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训天：改开之初，《文汇报》三闯禁区

一、伤痕开启文学的春天

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我们回顾并重新审视。这就是由《光明日报》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文汇报》发表带有明显怀疑文革与否定文革的“伤痕文学”带来的反思潮。

北有光明，南有文汇。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文革”定性还在“一分为二”和稀泥。

他们冒着巨大风险和压力，敢于挑战，勇于闯关，为思想解放运动穿针引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揭幕人。回顾历史正本清源，本文将介绍《文汇报》在改革开放之初所经历的三次重大事件。尽管有些事情被遗忘，甚至被扭曲。我们复述真相，在实物与证据面前还原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追求真理的顽强与坚定，文明进步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1978年4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评论专业的学生卢新华所在的班级要出墙报，班委会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

24岁的卢新华写了一篇叫《伤痕》的小说。这篇小说完成于未婚妻家中的阁楼上，以缝纫机为案，他趴在上面不停地写……写着写着，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稿纸都被打湿了。

《伤痕》的主人公是个叫“王晓华”的女学生。“王”是卢新华母亲和岳母的姓氏，“华”是卢新华和当时未婚妻名字中共有的字，“晓”象征了黎明将至。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16岁的女学生王晓华，父亲早逝，因为母亲被错误打成叛徒，在当时的极“左”时代环境中，年少懵懂的王晓华与母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提前下乡。九年的时间，王晓华一直拒绝着母亲，决绝地拒绝母亲的来信和寄来的东西。所有来信和寄来的东西她都原封不动地退回。王晓华一直生活在家庭成分问题的阴影中，她变得沉默寡言，尽管她拼命工作，但还是因为家庭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她的生活和爱情，她的内心始终处于痛苦矛盾之中。

后来她收到一封陌生地址的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母亲写来的，说她已经平反了，母亲之所以这样寄信是担心信会被原件退回。

此刻，她仍然不相信这个“叛徒”，怀疑这是母亲的一个计谋，直到母亲单位去公函，她才决定回去。等她赶到病房，重病缠身的母亲刚刚去世，她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1978年8月11日，上海的《文汇报》破例以整版篇幅，刊登卢新华的这篇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的短篇小说《伤痕》。于是，“伤痕”这个词很快成为一个文学思潮的代名词，而小说的出版过程则充满戏剧性，也反映出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卢新华，男，1954年出生，江苏如皋人。他下过乡，当过兵，1977年恢复高考，在工厂当工人的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伤痕》完成后，卢新华对自己的作品很滿意，他找老师看能不能联系刊物发表。当老师看完稿件之后，很肯定地对他说：“以我在刊物工作过的经历，这样的作品肯定不会发表。”

他沮丧地将稿子放入抽屉，说十年以后再看吧。

班上来人向他催稿，他随手将稿子递了过去。于是，《伤痕》便出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墙报《百花》上，引来全校学生观看，复旦校园哭声一片。《文汇报》编辑钟锡知，从复旦中文系教师孙小琪那里听说了此事，便要来手稿阅读。

读完后，他意识到这篇小说从根本上质疑了“文化大革命”、以及酿成这场惨祸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虽然发表这样的小说有政治风险，钟锡知还是打算发表《伤痕》。在编辑部内部对《伤痕》也有不同看法，文艺部负责《风雷激》副刊的徐开垒明确指出小说不宜发表，而以文艺记者路远为首的一部分同志则公开支持徐锡知的决定。徐锡知又花了两个月在上海、北京的文艺界广泛、反复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卢新华曾将《伤痕》寄给《人民文学》，在等待了两个月之后，得到的却是《人民文学》的退稿通知。

在《文汇报》总编辑马达支持下，徐锡知正式约见卢新华，表示《文汇报》会冲破阻力发表他的这篇小说。

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了一些地方，尤其是小说变成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根据马达的意见，徐锡知又把小说清样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查。副部长洪泽发回了书面的支持意见。于是，1978年8月11日出版的《文汇报》以一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伤痕》。

以《伤痕》为开端，在文学艺术界形成了揭露“文化大革命”期间种种苦难的文学思潮，该思潮虽以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发轫之作，但由于《伤痕》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一思潮被命名为“伤痕文学”。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伤痕》也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

从《伤痕》写作的时间线来考察，卢新华完成的这篇小说，并不一定迟过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它的问世，曲折漫长，惊心动魄。

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拨乱反正，《文汇报》顶着巨大的压力，敢于闯关刊登《伤痕》这篇已经被否定了的作品，彰显了真正的报人精神。体现的是文学的本质与真意。要知道《人民文学》是当时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刊物，被它否定了的作品《文汇报》也敢登！不过，后来的事实，也反过来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伤痕》的发表堪称文艺界思想解放的破冰之作。

一个多月之后，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演。1978年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10月28日开始破天荒地连载《于无声处》剧本。后来，这部话剧也成了“新时期话剧发轫之作”。

一篇文章的突破，迎来的是一个文学的春天。

纵观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最大化地释放了各个领域的生产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

二、雷达手表广告引发轩然大波

1979年的3月15日，上海《文汇报》和上海电视台雷达表广告事件，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条外商广告——瑞士雷达表。它记载了中国打开国门的一个瞬间，引发的冲击波让人始料不及。它是中国广告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有人将1979年定义为新中国广告元年。

其实，上海人对广告是不陌生的。这座城市开埠后，外商就带来了销售商品的各种广告手段，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广告的发源地之一。先在上海滩露脸的是报纸广告，1862年（清同治元年）创刊的《上海新报》首先刊登广告。然而，百年之后，从1966年至1979年的13年中，报纸上不见任何广告。13年时间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广告的认识，仿佛广告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

1979年1月14日，曾经担任上海广告公司的总设计师、总策划、高级撰稿人和创作总监的丁允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广告正名》的文章。他认为，“广告并非摆噱头、吹牛皮的资本主义生意经”。这篇短短千字小文章，为媒体吹响了恢复广告的号角。

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达表广告刊登在当日《文汇报》第三版下面，比第二版上海超声波仪器厂的广告要大一些，广告的中间是三款手绘雷达手表。

我收藏了这天的报纸，并且将它拼接在一起，因为在报纸第四版有一个欢迎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沪演出的广告，上面有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跟有些文章中介绍的有出入。

这天上海电视台在实况转播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沪演出，中场休息时间时，播出了瑞士雷达表广告。

仅仅几个镜头，拍摄手法极其简洁——一位风流倜傥的西方帅哥，打着黑色的领结，像是约会爱慕的女友，手腕上一块雷达表。金发女郎含情脉脉。雷达表特写，银灰色四方表盘，黑色指针和雷达表礼盒。这个广告播了两次。

电视台不仅播了外商广告，而且用了英文原版配音。

于是，“崇洋媚外”和“出卖主权！”的批判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在舆论的压力下，时任上海电视台台长邹凡扬和广告部主任汪志诚被迫调离电视台。

一条广告与“出卖主权”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已恍如隔世。它再清晰不过地标示了思想前行的艰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雷达表广告风波已经过去很多年，但一这道填空题，帮我们记录和证明了这段历史。

2020年，山东省淄博市高一第二学期历史期末调考，有这样一道试题：

1979年3月，《文江报》和上海电视台先后刊登和播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条外商广告——瑞士雷达表。但是广告播出后在当时却激发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出卖主权”“崇洋媚外”，各种敏感评价导致电视台负责人被调离。从中可得出如下结论：

A.广告宣传的是高消费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B.改革进程中存在开放与保守的对立态度。

C.新兴文化严重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D.中央与地方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时至今日，开放与保守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命题。广告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高档手表也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此，我有很深的感触。

我家以前有一个铁饼干盒，上面有一只很大的公鸡，还有提倡使用国货的广告词。我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总觉得这饼干的“干”字是一个错别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家里大人突然对这个民国时期的饼干盒感到害怕，因为上面有些老的广告词，担心惹火烧身，于是砸烂之后当废品卖了。我父亲有一块瑞士手表，在那年月这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一直用布包着藏在衣柜的暗格中。那表带很特别，是用像回形针一样的钢丝做的，有很大的弹性。当我偷偷翻出来玩的时候，我妈见了会大发脾气。

时过境迁，今天看来，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一个饼干盒子和一块手表它能干多大的坏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悠久，创建于延安时期，直到四十年后的1980年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建台以来的第一条商业广告。

1988年，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广告学专业。

1994年，北京广告学院成立我国国内第一个广告学系。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至此广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再怀疑它。

把时间回到1979年，当瑞士雷达手表广告播出之后，共有700多人到黄埔区的钟表店询问雷达表的情况，尤其是那个“永不磨损型”。当时一块雷达手表的价格相当一个上海普通工人20年工资。雷达表在播出广告之后，中国的市场上整整四年都没有雷达表卖，这在广告学上这叫“饥饿营销”。其实，雷达表何尝不是在观望和等待，国门是否真正打开？

首登外商广告，《文汇报》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几十年后，央视成为广告的最大受益者，价高者得，在黄金时间段，竞标广告的费用，每秒更是以千万元计。从而造成全国上下虚假广告泛滥成灾，贻害千家万户，这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三、科学的春天捅马蜂窝

2018年1月18日，文汇报公众号发了篇纪念文章：记忆中的文汇春秋——五位文汇报老报人讲述他们的那些年。

这是一张被称作“知识分子的报纸”，这是一张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报纸。

2018年1月，中国大陆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日报之一《文汇报》迎来了创办80周年的重要日子。

文中有5名老报人的讲话视频；其中，83岁的《文汇报》著名记者郑重讲他因为写一篇文章而捅了马蜂窝的经过。

1979年11月27日午夜12点，《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马达和副总编辑陆灏将记者郑重叫去报社，很严肃地对他说：文章明天就要见报了，政治上我们负责，事实上你负责。

第二天，即1979年11月28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刊登记者郑重的文章《原子核在内耗》。文章见报立即引起轰动，市委打来电话，你们报社一个小记者怎么公开批评我们两个局级干部？

当天晚上马达去市委答辩，马达走到门口又转了回来，他心虚地拉上副总编辑陆灏。郑重说，马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而陆灏是抗日战争之前参加工作的干部，这是不一样的。

后来，事情闹到北京，方毅派一个局长过来调查此事，郑重说我的釆访笔记是有编号的，上面记载了所有釆访细节还有照片。他的一百多页釆访笔记被一一拍照调查。

郑重最后笑着说：“我们没有失败！没有失实！”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竟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可是怎么也查不到。最笨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当天的报纸。好在关注度并不是很高，这张报纸居然被我买到了。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郑重本人和他在视频中讲到的三个人。

郑重，字若清，号大泽乡人，斋名百里溪，安徽宿松县人，出生于1935年。《文汇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马达（1925-2011），安徽安庆人，回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

陆灏，192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无锡。1937年去延安，1938年入党，1943年任《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编辑。1948年后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1958年开始，历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方毅（1916年—1997年）福建厦门人，1931年入党。方毅是中国对外经济、科技领域的杰出领导人，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时间已经过去了46年，今天再看这篇文章依然令人感到震惊！如此的尖锐和大胆，实名公开，且毫不留情。从报社的编者按就足见其火药味之浓！

编者按：这篇通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能源在“内耗” 。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为什么不能转到以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很好地贯彻落实？科技人员为什么不能集中精力、心情舒畅地开展研究工作？这些问题又为什么长时间解决不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党委主要领导干部之间，受派性流毒的影响和侵蚀，互相牵制，搞“内部消耗”。在全国人民都在团结一致奔向四化的时候，难道能心安理得地让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希望，原子核所及其上级领导部门认真采取措施，迅速克服这种“内耗”现象，也希望存在这种“内耗”现象的少数单位认真议一议，自觉改进。

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人们知道了数学家陈景润的处境。

1978年3月，中国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作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报告。因此，1978年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间到了1979年《文汇报》记者偶遇核物理学家张家骅，得知了他的处境，决定釆访和写一篇文章。

如果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让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文章，是打开科学春天的大门，那么这篇文章则是具体地揭示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徐迟写关于科学家的系列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为纪念他迫害致死的弟弟。

徐迟之弟徐舜寿（1917—1968）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主任、中国首架喷气式飞机总设计师、学生中有多名两院院士。1968年1月6日，遭受迫害致死，时年51岁。

郑重偶遇的这位科学家叫张家骅，是个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放射性同位素应用领域创始人之一。他是1955年和钱学森同期回国的科学家。

张家骅（1915年4月11日——2010年1月20日）。1962年张家骅就是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打击。

“现在研究什么新的课题？”

“业务工作很难推动。”

张家骅淡淡地回答，并且立即将话题转开。

“我们到所里再谈好吗？”

“不。到所里你别找我。”他的声音很低，几乎带着一些请求。

“为什么？”郑重问他，不知他有什么隐衷。

“我怕卷到矛盾中去，我是再也经不起风浪的冲击了。”

在科学春天的日子里，这位科学家为什么还有那么一种“紧张感”？

这正是记者和编辑决定组稿的原因。

此研究所直属中国科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学研究所。当时所里的两个主要领导有矛盾，间接地在下面形成两派。很多工作由于意见不统一而“搁浅”。

所里没有懂行的业务所长，所里学术委员会没有成立，研究室没有学术小组，学术研究方面没有人把关，科研成果没法鉴定，国际上的学术交流没法参加，没有符合科研规律的规章制度，科研人员可以随意开题，领导上也可以随便停题，这样就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和科研指挥系统上的不健全。

所里开会讨论准备向上级提出任命一名主管业务的所长，由于意见不统一，会上定不下来，书记只能以个人名义向上级建议。关键是出在人选问题上。出在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问题上，此节内容避免节外生枝，只好截图为证。

报纸截图

由于张家骅是从海外归来的，很长时间被怀疑为特务，一直是被审查、被控制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都结束几年了，有些人对科学家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黄天生原来是所里的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由于受迫害后精神有些失常。在复查工作中，为他恢复了名誉。从此他拼命干工作，将自己累病了。在医院他还在给党委写信，为把科研搞上去出谋献策。

郑重去找黄当时的主任问情况，此人说：“黄天生有组织能力，有管理水平。他原来是总工程师，现在还没有宣布总工程师的职称。”

记者问：“为什么不宣布呢？”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主任回答不上来，这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通过下面的对话或许会找到答案。

主任：“知识分子嘛，看不起工人师傅，有些翘尾巴。”

记者：“表现在什么地方？”

主任：“他希望成立学术委员会，自己想当学术委员会，还想进党委。”

在这个研究所，张家骅和程晓伍两位是研究员，黄天生是总工程师，此外还有副研究员、副总工程师12人，科研力量是雄厚的。然而，这些科学家，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得到重用，而且还深受限制。

有一次上级部门通知张家骅去开会，通知上明明写着叫他一个人去的，可所里要求增派人参会，说：你一个人去，回来工作推不动。

说张家骅一个人参加会议回来后无法贯彻，到底是为了贯彻落实任务，还是对他不放心呢？这位老科学家对此很有想法，那种“紧张感”也不是凭空产生的。

为了科学和科学家，记者和编辑们真是拼了，他们捅了马蜂窝，得罪了很多人。文章见报不久张家骅被任命为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再后来他成了名正言顺的所长。

科学权威管科学、技术权威管技术，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改开之初，竟然要靠媒体来推动。如今的大环境，类似的情况，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一篇舆论监督的文章成为无冕之王的荣誉记载！

文汇报是一份很有个性与特色的报纸，人文气息浓厚。是一份宣扬传统文化，为知识分子发声的报纸。它的创刊与发展，留下很多传奇故事，卖个关子，容后再续。

来源：鸿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