张家来道喜祝贺。
十年浩劫中，张扬的家人在风雨飘摇中颠沛流离，经受了无缘无故从天而降的灾难和无休无止经久不息的打击，多少次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但是这些“碎块”居然逐渐又拼合起来。尽管每个人都遭受了永远无法愈合的重创，却奇迹般地竟没有一个人在这场浩劫中死去。今天张扬的“归来”，总算让分崩离析画上了一个句号，以“大团圆”的场面告一段落。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法院派来送张扬回家的那辆小车再次停在张家的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中等身材、微微谢顶、操一口标准北京话的中年男子。他挤到了张扬母亲的面前，伸出了右手，自我介绍说：“我叫李硕儒，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刚从北京来。一下飞机，就到这里来了……”
他的话使张扬如堕五里雾中。他想：“我虽然写过小说，却从来没想到要投稿，与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没有联系。远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怎么在我出狱的当天就赶来了？难道他们早就知道我今天要出狱不成？”
李硕儒同志是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专程到长沙来接张扬到北京去改稿子的。张扬从李硕儒的叙述中，第一次听说为他的平反出狱居然有这么多从不相识的好人和热心人伸出了正义之手。
12、张扬出狱之后，继续与病魔搏斗
张扬在狱中多次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加上几次绝食斗争，身体极度衰弱，是斗争的毅力在支撑着他的生命。如今一下子得到了一连串的喜讯，衰弱的身体，反而承受不住了。1月19日夜间，他突然发了高烧，卧床不起了。1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上方刊出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的文章，同版全文发表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中国青年报》还没有运到长沙，但是当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就发布了这一消息。《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电视台的记者以及亲友们闻讯来访，张扬也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待他们了。
一连两天，张扬的家里人来客往，门庭若市，根本无法休息。李硕儒一看这个情况，就与张扬商量：在家里躺着，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治疗，不如趁早到北京去，治病期间好好儿休息一下，静下心来，集中力量，先把小说改出来，争取尽快出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张扬同意了。两人在1月22日乘火车去北京，23日到达。一个多月前曾经以“书记员”的身份在审讯室中与张扬见过面的顾志成和邝夏渝特地赶到车站迎接。张扬已经从李硕儒的叙述中知道了她们的身份以及为他平反所做的努力。握着两位大姐的手，张扬百感交集，从来不知道哭泣的张扬，这时候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张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后面的招待所内，但是高烧一直不退。开头只以为是“重感冒”，吃了治感冒的特效药，居然毫无起色，这才怀疑是别的病。李硕儒送他到北京医院检查，一照X光，发现左右两侧肺叶布满了结核病灶，左侧胸膜炎，左胸腔三分之二积液，心脏在积液的挤压下被推到了右侧，已经“病入膏肓”了。主治医师感叹地说：“如果再在监狱中关一个月，就是把华佗请来，也无药可治了。”
确诊以后，张扬被转到北京结核病医院，按“特护”级病员住院治疗。王维玲和李硕儒来对张扬说，自从《中国青年报》开始连载《第二次握手》并预告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消息以后，全国各地寄来要求早日出版《第二次握手》的信件，像雪片一般，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他们建议由责任编辑以1974年《归来》的第五稿为基础，参考其余几个稿本，综合整理出一个“暂印本”先印刷发行，等张扬病好了以后再亲自定稿，出版正式本。但是张扬不同意，为了对读者负责，他坚持要亲自带病修改。他的精神感动了大夫，居然破例同意他这样做，当然前提是每天有限量的适度工作，不许超量，更不许累着。
于是张扬靠在病床上，用一块五合板支在胸前当书桌，开始修改稿子。
写作进程顺利而神速。因为这个故事他已经写了不下七八次，几乎都能够默诵了，正所谓“驾轻车而就熟路”，完全可以挥洒自如。从1979年3月7日开始，到4月30日结束，短短的50多天，25万字的定稿就完成了。为了尊重广大读者的感情，他决定把自己的作品定名为《第二次握手》。这是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在传抄中改的书名。古今中外，由不相识的读者起书名的先例，好像还没有过，这应该算是唯一的一部吧。
李硕儒拿到定稿以后，经过突击编辑，又发到工厂去突击排字，到了7月22日，书终于印成，并在北京最大的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上市了。
《第二次握手》成了当年的最畅销书，接连不断地印刷，总发行量如今已经达到500多万，成为继《红岩》和《李自成》之后的第三部最畅销书。
张扬在送给老海的书上，写上了：献给当代的况钟，人民的好法官！
张扬说：“回首往事，《握手》是那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她稚嫩，不成熟。然而，一位青年作家对我说过，‘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待的日子里，《握手》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她也不会被今后的人们忘记。’”
来源：传记与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