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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耀根：蛇口社区记忆丨蛇口的新闻改革和社会透明度（二）

发布时间：2026-09-03 15:14 作者：韩耀根浏览：316次

二、适逢其时的蛇口新闻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到1984年后渐渐进入高潮，蛇口工业区建设也初具规模，以袁庚为首的蛇口人独创的“蛇口模式”也逐渐成形，并向全国推广。《蛇口通讯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应当说生逢盛世。而其以提高社会透明度，立足于推动社会变革，以推进蛇口经济发展作为办报宗旨，也是适逢其时的，这其中包涵天、地、人三大要素。

天时，适逢其天

改革开放是对闭关锁国的历史挑战，显然，政治大环境必须要适度寃松，反映到新闻界则要與论控制尺度上必须作些调整，采编审稿环节上亦会相应有所改变。例如，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在陪同邓小平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写了一份新闻稿，按照以往规矩，李肇星把稿子必须先交邓小平审稿，惯例是从严修改，从严把关，只有经过邓小平签字同意后方能见报。但是这次邓小平却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回应李肇星：“你是当事人嘛，不审了，由你负责到底！”这就一下子把新闻采编的责任制说请楚了。作为重视信息研判的蛇口袁庚获此消息，把《蛇口通讯报》总编找去，当面交代说：“在蛇口办报要实行总编负责制，你今后不用事事请示党委和管委会，有权独立判断，独自发稿。”在他的授意下，报社体制也改变成与宣传部同级，并不受宣传部辖制的“特殊宣传体制”。这也是当年改革开放的宽松大环境下“特事特办” 的产物，对报社提高蛇口透明度产生极大帮助。

特别是蛇口工业区最早起步于中国经济特区，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希望之窗”，受到中央高层的青睐和国内外著名人士的围观是必然的事情，这也为《蛇口通讯报》提供了内地报纸所没有的新闻资源。而这种带着明显改革开放印记的“新闻资源”（人物和事件），其权威性、导向性以及反差性，都会给读者带来极其强烈的刺激和印象。而正是这种内地传媒所不具备的“天时条件”，造成《蛇口通讯报》抓住透明度做文章，其辐射效应和长尾效应都特别显著。

地利，“适逢其地”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是经济特区，深圳蛇口要比其他三个经济特区发展得更快？同是经济特区传媒，为什么唯有《蛇口通讯报》能获众多殊荣？我认为，“毗邻香港”的地理因素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而由香港招商局开发的蛇口工业区，地处深圳南头半島，与香港隔海相望，从蛇口码头过海关仅需15分钟时间，坐船到香港油麻地码头上岸也仅需半个小时，通关手续简单，人流物流便捷，信息流通高度畅通。加之，蛇口工业区以吸引外资为主，又是全球著名海上石油基地，洋人港人云集于此。有人统计，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已变成蛇口人，《蛇口通讯报》的基本读者成分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只能突出透明度，不断改善蛇口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才能更好满足于蛇口广大读者的信息需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蛇口工业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特别是香港招商局所创造的“蛇口模式”已经摆脱国内的计划经济模式，引进香港市场经济有益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报纸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蛇口已经发生变化的经济基础，此时如果仍旧照搬计划经济时代办报方法，显然会与蛇口的社会相脱节，不适合基本读者的阅读口味，无法吸引读者兴趣。所以，《蛇口通讯报》必须作出新探索，应变求变，办出一张有别于完全由计划经济支配，而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崭新报纸出来。毫无疑问，提倡“透明度”应当是其重要的题中之义。

人和，“适逢其人”

世上要办成任何一件事，关键因素在于人。蛇口工业区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胡耀邦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才得以“杀出一条血路”，创造出“蛇口模式”。要不是邓小平及时肯定蛇口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有争议口号，并让她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也许这句口号最终会胎死腹中。要不是胡耀邦在经济特区遭受质疑的关键时刻，不失时机赶到蛇口肯定袁庚有关选举干部的社会变革设想，也许蛇口的领导层一直会沿用内地一样的上级任命制，照样坐在铁椅子上不受监督，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谈不上什么透明度了。要不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十余次亲临蛇口指导，帮助蛇口冲破遇到的阻力，并在全国积极推广“蛇口经验”，也许蛇口会被诸多发展难题所困扰，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棵参天大树。还有中央各部委和省市领导对蛇口的爱护和支持，更不胜枚举。

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第一张企业小报——《蛇口通讯报》，本来就是在中国报刊园林中试种的一棵小小幼苗，那么不起眼的一株幼苗，想不到后来会成为一棵众所瞩目的奇异树木。这自然与新闻同行的集体培育和精心提携直接相关。在《蛇口通讯报》成长过程中，正是在上自中央一级媒体名人如《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下至广东省级党报《南方日报》社长丁希凌、《羊城晚报》总编辑许实（微音）等人的殷切期待和亲切指导下，才使蛇口企业小报跻身于中国优秀报刋之林。特别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著名新闻学教授张力奋，和深圳信息传播学院的庄向阳老师等人对《蛇口通讯报》的长期关注和专题研究，以致最终使蛇口企业小报在中国报刋史，乃至世界近代报刋史上也留下了她的光彩脚印。

当然，能以提高社会透明度为己任的《蛇口通讯报》之所以有所成就，决计离不开与她有共同价值追求的蛇口人以及其他地区广大读者的深情眷顾。他们为她写作投稿，为她义务发行，尽其所能维护她的生存和发展，传播她的价值和品牌，使她得以在艰难困苦中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其中，《蛇口通讯报》全体同仁的努力付出，理应值得肯定。

说到“适逢其人”，理所当然首选袁庚，新闻界称袁庚为“蛇口教父”，“开放旗手”、“改革闯将”。

首先，袁庚有崇高理想目标。

文革中袁庚受到残酷迫害，获得平反后他到上海船厂调研时发现，十年浩劫熄灭了人民建设家园的理想和热情，工作变得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这样下去中国不消亡天理难容！”他曾如此大声疾呼。不久，他被调到交通部直属香港招商局出任领导，他怀着报国之心上书中央，提议建设蛇口工业区开展出口加工业务，实际上首先提出开放政革概念并获得中央赞同和支持。那么，袁庚究竟要把蛇口塑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呢？他是有强烈追求的。他在号称“蛇口黄埔军校”第三期培训斑结业和第四期培训斑开学典礼上说：“两千多年前，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用世外桃园去斥秦之暴政，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曾出版过《烏托邦》、《太阳城》之类，我年轻时读过，但现在已模糊了。它们都属于不满现实的幻想之作。而我们要塑造的却是思想境界很高的社会，是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桃花源’”。后来袁庚把它称之为“试管”，从他的表述中，这个社会可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没有心理恐惧，允许正当批评的社会；二是没有专制特权，实现人民民主监督的社会；三是没有任人唯亲，推行量才是用的社会；四是没有贫穷匮乏，实现百姓普遍富裕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句话，他要把蛇口打造成“精神上和物质上双高水平的人类宜居城市”。这是一个极具有吸引力又极富有人性化的理想目标。而袁庚又善于利用公众传媒，把理想及其实施部署和步骤，向全体蛇口人透明，使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其次，袁庚有实干苦干精神。

袁庚提出的理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通过蛇口的一项项求真务实的计划，一个个脚踏实地的项目，带领蛇口人去夺取一串串丰硕成果，一步步向目标接近，再接近！蛇口争时间，讲效率，重实干，反空谈。什么事都喜欢摆在桌面上，讲话奔主题，不藏着掖着，干活奔目标，不拖泥带水。就这么透明简单。袁庚说，他为投资一个项目，向银行举了一笔债，往往会彻夜难眠，惊出一身冷汗。蛇口的干部为了工作而顾不了家，普遍受到家属们埋怨，为此得了“蛇口牢骚病”。蛇口各办公场所和居民小区往往深更半夜还是灯光通明。这些都印证着袁庚向蛇口人提出的第二句口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已溶入蛇口人血液之中。

三是袁庚有自省包容精神。

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袁庚在蛇口虽身居高位、一言九鼎，然而他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在他倡导的“透明度”字典里，一是强调敢想敢言的“蛇口男子汉”精神，对蛇口不正之风要勇于公开揭露；二是敢于揭他本人之短，“向我开炮＂。他不仅不打击报复，给人穿小鞋，还比喻为“国宝熊猫”加以保护；三是有错必纠，不推卸责任，更不搞“造神论”。在蛇口，袁庚有权威，但又经常受到挑战。对此，他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总是冷静地自我反思。晚年他对于反对过他的人一概释然，说“如果没有他们反对，也许我会犯更多错误。”为了避免犯错误，他多次对创办《蛇口通讯报》的人讲，既要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又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有错就改。一旦当报纸坚持透明度原则而被人责难，追究责任，甚至面临停刊危机时，他又会勇于担当，立即站出来说“此事不能怪报社，我们已经放了权，总编有权力决定版面、刊用文章”，极力为报纸挡风遮雨，让报纸安然渡过难关。《蛇口通讯报》的全体同仁对于袁庚的人格魅力都十分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