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音：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2）

“可以”与“不可以”之争

1980年春天，我再度来到江苏省采访。那时，正是农村改革初期，围绕着包产到户，全国正展开一场激烈的全民大辩论。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双方壁垒分明。一方主张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农村推行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主张继续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反对农村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时国内不少省市领导干部，站到了反对农村改革的一边。

江苏省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来到江苏后，受到了不正常的冷遇。这是毫不奇怪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受到了不少省市领导人的指责。因此到那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有些省市，不但拒绝接见记者，甚至连凳子也不让坐。江苏省领导机关向全省发出一个紧急呼吁： “坚决堵住西大门!”我到了江苏后，听到这句话甚为不解，这是何意？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要坚决顶住从西边邻省安徽传来的包产到户的意思。原来，安徽凤阳县农民最先搞起包产到户，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坚决支持，很快就在全省推广了。西边的邻居包产到户搞得热气腾腾，生产迅速发展，东边仍处在贫困中的农民就坐不住了。可是有些领导干部却坚决不许苏北农民学习安徽的办法，推行包产到户。

我来到江苏时，正逢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讨论农村问题。我要求列席旁听，被对方婉言谢绝。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领导上经过研究，你还是不参加为好。”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应邀参加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却被拒之门外，这在过去还没有遇到过。

怎么办？我想，记者活动的天地大得很，不参加会议，仍然可以在会外进行采访。我利用会议间隙，找了几位县委书记座谈，并进行了一些单独访谈。这些来自基层的领导干部，不赞成“堵住西大门”的主张。泗洪县委书记李洪来在座谈中给我介绍了泗洪县农民瞒着上级偷偷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泗洪县是一个著名的穷县，多年来社员每年人均分配水平只有40元左右，糊口都很困难，一些年轻人出生以来就不知道白面馒头是什么味道。这个穷县有个上塘公社，更是穷中之穷。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1978年，有几个生产队干部壮着胆子在花生地里搞了“包种”（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就简称“包种”，即包产到户）。这里的沙质土壤适宜种花生，过去也有种花生的传统。由于多年来搞“大呼隆”，产量低，浪费大，到后来生产队连种花生的成本（每亩约30元）也拿不出来了。干部狠了狠心，把花生地包给社员种。这一包立即见效，负责承包的社员看到地里有了草，就立即去锄。下雨天，全家老小戴着斗笠，披着塑料布下地干活。收获时更是深刨细捡。李洪来给我说了个有意思的数字。有人调查，过去搞“大呼隆”的时候，一平方米左右的花生地里，要丢弃花生五六十粒。实行“包”的办法后，只找到了几粒。过去收花生，社员一边收一边吃，少数人还偷偷往口袋里装，从地里到村头，沿路都是花生壳。如今地头路边干干净净，很难看到花生壳，社员家里的花生囤却堆得满满的。有好几个生产队过去花生亩产只有六七十斤，现在增长到200多斤和300多斤。

李洪来说，上塘公社这两年悄悄地搞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有明显起色。过去没钱买化肥和农机，现在有钱买了。社员的分配水平和口粮都有较大幅度提高。这个饱受穷困之苦的农村公社，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勃勃生机。

可是，天下就有这样的怪事。上塘公社农民开始吃饱了肚子，消息传到淮阴地委（泗洪县属淮阴地区），地委主要领导人竟着了急，先后派出三批工作组来到上塘公社“纠偏”，他们批评县委和公社党委“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责令立即纠正，并报告了江苏省委。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气候变了，农村基层干部不再一味“唯上”、“唯书”，他们口头上作检讨，行动上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包产到户，并逐步推广到全县。

苏北建湖县县委书记说，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搞不可。他举了本县近湖公社两个生产队种棉花的例子。这两个生产队是紧邻，生产条件几乎完全一样。一个生产队种了20亩棉花，长得差，虫子多，1979年亩产皮棉86斤，1980年下降到60斤。边上的南庄生产队，将18亩棉花包给了社员，又追肥，又捉虫，棉花拾掇得如同绣花一般细，1979年亩产皮棉100多斤；1980年雨水多受了涝，依然实现了增产。包产到户不但在泗洪那样的穷县有效。比较富裕的吴江县县委书记说，他在本县摸了一下底，全县有183个生产队悄悄地推行了包产到户，凡是这样做的队几乎队队显著增产。

包产到户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还是兴农良方？这个争论其实已经延续了20年。60年代初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民就创造了包产到户。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斥之为“单干风”与“黑暗风”、“翻案风”并列，凡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皆被打倒。不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春风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围绕着包产到户的新争论，是从1979年开始的。党中央农业文件里关于“包”的提法，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是提出“也可以”允许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以后明确提出边远山区和落后贫困地区，长期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中央的农业文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但农民们把“也可以”改成了“更可以”。而江苏有些领导干部，包括省级领导干部，把“也可以”改成了“不可以”，矛盾就是这样尖锐。

这次的江苏之行，我根据采访的所见所闻，写了篇通讯，题目就是《可以与不可以之争》，发表在198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二版头条。我在文章的最后说：“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问题认识暂时不一致，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真正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虚心地、诚实地对待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敢于否定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就能不断地前进。”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