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改革四君子”还是“缓改革”四君子？

1980年九十月间，黄江南、朱嘉明、翁永曦、王（岐 山）开始联名，为中央大政方针献言建策。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他们对经济调整提出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由此，四人名噪京城。

有人借柯南道尔的小说标题《四签名》，以“四签名”来调侃他们。他们对自己的称呼，则是“康拜因”。康拜因这个词是从俄语“Комбайн”直接拿来的，指的是联合收割机；英文对应的词是“combine”。

可是，不知何时开始，“四签名”被“四君子”取代。2008年前后，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四君子”中的三人，接受访谈时，有记者用“改革四君子”相称，他们笑纳。“改革四君子”之称，滥觞。

2010年代，一君子跻身庙堂，三君子也各有成就。三君子都有访谈存史，黄、朱二君子还有专著在海内外问世。收录书中的访谈，“改革四君子”常现。到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时，“改革四君子”的称呼，愈发流行，延续至今。

不管“四君子”，还是“改革四君子”，这样的称呼，源头是那著名的“24字方针”。可是，看那24个字，明明白白地提出的是“缓改革”啊。

而且，这24个字从权威口中说出，就被“作为经济上的纲领”了。从1980年底或1981年初，在很多领域，改革都被人为摁下减速键或者暂停键。这是当年的历史原本。

历史有时像一个爱开玩笑的说书人。许多事情起初的模样本是清澈见底的小溪，却在口耳相传的漫长河道里，被添了泥沙，改了流向，变得浑浊不堪。我们笃信的“事实”，往往是经过无数次涂改后的临摹本，早已失却了最初的笔墨。

这种错位感，或许正是历史的常态。我能做的，不是强求绝对的复原，而是面对每一个“定论”时，保留一点怀疑的余地。

我认为，无论从文本还是历史事实看，“改革四君子”名不副实；“缓改革四君子”才实至名归。

24个字如何形成的？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

有两个青年，不是学财贸的，据说是一个学工，一个学农，写了四句话：

抑需求，稳物价。

舍发展，求安定。

缓改革，重调整。

大集中，小分散。

我看这四句话有一定的道理。说“舍发展”不妥，应改为“节发展”。

说缓改革，是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自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陈云提到的“四句话”，有两个出处：一个是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1980年12月5日，记者于德），是对翁永曦的专访（下文简称“分析和建议”）；一个是黄、朱、王、翁四人合写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危机的若干看法》一文。据方小翔回忆，这篇文章也刊发在“清样”上。后又改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下文简称“若干看法”），刊发在《红旗》“内部文稿”1981年第期（1981年1月10日）。

陈云说两个青年，应该是四个；即使对“一位青年”翁永曦的专访稿，也是他们四个人的观点；更何况，还有四人署名、更系统地阐述这一观点的“若干看法”在。

“若干看法”一文，题高屋建瓴，关乎国家发展走向。

熟知官场文体基本规则人都知道，在官场语言表达中，口头中的诸如“看法”、“若干看法”或“意见”，是随意的亲切，落在纸上就透着威严了，都是相当重要的：要么是“红头文件”，要么是领导人的指导方针。还真不是普通人敢用的。

他们四人敢用。

读内容，“谨陈管见，条列如左”，一二三四。文章虽然长，但“条陈所闻”，“欲为圣明除弊事”，每一条都言简意赅，读起来也不枯燥。

那一年，黄和朱，1950年生，30岁；翁和王，1948年生，32岁。就学历而言，黄、朱是社科院在读研究生；翁和王都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如此这般，他们那来这“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气魄？

大致在1980年七八月间，黄江南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形势很严峻。朱和翁认可黄的观点，参与讨论过程中，将王拉进来。王一听，非常重视，报姚依林。姚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经济决策地位、权重，仅次于陈（云）、李（先念）。姚更重视，将四人请到家里谈话。就是这次谈话中，形成了24字方针。

2019年2月16日，我曾当面向翁永曦请教。他说：

这个提法确实是我概括的。大概是1980年下半年，姚依林在家召集黄江南、朱嘉明和我谈话，岐山当然也在了。话题只有一个：怎么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口号是“翻两番”，每年要增长百分之七点二，陈云提出增长百分之四。那时，陈云已经提出调整的方针了。我们认为，要像大跃进后提出的调整方针那样，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把经济危机调整过来。那时的调整，是陈云主持的。现在调整，也应该由他主持。我们谈到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提出“缓改革”。当然，不是不改革，计划经济要改，但是要放慢改革的步伐。谈完后，姚说：“你们的想法有道理。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想法概括一下？”我拿了张纸条，一面想，一面写，写出了这二十四个字：“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我念给姚听，他说“好”。后来姚告诉我，第二天，他就到陈云家，李先念也在场。陈云把“舍”改成了“节”， 说：我们还是要发展的嘛。

关于谈话的具体时间，翁想不起来了。翟新华日记1980年10月31日条云：

晚老翁（永曦）来坐了一会。他说，他最近与（黄）江南通过姚依林的儿子（应为女婿之误—引者）向姚依林副总理提了五个注意之点：1.延长调整期，不要到八二年，到八五年为好，因为这样主动，现在要解决的不只是文革十年的问题，也不是“四人帮”倒台后三年的问题，也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的问题，而是中国三千年的问题。2.全面来讲，要在调整中改革，局部一些地区可在改革中调整。3.不但要注意经济效果，还要注意社会反馈，注意沉默的多数。4.造舆论，把经济困难都摆出来，在报纸上、广播中宣传。5.大船转向，只能有一个船长，强调集中，注意军队、华国锋等方面的问题。

据“最近”一语，这次谈话时间可断为10月下旬。两相对照，这场谈话，内容比较丰富。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调整应该持续5年；第二，强调只有一个船长，这个船长是谁，不言而喻；第三，调整，不单纯是经济，还是政治——“军队、华国锋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分析和建议”

翟新华时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他和黄是中学同学，因之与翁很早就认识；当然，后来也和王熟悉。

1980年10月29日，黄、翁来的内蒙，翟接待老友。这一天的日记云：

晚先看电影《三个失踪的人》。后与老翁、江南去老于处，聊到夜一点。

“老于”，是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于德。半个月前，他和分社记者方小翔采访翟新华在建丰农场改革经济管理制度的“清样”，得到胡耀邦批示，1980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长篇报道他的事迹。

介绍他们见面，是爱才之心驱动。翟新华告诉我：

我一生都有一种冲动，见才眼开、爱才如命，特别乐意把人才聚集在一起。老翁、江南都是人才，有大才；于德也是大才，约他们一起见，应有之义。那天晚上看完电影才见面的，已经很晚了。老翁健谈，越谈越有兴致，到了后来，那就是侃侃而谈了：时间说到百年复兴，空间说到环太平洋。好大的时空，我从未这样想过问题，我没有这样的眼光与眼界。

因为谈的好，也因为知道翁的这些看法，曾经在姚副总理家里谈过，于德和方小翔有这样的新闻敏锐，才有了11月1日的正式采访。

11月1日晚上，于德和方小翔带着那个年代罕见的录音设备，准备采访翁。可是，当晚内蒙农委有活动安排，翟新华力主翁放弃农委的安排，接受于德和方小翔的采访。翁恭敬从命，就“百年复兴、环太平洋与全方位外交”等谈了的看法。

我向方小翔求教“分析和建议”形成的过程，她说：

于德发稿非常认真严谨，没有思考成熟，决不随意发稿。我开始根据采访写了两稿，他都感到不太满意，又动手改了两遍，还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搞透，就暂时放下了。后来，我们又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继续作深入采访，对稿件不断地补充修改，最后才写出这篇内参稿。

12月5日，于德署名的《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在新华社“动态清样”上刊出了。

“对当前的几点建议”

正如文章题目所言，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分析”，二是“建议”。“分析”，比较宏观，指向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建议”，比较具体，直接给当下开药方。

此文收录在于德通讯评论集《中国，走自己的路》中。这本书是小众读物，知道的人不多。我想，以“改革四君子”赞誉四人的记者、历史研究者，多半都未看到这篇文章，有必要把“对当前的几点建议”部分转引于下：

第一，现在的调整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全面调整，它不但要解决十年浩劫带来的问题，还要解决30年来造成的问题，还包括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的“洋跃进”带来的问题，甚至要解决几千年来造成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逐步积累起来的复杂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短期奏效的回天之术，因此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估计需要20年，再少也不能少于10年。就是说，要为未来的“经济起飞”修筑跑道，奠定基础。如果在1982年就宣布调整结束，正式开始新的长征，而实际上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结果还是不能很好地前进。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开口子过大，施恩惠甚多，尤其是1978年的洋跃进，搞得手中几乎没有可出之牌。因此必须把调整期按实际需要加以延长，长比短要主动，稳比急要有利。

第二，关于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应侧重调整，同时不失时机地逐步改革。从全国和全局来说，应该是调整中的改革，重点是调整；条件比较成熟的少数地区或企业，才可以是改革中的调整，重点放在改革上。少数地区或企业改革的成功，是由于能把全省、全国作为“蓄水池”，因此不能用来证明全面改革条件的成熟，我们还不可能把世界作为国家全面改革的蓄水池。另外，我们是一个慢节奏的、传统惯性很强的国家，改革搞得过快会引起强烈的排斥和软摩擦。

第三，改革不能只从经济效果出发，还要注意社会反馈，所谓改革，主要是从“公平”转为“效率”，不要吃大锅饭。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也是围绕这个目的进行的。这样一种转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高效率和普遍就业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淘汰下来的人怎么办？另外，党政干部手中的权力转到企业手中后，这些人怎么办？苏联从1964年搞经济改革，到1979年15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为什么？就是因为改革到最后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把绝大部分权力转到企业手中，党政干部就会感到自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个阻力相当大。赫鲁晓夫就是因为搞得急了，用“工业党”“农业党”的方式来解决党、政、经三张皮的问题，结果党本身开始反对他，一表决就下台了。勃列日涅夫搞得比较稳，他注意到两点：第一是让党的干部知识化；第二是使经理、知识分子集团充分分享工业化的好处。这是从干部这个角度讲。还有人民，你一下子从“公平”转到“效率”，就出现一个社会安全系数问题。当他自己的直接利益没受到威胁时，他是赞成改革的；一旦这个工厂要从 5000 人减到 2000 人的时候，那被裁减的 3000人都会反对。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把改革者推上断头台时在底下喝彩的，有不少是一开始拥护过他们的狂热者。我们的政策和方针，要对“沉默的多数”负责。

第四，大船转向只能有一个船长。我们现在是在进行调整，甚至退一步讲，是采取危机对策以度过目前严重困难的时候，是同舟共济的时候，不是八仙过海的时候。现在不宜把地方分权搞得太厉害，权力的过于分散不利于渡过危机，凡危机时都要求较高程度的集中和节制，强调国家行政的强力干预。总之，在目前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主张：

抑需求稳物价，

限发展求安定，

缓改革重调整，

大集中小分散。

第五，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和各级党团组织都要大造舆论，把我们中华民族立足的这个脆弱的基础，把我们的历史，我们这个社会的传统惰性，把我们面临的严重困难，把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前景，原原本本地告诉人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让大家来想办法。讲得越彻底，局面反倒会越稳定，信任会逐步增加，信心会逐步增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铁托在1948年与斯大林决裂、内外交困时，都是这样做的。光讲美好的一面，画饼不能充饥。漂亮的肥皂泡后面，是波兰的工 潮和学 潮。

第六，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凝聚力极强的国家，决策的领导人不能只考虑权宜之计，要对整个中华民族今后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设想，要从全球角度、整体角度、历史角度来考虑，有一个总体的构思。在这个基础上，弄清现阶段要采取哪些基本政策，今后要采取哪些基本政策，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振兴、发展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恐怕还要集思广议。现在仍有些禁区，如对外政策等。还有些提法要有前提和制约。讲“因地制宜”也要讲“因国制宜”，讲扬长避短，也要讲小优势与大优势、避小短与避大短的关系。否则许出愿去，实际上又不能还愿，容易食言，失去信任。

第七，领导班子的结构要年轻化，但不一定非要三四十岁。因为中国这么个大国，年轻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积聚起丰富的经验。但高层次的领导人，需要有年轻的智囊班子和工作班子。西方的一些决策人物，年龄并不一定都小，但第一线的智囊班子和工作班子都很年轻。

这一建议，把调整视为一场漫长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多个层面，强调全面调整需要较长时间，长到至少需要十到二十年。就调整与改革的关系而言，强调警惕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强调危机时期需要集中权力，不能过度分权。

值得注意的是，建议中“洋跃进”一词，这是泛指华国锋开放引进所谓错误。据我考证，这在文献中是第一次出现。联系到翁10月31日跟翟谈话中提到的“华的问题”，则这个“建议”的指向性相当明确。不过，在后来发表的正式文本中，则去掉了“洋”字，只剩下“跃进”了。

总之，从七条建议中，看不到对改革的丁点呼吁，而是“缓改革”缓不下来的焦虑。

总理快速反应

在四人与姚依林并通过姚与陈（云）、李（先念）商谈这24字方针时，总理或许并不知情。

12月2日上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姚依林在讲话中谈到了24字方针，总理说：

这几句话好，就是“大集中、小分散”不合适。要清楚哪些必须集中，哪些要搞活。基建要集中在中央和省。八十年代的调整，要吸收六十年代的经验教训。企业经济要搞活，地方权力不能太大。当前的调整和改革，就是如何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关键的一条。现在，调整涉及面广，要细致地做工作。各级领导还不知道，问题没有回答，就在报纸上应付。要先在内部统一思想，首先是领导层要统一思想，将来回答问题要有针对性。

想来，这次会议后，总理知道了24字方针的来头，对翁永曦三个字有了印象。所以，12月5日发内参，当天他就看到了。12月7日上午，即约翁在办公室谈话。重视程度可见。

翁当年给于德和翟新华的信中说，他和总理“谈了三个小时”。惜具体内容，信中并无记载。

这次谈话后，京城就有了“陈云”、“24字方针”、“翁永曦”三个关键词。据冯兰瑞回忆，1980年12月4日至10日，经济学界在北京举行关于生产目的全国性讨论会，期间的一次中心小组会上，于光远就讲到陈支持翁提出的24字方针的信息。与会者“就此展开了讨论，认为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大集中，这些提法反映了一种保守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12月9日下午，总理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主持座谈会，请黄、翁、王谈经济调整问题，姚依林、薛暮桥、廖季立、房维中等与会。黄代表三人发言，要点是：在调整中改革，带有恢复性质，主要看经济和政治上的承受能力；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主要是从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考虑的。

黄发言后，总理说：我们的模式，靠多发票子也不能刺激经济发展。如果调整不能制止大的通货膨胀，就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不能搞紧缩，退回到1977年以前的水平。现在的调整与1962年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三年调整时期，困难大，但决心也大，措施有力。对于调整中所面临的困难，上边感觉得到，下边感觉不明显，思想认识不一致，下边的抵触情绪较大，政令难于贯彻。即使措施有力，效果不可能来得很快。只能用持久战办法，稳扎稳打，不能求之过急，否则还要产生一些副作用。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赵接任总理。在此前后，陈云耳提命面，要他说“北京话”——语义是全国一盘棋，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管理经济。既然姚与陈、李都认可24字方针，那就是“北京话”了。

总理虽然对“大集中，小分散”有点意见，也担心调整与民意有抵触，也只能说“这几句话好”。不过，他也坦率地指出，这场调整和1960年代调整最大的不同是，“对于调整中所面临的困难，上边感觉得到，下边感觉不明显，思想认识不一致，下边的抵触情绪较大，政令难于贯彻。”

还有一条，总理不好明说，上下认识不一致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上边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也正是陈云要借力四人的24字方针的大背景。

背景线

“背景线”是我生造的词，用意在于粗线条勾勒，讲细致了恐怕也难。从三条线讲吧。

第一条线，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主持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集合计划经济下的老班底，提出调整、整顿的经济政策。据袁宝华回忆，在3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陈明确提出，1977-1978年的经济是“洋跃进”。

可是，那时，中国人正意气风发地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那首《祝酒歌》的确唱出了国人的精神风貌。此时此刻，要叫停前进的脚步，必然出现“下边的抵触情绪较大”的情况。

华（国锋）、邓（小平）主持的开放、引进，正在与世界接轨，22个引进项目正逐一落实，尤其是邓拍板从日本引进的宝钢生产线，已经成为中国开放的标志性项目了。这时候，要调整、整顿，如何向国人解释？如何向世界交代？

所以，从上到下，似乎都没有把“调整”、“整顿”当成一回事。1979年10月上旬，陈云因病住院，这事也就基本上搁置了。

这时候，华、邓、胡（耀邦）一起合作，继续推动开放、引进、改革。

1979年12月6日。邓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用“小康之家”描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左右。为此，邓提出的规划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一直到1980年7月，邓和胡、赵还在商讨达到这个目标的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胡主持，薛暮桥等人领衔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有关财经部门也在酝酿相关改革思路。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胡邀请薛暮桥到会上介绍改革方案，为经济体制改革吹吹风。

陈云病愈后，调整和整顿的话题又重新提起，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产生了“较大”的“抵触情绪”——如前引总理所言。应该说，这种“抵触情绪”是自上而下的，从上面就先顶了牛。譬如，华在关乎经济的讲话中，就不采用秀才起草的非要写进调整为中心的稿子，另起炉灶。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态度。

上面一顶牛，就关乎权威，关乎权力，经济方针倒不那么重要了。这就不好办了。

幸运（还是不幸？）的是，这个时候，又生出两条线，破了顶牛的局。

第一条线是权力更迭线。这条线的最聚人气的。至于当下经济是继续改革还是调整，争论可以先放在一边，双方联合，先完成权力更迭再说。

在此期间，华在经济上的所谓“洋跃进”就被提出来了，且不断被放大。为证明他主持经济无方，连带着22个引进项目也下马。

在四人讨论围绕24字方针的“若干意见”时，曾谈到华的问题。翟新华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在我父母家，四人等讨论华国锋的“洋跃进”。认为应反洋跃进，但又怕反不好，得罪了华，带来麻烦。于是，又转而讨论华会不会下台。如果反洋跃进，华也下了台，那就最好；如果反了，华还在台上，就有点儿难办。我当时心里奇怪，觉得该反就应反，怎么还要考虑华下不下台？同时，我也觉得他们比我有政治经验。

不过，讲所谓“洋跃进”，华有责任，邓责任更大。当年的引进，最初的盘子是65亿美元，经过邓的一再加码，有个100～500～800亿美元的增加过程。

攻22个引进项目，首当其冲的是宝钢，这是邓拍板引进的。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四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可谓群情激昂。媒体被部门引导，推波助澜，向社会渲染华“洋跃进”的责任。当然，也“意在沛（邓）公”。

如此说来，说“洋跃进”，就会“殃及池鱼”。所以，在“洋跃进”或者“洋冒进”这个词在党内流行时，小平对力群说：对“洋跃进”的批评，不要这样讲了。后来正式文件中就再也没有提“洋跃进”。

不仅文件中不提，连四人的“若干看法”发表稿上，也删掉了“洋”字，只留“跃进”。

所以，攻“洋跃进”，可以一石二鸟。这一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就好理解了。力群在回忆中说：“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

不过，邓表态支持的同时，也记住了那个叫翁永曦的人。很不幸的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开启了翁的厄运。这是我下一篇《话说翁永曦》的内容了，且按下不表。

第二条线是1980年7月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也帮了主张调整的人的忙了。

波兰的“蝴蝶”展翅，中国就要下雨。9月24日，胡（乔木）致信胡（耀邦），要求研究这一事件。胡（耀邦）认为，“在波兰事件中要‘引为殷鉴’的应是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留中不发。可是，陈云两句很有名的话盖住了胡的声音：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既然波兰的动荡被部分归因于“增强社会自主权的改革”走得太急，“调整”就有了压倒性优先权。

虽然有三条线交互，争议依然在。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依然是主持调整的人努力的目标。

恰在此时，黄江南的学术研究成果，为调整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黄、朱和翁开始讨论，还应该是学术文本，等把王拉进来后，通过姚依林，到了陈（云）、李（先念）这里，就游离学术成为政治文本了。

陈云讲话，一向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且，身居高位，讲话无需有出处。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居然有出处——两个年青人、有发挥地讲了24字方针。试想，连年青人都看出经济结构不调整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当且仅当，这说服力得有多强啊。

由此，中央工作会议定调：经济政策变为“重调整、缓改革”；“一步退够”，22个引进项目基本下马。胡耀邦主持的体制改革方案被搁置，薛暮桥还为此受累，被指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还有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的说法，在这次会议上也得以贯彻。此后，经济体制改革被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的高度，计划经济是“社”，市场手段（还不是市场经济）是“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随时有。

还应该说到的是，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对“改革四君子”的称呼，“四君子”只是笑纳，我未见他们以此自许过；当然，我也未见他们公开反对过。

还有两个历史细节，听耐人寻味，值得说说。

第一个细节：1995年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三卷，收录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这个讲话，但是，删掉了我上文引用的“有两个青年”到“说缓改革，是因为”这段话。这种刻意回避，为什么？

第二个细节，还是于德和方小翔，1981年写出一篇《褪却红衣学淡妆——记一个埋名战略研究的“康拜因”》，专门记叙他们四人为国思考、献策的种种。

奇怪的是，这篇人物特写，居然四个主人翁的名字都没出现过。这种不点名字只写事迹的人物特写，还是第一次读到。

对此，文中有个解释：“这四位青年无论如何不愿意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尚无多少成绩，不值一提”云云。

此文发表在《人才》杂志（月刊）1981年第8期上。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1981年7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后，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的主调，就基本退隐了，改革的主调又逐渐回来了。此前下马的22项引进项目，也陆续恢复上马。在这样的局面下，24字方针还能傲娇不？

来源：徐庆全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