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磊 涂芝仪 ：华裔科学家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 助推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1978—1983）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开始构建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与教育体系，尤其是以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为核心，不失时机地布局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四项尖端技术，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诸如“两弹一星”的世界级成就。“文革”期间，科学教育事业遭受了较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停滞不前，人才队伍断层严重，国际合作基本中断。而这一时期，历经近代几次出国潮，一批具有良好学术声誉并取得较高科学成果的华裔科学家逐步成长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主要从事物理学、数学等理工科领域的研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校任职，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发展的种种困境，动员华裔科学家回国助力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成为中央领导较为关注的话题。从1977年7月恢复职务到1983年间，邓小平频繁会见各个领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恳请他们帮助中国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指出要邀请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来中国讲学，担任学术指导,或者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明确提出要聘请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专家和对我友好的外国专家，来中国进行科研工作和开设课程；对于为中国科技、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专家，可以授予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研究所名誉学术委员、高等学校名誉教授或学会名誉会员的称号。1978年6月28日，教育部正式发出《关于申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来华讲学的通知》。在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国内各科研机构及高校纷纷邀请各学科领域的华裔科学家来华讲学，希望可以提高科研机构水平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1978年，中国科学院即聘请了杨念祖、牛满江、田心棣等11位美籍华人学者。清华大学在1978—1983年5年间相继聘任了任之恭、林家翘、田长霖、李卓敏、傅京孙等5位华裔学者为名誉教授。同一时期，上海交通大学共向葛守仁、顾毓琇、林家翘、陈华伟、郑钧、张可南等6位华裔学者授予了名誉教授称号。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随着更多的华裔科学家踏上回国之旅，国内各学科领域均掀起了华裔科学家讲学热潮。20世纪50—8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猛，涌现出了不少新兴学科与新兴领域。众多华裔科学家身处世界科技产业前沿，不少都成长为各个新兴学科领域（包括一些新兴工业领域）的骨干或新生力量，少数还成为顶尖学者。中美建交后，各个新兴学科的华裔科学家络绎不绝地回到国内，采取短期讲学和举办培训班等方式把国际最先进的理论带给相对落后的中国。1978年，潘毓刚应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所的邀请举办了一期微观化学动力学讲习班（共24天），全国有5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派人参加。讲座介绍的量子化学新计算法是20世纪70年代刚刚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技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为了让讲习班学员短时间内高效掌握所学知识，潘毓刚每天上午讲学3小时，下午解答学员们的各种问题，晚上又忙于准备第二天的讲课材料。1979 年 3 月，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国讲学，原计划给两百多位研究生讲授“场论和粒子物理”及“统计力学”两门课程，但是应国内学者的强烈要求，最后讲座扩大至国内33个科研院所、78所高校共1 000多人参与听课，听课者包括著名科学家赵忠尧、张文裕、朱光亚、周光召等。这次授课持续近两个月，让国内学者受益匪浅。1980年11月，贝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天培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研究员、Lasertron公司总裁谢肇金博士为中国学者讲授了光通信用的发光二极管，光接收机、四元系InGaAsP激光器和探测器等方面的最新理论。整个20世纪80年代，陈省身、林家翘、冯元桢等大批华裔科学家每年（许多都是一年两次，每次1—6个月不等）往返于太平洋两岸，把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与技术带给国内科学界。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中美建交后的最初4年，科学院和下属的各研究所邀请回国讲学或探亲顺访的外籍华人共计500余人，而且大多讲授的都是70年代刚刚兴起的学科前沿内容。虽然这种培训方式离真正地赶超世界先进技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至少部分弥补了国内科学界与世界先进科技的差距，短时间内培养出了一批在各学科领域内颇具发展潜力的骨干学者，为中国后来的科技发展迎头追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除了回国内讲学，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也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国内人才断层的必要措施。1978年1月，根据丁肇中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选派了唐孝威等10名中年科技人员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工作学习。1978年6月23日，为了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中央确立了“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的战略决策。同年12月26日，首批50名公派留学生启程赴美。1979年5月17日，李政道针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无便利渠道的困境，主动向中央领导提出创设“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即说服美国著名大学破例在常规的招收研究生计划之外，在中国另外联合招考研究生，并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培养。这一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国家科委的大力支持。随后，经两次成功试点，李政道于1980年5月正式开展CUSPEA计划。他利用自身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向美国50多所高水平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200多封邀请信，引荐中国留学生。此后，加入CUSPEA计划的美国高校越来越多，最后增至97所，到1988年此项目终止时，共有915名研究生被录取到美国的76所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总额近亿美元的留学资助。1980年9月，丁肇中在回国访问时与中科院确定每年派一批青年学者到他的实验室学习的培训计划。截至1988年，中国先后有260名科技人员到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接受培训，一大批科研人员成长为高能物理实验人才。受CUSPEA 项目启发，1981年，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教授吴瑞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从1982年到1989年，这个项目共选派了422人前往美国90多所大学攻读生化博士学位。1983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也开始在中国教育部的支持和组织下，实施陈省身留学项目。这个项目由陈省身负责联系美国的高校，每年选送20名国内高校数学系的学生到美国留学，前后一共组织了6届。正是在各领域华裔科学家的鼎力支持下，中国政府于1978年确定的“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的战略决策得以真正落地。1983年，赴美留学生及访问学者的数量就猛增至19 000名。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融入跨国科技网络是提升我国科研水平、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学者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极其有限。1978年开放之后，除了少数老一代科学家，如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等，因早年留学美国而在国际科学界还有一些故交之外，新一代科研工作者与当时的国际科学界均没有联系。改革开放后，华裔科学家在前期回国已相对了解国内科研水平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之上，凭借自己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与人脉“像蜘蛛织网”一样“一点一点”帮助中国科研工作者建立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当时主要采用三个途径：第一，华裔科学家积极邀请中国科技工作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相应环节特别安排中国科研团队进行展示。如20世纪70年代末，经田长霖积极引荐，中国航天专家首次在美国第14届宇航热物理会议上作了3次高水平报告，影响极大，提高了中国航天学术界的国际地位。这期间，由于华裔科学家的多方引荐与联络，中国科技工作人员在国门刚刚开放后的几年内就迅速消除了隔阂、融入了国际科学界。以中国科学院为例，1977年以前，平均每年只派出二三十人参加五六个国际会议，1978—1979年间有多达274人参加了涵盖25个学科领域的100多个国际会议。1977年以前只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组织，此后的两年时间内就增加到17个。又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79—1981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前往35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参加了260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共计800余人次。而 1978—1986年, 仅中国科学院就有100 多名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不同职务, 近20人被选为主要负责人。第二，华裔科学家主动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提升中国在全球科研格局中的地位。1980年，在陈省身的积极联络与筹办下，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的国际学术会议，本领域的国际一流专家学者悉数到场。后期该国际学术会议又连续举办6次，为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成长为中国数学最强的两个分支奠定了基础。1983年5月，冯元桢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和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等的支持下，在武汉发起并组织了首届中国、日本、美国联合生物力学研讨会（后扩展至中、日、美、新加坡四国）。该研讨会后期又连续举办5届，对推动中国生物力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1985年间，由国内各学会、科研院所及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就多达210次，其间华裔科学家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建立学术互访机制、促成科研合作项目。为了让中国科研工作者更好地利用全球科研资源，华裔科学家积极利用其海外的人脉和资源，牵线搭桥，促成中外科研机构在多个领域的学术互访与合作研究。这一点在中美科技合作领域最为突出。在整个80年代，许多华裔科学家多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主动承担起中美两国科技合作的桥梁与媒介的作用，切实落实一个个具体的合作计划。中美两国建交仅10年，双方已在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科技管理和情报、计量和标准、工业科技管理、大气、海洋和渔业、医药卫生、水电、地质等27个领域达成了政府间对口部门的合作，涉及自然科学100多个专业，人员交流约5 000人次，美国成为与中国科技交流发展最快、合作规模最大、合作层次最多的国家。中美科技合作的蓬勃发展虽然源自美国政府的国家战略考量，但是华裔科学家在其中的联络协调不可或缺。

二 科教体制改革中建言献策与参与现代化建设（1983—1985）

1978年以前，中国采取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科技发展体系，其显著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这种体制在以往国力有限和国际封锁的条件下具有集中力量攻克重点科技问题的优势。但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和中国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原有科技体制中的深层次结构弊端日益显现，科技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1983年起，中央开始逐步酝酿科技体制改革。6月13—19日，国家科委邀请30多位中国专家与20多位计算机、生物技术、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的华裔专家一起召开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6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华裔科学家。此后一年半内，华裔科学家又通过书信、座谈、当面建言等各种形式就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向方毅、宋平、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建言献策。其中，关于有限的科技资源是优先用于基础研究赶超还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华裔科学家内部产生了两类不同观点。一类以田长霖、杨振宁、聂华桐为代表，主张科技的发展应着眼于经济建设目标，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民生搞上去。另一类则以李政道、吴京生、潘毓刚为代表，主张应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着眼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1985年1—2月，国家科委经中央批准，再次先后两次邀请来自美国大学、企业界和联邦政府研究机构的杨振宁、何毓琦、钱致榕等共25位华裔专家来京座谈，就刚刚起草的《科技体制改革决定》草案提出意见。经过一系列调研和讨论，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为我国后续持续推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方针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1984年10月，中央又成立了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为了充分借鉴国外教育体制的先进经验，起草小组专程飞赴美国征询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50多位著名华裔学者的意见。许多华裔科学家根据自己长期在美国高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的经验以及所受中西教育的切身体会，向起草小组坦诚进言。1985年5月底，六易其稿，约1万人次参与讨论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发布。华裔科学家普遍肯定了方案中对于教育投资的重视，以及对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方案，但认为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容有所欠缺。他们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潘毓刚提出“把教学和科研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学生管理自己”等切实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建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强调要认识到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是国家今后兴衰最主导的力量”，同时指出文件中对于“部委属院校”“高校与科学院关系”“高校与产业部门结合”三个最主要的问题谈得比较薄弱。

另外，为了给中国科研人员回国后创造有利条件，李政道于 1983年3月和1984年 5月两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选择国内有条件的研究所、高校和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试点设立“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 5月 21日，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李政道关于实施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意义、发展方向后，非常赞成，指示相关机构尽快落实。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已在 156 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 27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近千名博士进站工作，不少人成长为中国各领域的科技人才。实践证明，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高层次科学人才的培养、重点学科的建设、新兴学科的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展开以及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的逐步推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在此期间，在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华裔科学家、学者、工程师通过来华讲学、技术座谈、合作研究和创办合营公司等多种形式帮助中国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进产品质量，促进产业升级。彼时的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薄弱，产业水平较低，但是多数产业在启动之时便得到了处于产业最前沿的华裔科学家的指导，无形中避免了低水平建设和更曲折的探索。如在农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生物技术、实验动物学、农业生态、动植物育种新技术、动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许多新兴学科和新技术领域力量非常薄弱。华裔教授徐惠迪多次来华指导并协助我国“农牧渔业单克隆抗体工业性试验基地”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了马铃薯病毒试剂作为工业性产品的参照样，为单抗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作出了贡献。美籍教授张先光在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期间，先后举办禽病防治讲习班5期，共培训250名专业人员，无偿提供数十种病毒种和标准抗原血清，赠送两种美国最新禽用疫苗，极大缩短中国该类疫苗研制时间。再如在电子工业领域，1987年起美国无线电公司技术权威张可南被聘请为我国电子工业部高级顾问，具体指导东南大学电子学研究所的“八五”重点攻关项目——内偏高清晰度单色显像管和内偏高清晰度彩色显像管项目。经几年努力，东南大学电子学研究所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先后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支14英寸单色内偏高分辨率显像管和第一支21英寸平面直角内偏转彩色显像管，以及相应的单色显示器和彩色电视机。综观这一时期，回国参与建设的大多数华裔科学家不仅掌握着国际新兴产业最前沿的技术，还拥着丰富的产业实践经验，为我国各行业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促进了中国产业水平的提升。

三 助力中国高科技发展与培育本土一流人才（1985—1988）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相继提出新的高科技计划。国际争夺及国际竞争已经由军事霸权逐步让位于以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制高点作用日益突出。面对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产业浪潮，中央高层敏锐捕捉世界潮流，听取科学家意见，于1986年果断提出跟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方案，即“863计划”。该计划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战略性地部署“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七个领域作为突破重点，跟踪世界水平。这一期间，一批华裔科学家充分发挥其对国际前沿领域的战略判断能力和对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号召力，为中国科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赶超世界一流和培育本土人才提供了重要帮助。

其中，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便是典型案例。早在1956年，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就提出了“着手制造适当的高能加速器”的设想，但是由于后期国家财政投入有限、工业基础薄弱及科研水平不够等原因，这一计划经历了“七上八下”的曲折历程而最终搁置。1977年8月，建设高能加速器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鉴于工程重大又缺乏建造经验，国内高能物理界经过几次讨论之后仍未形成可行的建设方案。为了防止中国高能物理再次错失发展良机，中国科学院多次邀请李政道、丁肇中、邓昌黎、杨振宁、袁家骝、吴健雄等美籍高能物理专家出谋划策并提供具体指导。其中，李政道自1979年7月促成中美两国高能物理领域合作协议的签订以来，就一直积极投身高能加速器的建设，在方案论证、具体设计、工程机制运营、邀请国际专家、关键设备采购、培训青年学者、建立中美跨国合作机制等方面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另外，在李政道、丁肇中等人的积极联络与多方协调下，包括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所长潘诺夫斯基在内的美国五大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和联邦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主任朔佩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均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指导与支持。1988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使中国高能物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继“两弹一星”之后又一世界级成就。

此外，经过此前选派留学生与国际科研合作，到1985年国内各学科领域已基本扭转了人才断层的趋势。但是要落实中央提出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国本土培育一流人才仍是中国科学界亟需解决的课题。从1985年开始，华裔科学家逐步配合国内科研发展需求，将工作重心转向筹办国内科研机构、培育本土一流人才。1985年，经过前期的反复酝酿，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数学研究所。从1985年到1995年，他带领南开数学所每年邀请10名左右世界一流的数学大师到所里系统讲学，并确定一个前沿领域进行有组织攻关。到建所十周年之际，该所已举办了包括偏微分方程年、几何与拓扑年、可积动力系统年、调和分析年、概率统计年等共12次学术活动。在此期间，应邀来所讲学的外国专家有100多名，中国专家有500多名，可以说享誉国内外的数学家几乎都参加过这一活动。南开数学所也由此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数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一批高水平的中青年数学家在本土迅速成长起来。

1986年夏，李政道与同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的周光召多次会面讨论如何改善国内科研环境，进一步助力中国科研工作者在本土做出一流科研成果。后经李政道积极联络，刚成立的世界实验室主任安东尼奥·齐吉基（亦是李政道多年好友）决定拨付资金支持世界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建立联合学术机构。同年10月17日，世界实验室分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李政道担任主任。次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齐吉基夫妇和李政道夫妇，称赞成立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后期，李政道又联合多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该中心实施多学科前沿交叉研究，举办了数十次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带动了一批本土学者快速成长。同时期华裔科学家创办的人才培养项目还有1985年钱致榕联络创办的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1986年李政道领导的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BIMP）等。

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当时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华裔科学家多方努力捐资助学，切实推动我国青少年学子与科技人才的成长。其主要的形式包括：第一，捐助教育事业。许多华裔科学家慷慨解囊，自筹资金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如陈省身为解决南开大学数学所的经费困境，将其所获沃尔夫数学奖的5万美元奖金全数捐赠给南开大学数学所。1988—1997年，吴健雄和袁家骝夫妇为位于家乡江苏浏河的明德学校捐款共400多万元人民币。第二，成立教育基金。杨振宁于1985年左右利用其在香港的社会关系成立的“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向香港与海外募集资金，资助中山大学的基础研究。截至2007年，该基金会共募集资金2 000多万元港币。同时期，美籍华裔有机化学家刘承桓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建立刘湖涵教育基金会。至1993年，该基金会共资助约80个项目。第三，设立奖学金。1985年，李政道奖学金在苏州设立，每年奖励给苏州市当年获得高考成绩第一、二、三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1985年，针对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外语水平不够问题，朱传榘提出设立一个得奖面宽一些的“英语奖学金”，来推动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学习英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交通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奖学金。1988年，任之恭在家乡山西省设立“任之恭数理奖学金”，奖励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上拔尖的高中毕业生。第四，获取国际学会支持。为在中国从无到有地创办精算教育，段开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多次向北美精算学会提交希望获得经费支持的报告。1987年，其“关于支持中国发展精算教育”的报告终于在北美精算学会蒙特利尔年会上获得通过。从1988年开始，在北美精算学会的支持下，南开大学招收了第一批精算硕士研究生，并在培养方式上形成了邀请外国专家来华授课，采用国外原版教材的“南开模式”。

结 语

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刚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科技界想奋起直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不容易，更新科研理念、建立学术交流机制、重新融入全球科研网络……每一步的突破都困难重重。其间，已在跨国科技网络中浸润多年的华裔科学家群体，凭借自身深厚的科学造诣、较高的学术声望以及跨文化特殊身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与桥梁作用。

这一代华裔科学家多为20世纪前中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之后出国的留学生。他们基本都有国外生活、学习甚至工作的经历，后因中美关系变化等因素而滞留海外，加入外籍。这种兼具中西方社会工作、生活的人生际遇，让他们既拥有对世界科技前沿趋势的精准判断，又具备对中国国情的具体体察与认知，在推动具体科研项目落地与建言献策时更容易有的放矢，避免空谈，从而在助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独特优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电子信息产业的历史经验研究（1949—1978）”(23BDJ087)阶段性成果〕

来源：《史林》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