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燊 ：改革开放初期胜利油田的经济责任制改革

石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陷入困境，石油产量连年下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国家开始对石油工业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力图破解石油工业发展的困局。经济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初期石油工业乃至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谈及经济责任制，首钢、二汽等企业更为人所熟知；论及工业领域的包干，学界更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企业承包制。事实上，石油工业是经济责任制改革的先行者，自1981年起开始实行包干，是中国工业部门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包干的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国企改革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学界对于宏观层面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较为关注，侧重考察国企改革各阶段的特点及演进过程。有学者呼吁加强对微观层面国企改革实践的研究，但受制于“企业档案的可获取性”，目前学界对微观层面国企改革具体实践的研究仍稍显薄弱。有关改革开放初期石油工业发展及石油行业的国企改革的论述，多侧重于政策概述或散见于行业通史性研究中。对微观层面国企改革具体实践的考察至关重要，只有将改革置于企业发展进程中，才能真正揭示改革的演进与成效。

胜利油田是当时全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同时也是石油工业中率先进行石油包干试点的单位，在石油工业发展及体制改革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利用企业原始档案，考察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关于石油工业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设计，分析胜利油田推行经济责任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并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深化对石油工业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复杂面相的理解。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胜利油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石油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着重要影响。石油不仅是工农业不可或缺的动力资源，更重要的是，石油可以换取外汇，为国家带来巨额经济收入。1961年至1985年，石油出口创汇总额占全国出口总收入的16.1%。胜利油田是中国主要石油生产基地之一，1978年原油产量达1946万吨，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胜利油田自1974年开始出口原油，到1985年底，累计出口原油3348万吨，为国家换取外汇56.9亿美元。

与石油之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这一时期石油工业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石油后备储量不足：“一九七七年采出一吨原油，后备地质储量只有六十多吨……低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平均储采比（九十比一）的水平。”采储比例失衡导致原油产量连年下降，197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1.06亿吨，1980年降至1.05亿吨。1980年10月，国务院表示：“明年石油的产量比今年大约要下降四百万吨或者还更多一点。在当前能源缺乏的情况下……对生产、对财政收入、对出口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主要油田中，胜利油田原油生产情况更为严峻。自1979年起，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逐年下降，1979年油田原油产量下降到1865万吨，1980年又下降到1759万吨。

石油产量下降，既有油田自然递减的客观规律，也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主观因素。为破解石油工业发展的困局，国家开始对石油工业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胜利油田作为老牌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存在过于集中的问题：“二级买个自行车也要经过油田批准才行。”1978年11月，油田基层干部会议指出，油田在企业管理上存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导致企业缺乏生产的动力，“有的同志精神状态不振，工作谨小慎微，工作起来等上头，看风头，对上应付着点，对下哄着点，为好人的事争着点，得罪人的事躲着点；或有的是斗志衰减，混天聊日”。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按照五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对扩大企业自主权作出了具体政策规定。胜利油田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开展。1979年6月17日，油田成立经济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和制订经济管理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12月6日至8日，油田召开经济工作管理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办法》（试行草案），对扩大企业自主权、改进计划管理、广开财路、企业基金再分配、基本建设和地面工程维护合同制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从1980年1月开始，凡条件具备的单位可以实行这个试行草案。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诸多举措中，利润留成是核心问题。1980年9月，国家经委在总结前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时指出：“一年来的试点，主要是试行了利润留成办法。”利润留成实际上是奖励制度的一种形式，即企业“经营有盈利的，可以按照国家核定的比例留用一部分利润，用于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奖励制度在1978年便已逐步推行。1978年5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正式明确：“在实行计时工资的同时，应当辅以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利润留成是在逐步总结奖励制度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实行奖励制度初期，“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包括提成工资），一律从工资基金项下开支”。这种奖金提取方式导致了滥发奖金：“不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搞得好坏，是盈利还是亏损，所得利润是多是少，奖金照样按工资总额比例提取和发放。”胜利油田滥发奖金的现象比较突出。部分单位一二三等奖实现了人员全覆盖，且奖金机械地分为三等，因此出现了“轮流坐庄、或抽签抓球等平均主义的倾向”；有的小队在超额完成计划后，由于超产奖金是固定的，故而产生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思想，甚至害怕继续干下去，出现事故反而得不到奖金，因此一旦超额完成任务后，就会放慢作业速度，甚至找借口停工。国务院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奖励基金，是在产品比价不尽合理、企业盈亏原因很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办法，它本身就含有某些不合理的因素。”在奖励制度的实践中，国家和企业对经济规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利润留成将奖金与生产挂钩，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奖金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实行企业利润留成，改变目前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生产的发展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起钩来。”

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原油生产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实现盈利。因此，胜利油田依据各单位盈利状况实行差异化的留成方式：对于生产较稳定、有利润计划的单位，实行利润留成；对于没有利润计划或盈利水平很低的单位，实行固定提存加成本节约留成或固定提存加利润留成。此外，油田是一个综合性企业，下属单位之间工作性质差异较大，就奖励效果而言，不同单位之间常常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如生产单位面临的生产不确定性较大，很可能因无法完成计划而得不到奖励，但后勤单位基本不存在计划大于产能的问题，而油田最重要的任务是原油生产，“这样就把事情搞颠倒了”。因此，针对设计、科研、文教、卫生等单位，油田实行费用包干，节约留成的办法，各单位编制本单位当年的费用计划，经上级批准后，在保质保量前提下，费用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留成。综合来看，对于盈利较好的单位，油田采取利润留成的方式鼓励单位增产，对于盈利较差的单位及后勤辅助单位，油田采取成本节约留成，通过内部挖潜激励单位降本增效，在经营管理改革上显示出了相当的灵活性。

在实行利润留成的过程中，胜利油田已经开始探索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办法。部分单位结合自身具体情况，试行多种形式的包干奖励制度。除前述后勤辅助单位探索实行“费用包干，节约留成”办法外，一线生产单位，如钻井单位推行了“任务成本包干，超产节约提成奖励”办法，明确了下属各单位成本包干的形式和范围，将职工个人利益同井队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把获取奖金的自主权放到了生产单位”，“各个单位想方设法，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部分油建单位、机修单位、采油单位试行了任务预算包干、任务工时包干、包井到人等多种形式的包干奖励办法。经过一系列探索，油田逐渐将包干作为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1979年11月，油田向山东省提出准备在全域实行“资金切块，成本（费用）包干，超产节约提成计分算奖”，1980年7月，接山东省批复，油田正式实行了这一办法。

包干增强了企业在生产中的主体性与主动性。为配合包干的实施，胜利油田将部分管理权下放给了二级单位：二级单位可以根据油田下达的季度计划及当月重点工作的要求，编制月度计划，在完成下达任务和有关增产节约指标的前提下，生产能力有富余时，可以广开门路，对外承担劳务协作、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生产或销售计划外非统部管产品和副产品，并从净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留成。二级单位可规定本单位和下属单位考核的经济技术指标，对油田切块分配的各种资金和企业基金，可自行安排项目。

加强经济核算是贯彻利润留成的重要保障。经济核算旨在改变过去只关注产量指标，不计算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不讲求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做法。1978年12月，胜利油田制订了《加强经济责任，实行内部独立核算试行办法》，采取成本、施工预算，费用计划包干的办法，实行“四级核算，四级管理”。油田一级为独立核算单位，计算全油田的全部成本和利润，各二、三、四级单位作为内部独立核算单位，计算本单位的全部成本和利润，四级单位（即钻井队、运输中队等基层生产队）中的班组也要进行班组核算，将经济责任贯彻到底。为了更好地将各单位的物质利益与生产结合起来，油田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实行提取企业奖金的办法，在油田8项主要经济指标中，产量、品种、质量、利润4项经济指标全部完成，可提取企业基金，其余4项每完成一项可增加提取比例。企业基金由二级单位集中使用，主要用于举办职工集体福利、举办农副业、弥补职工福利基金的不足以及发给职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金等各项开支。

客观来说，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国企改革的初步尝试，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扩权有限，让利也有限”。胜利油田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同样面临挑战。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受到原油生产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经营等客观条件制约，油田表示：“整个油田要实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办法，条件还不具备。”另一方面，改革“必然会遇到各种习惯势力的干扰”。油田提到：“有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对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性还不高……个别同志看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就产生怀疑动摇，比如奖金制度现在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有的人就说‘奖金弊多利少’，不如不搞。”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胜利油田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更多的是理顺油田与其内部单位的生产经营关系，而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油田的自主权相当有限。油田明确表示，这一时期油田是在“上级对油田没有扩大自主权”的情况下，对“内部某些管理制度和办法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国家在计划和管理上不松绑，油田生产始终陷于被动。在1979年8月的油田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某指挥部就表示：“我们是年年找米下锅，根本没有长远打算。胜利油田是年年压，压到一定程度就压不动了。你正正规规的搞吧，任务完不成，你想办法去完成任务吧，又违反开发条例。”由此可见，不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光靠企业内部的改革难以取得成效。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扭转石油产量逐年下降的局面，成为石油工业体制改革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石油包干政策的提出与胜利油田率先试点

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始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指出我国目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把企业作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否定了它的相对独立地位”。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深入，石油系统内部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渤海2号”事故成为重要转折点。1980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国务院作出决定严肃处理“渤海2号”翻沉事故》。石油部反思过去石油工业在生产上“不讲科学，盲目蛮干”，“做了一些超越客观可能性的计划”；在管理上“缺乏民主作风，不注意发挥企业干部积极性，不注意听取下面的意见”。

“渤海2号”事故在石油系统内部引发了剧烈思想震动。9月3日至5日，胜利油田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油田和各指挥部主要领导、油田机关各处室主要领导参加，就国务院对“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展开了深入讨论。会上，“只讲需要，不讲实际”的高指标成为众矢之的。某指挥部表示：“一亿〇六百万吨原油不知道怎么来的，安排任务，就象派税一样。”高指标严重破坏了油田的可持续生产。某处室指出，“大计划、高指标必然造成瞎指挥、胡干、乱干，破坏油田的科学开发……把后备油层提前开发。由于其他措施跟不上，使老油田递减速度很快”，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

依靠指令性计划强制贯彻的高指标令油田不堪重负。某指挥部表示：“咱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对待石油部的，只知道石油部压下边，压我们很厉害。”某办公室进一步指出：“压就是靠下命令，用强制办法压任务。”部分负责人将矛头直指石油工业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某指挥部指出：“石油部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强企业管理等方面是落后的。老是搞中央集权制，老搞试点，大锅饭不知要吃到那年月，这怎么能调动积极性……扩大自主权全国都铺开了，而我们还在试点。”某处室补充道：“去年的经济管理搞不下去就是因为石油部卡的太死，不给你权力，也不允许搞扩大自主权，今年还是不行，权力还没下放”，石油部管企业“是搞一统天下”，“管得死，统得紧，不给下边一点自主权”。

面对国家层面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经济责任制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石油系统乃至整个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国家计委表示：“从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开始实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就是要解决建立责任制的问题。”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权、责、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工业经济责任制的直接经验来自于此前已经推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是生产队对社员实行责任制，而工业经济责任制包括两个环节：一个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另一个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基础，互相结合，相辅相成”。1981年4月，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10月和11月，国务院先后批转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内容、原则、形式以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做出了规定。

石油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除了改革管理体制，一个现实原因在于受到经济调整的影响，过去重工业“高积累”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调整方针，尽管能源领域是经济调整时期的重点发展对象，但调整依然冲击了对能源领域的投入。1980年底，国民经济进入强制性调整阶段。11月28日，国家计委提出“一步退够的方案”，将1981年基本建设总规模减少为300亿元，在国家预算内中央安排的140亿元投资（比1980年减少80亿元）中，煤炭、石油、电力安排44.7亿元（比1980年减少21亿元），如此一来，“石油维持简单再生产还有困难”。

1981年4月，国家能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石油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证明年原油产量稳住1亿吨需增加今年钻井和油田建设工作量的报告》，提出了石油工业实行包干的初步设想：“一九八一年石油保证完成一亿吨，超产部分允许石油部出口，换回的外汇归石油部使用，弥补今年投资不足，尽可能多做些勘探、开发工作。”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批示：“尽快落实。在此基础上保三年。”石油一亿吨包干的具体内容是：包原油年产量1亿吨，包原油商品率94.5%，包成品油商品率90.5%，超产或自用油节约下来归石油部出口，出口油价与国内油价的差价收入由石油部使用，以解决资金不足，国家对石油是两保，一保电力供应，二保统配材料供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石油部部长康世恩指出包干有两大好处：一是在经济调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包干可以实现“以油养油”，二是包干能够给石油企业带来一定的好处和自主权，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果。

石油包干政策确定后，石油部选择胜利油田率先进行试点。之所以选择胜利油田，首先在于胜利油田是当时仅次于大庆的全国第二大油田，油田的稳产关乎石油工业大局：“大庆、胜利稳住了，石油工业稳产一亿吨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当时全国主要油田中，胜利油田产量下降的情况较为严重，油田对于稳产信心不足，“少数同志认为，胜利油田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实行包干政策是对胜利油田的一种激励，通过包干的改革杠杆激活内在经营机制，自我发展壮大。此外，胜利油田经过多年发展，具有完备的生产条件，“固定资产有二十九亿元，流动资金有三点八亿……有人，有设备，有家底，有基础，还有勘探的地区，要把这四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

1981年6月，石油部派出工作组进驻胜利油田，着手研究胜利油田石油包干的试点工作。8月5日，石油部发出《关于胜利油田原油产量包干试点的通知》，10月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转发了这一通知，认为可以按照胜利油田试点办法的原则规定，在各石油企业实行包干。胜利油田石油包干的具体内容是油田对石油部实行“五包”：包原油产量、原油统配商品量、外供天然气量、新增石油地质储量以及新区新增原油生产能力。石油部对油田实行“五定”和“三保”：定包干时间（1981年至1983年）、包干区域、包干资金、包干分成比例以及包干分成资金的使用，保统管物资和部管物资的及时供应、原油的正常外运和销售以及用电指标。针对过去石油工业中的高指标，石油包干以“加快石油勘探，合理开发油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效果”为目标，原油产量包1600万吨的指标较之前有了明显下降，并且“一定三年”，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同时使得油田在计划安排上更为主动。石油部表示：“包干按一千六百万吨的基数，超过了算你们的。这一点大家要放心，再不搞水涨船高，计划不搞加码。”

在“五包”的指标中，原油统配商品量对油田而言意义重大。石油部规定超产商品油部分由石油部组织出口，所得收入部与油田二八分成。超过原油统配商品量指标越多，油田的分成收入就越多，“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多搞一些勘探，福利基金和奖金也可以多得一些，为职工多办一些好事”，因此要“千方百计提高原油统配商品量”。油田要求开源节流，通过加强原油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等措施努力增产，同时大力压缩自用原油，降低原油消耗，在实行包干中要“规定明确的奖惩办法，调动积极性，努力节约原油”。油田内部规定节约1吨自用油，可以得奖5元，节约的自用油不计价，可以顶替计划分配的自用油；作业回收的原油，可以增加统配原油商品量，再得一份超包奖励。

实行包干，目的是发挥企业的自主性，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统得过死的情况。康世恩表示，包干就是“凡是基层能办的，交给基层；油矿能办的，交给油矿；企业能办的，交给企业。部里尽可能减少事务性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下去检查指导，研究一些大的、政策性的问题”。石油包干有两大原则：一是“四级包干，责任到人”，二是实行内部经济协议制。“四级包干，责任到人”是纵向上的经济责任制：“石油部对国家包干，各石油局对部包干，各采油处（矿）对局包干，各基层队对处（矿）包干”，将经济责任贯彻到底，“层层都要有详细的实施方案，要搞成自动化的组织生产，不要像以前从上往下压任务”。自动化组织生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实行内部经济协议。内部经济协议制是横向上的经济责任制，各个平行单位能够互相监督，“改变过去事事通过上级安排，出了问题责任不清互相扯皮的状况”。1981年初，在“石油部对体制改革没有新的指示之前”，胜利油田便已经要求“尽量运用合同形式，组织各单位之间的生产、劳务协作”。

胜利油田石油包干试点办法对内部经济协议制作出明确规定，突出了勘探和开发在油田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地质勘探和开发部门作为储量、产量、产能的包干单位，称为甲方；地质调查、钻井、机修、运输、供应等单位，承包油田勘探、生产的各项工程和服务工作，称为乙方；科研设计单位，为油田勘探开发制订方案，提供科研成果和咨询服务，称为丙方。1982年12月，石油部制定了《油田内部经济合同管理暂行规定》，对油田内部经济合同的种类内容，合同的监督检查、纠纷仲裁，发包方与承包方应负的经济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内部经济协议事实上在油田内部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按照试点办法规定，甲方可以通过招标择优选择乙方、丙方，乙方、丙方也可承担其他油田或单位的任务，展开竞争，所得收入给予一定分成。

自1981年8月起，胜利油田在27个基层单位率先进行了包干试点。基于此前经验，油田结合各单位的工作特点制定了7种包干和奖励办法：对采油单位实行原油产量包干，联产计奖；对钻井和地调单位实行任务成本包干，超产节约计奖；对建筑安装施工单位实行上交成本节约额包干，自负盈亏；对运输处、机修厂等辅助生产单位实行利润包干，盈利计奖；对水电指挥部实行总成本包干，节约计奖；对科教文卫单位实行费用包干，节约计奖；对农副业单位，实行任务亏损包干，超产减亏计奖。同时，在一些基层单位实行了浮动工资、计件工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一时期全国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普遍实行利润包干或盈亏包干不同，石油包干从一开始便将产量、质量等指标纳入其中，是一种更全面的承包经营制。这一时期的包干在继承前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中依据主要经济指标提取奖金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经济责任和经济效益的联系，通过几“包”几“定”，把主要经济指标全部纳入包干内容，围绕主要经济指标制定奖惩办法，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石油产品利润高昂，但仅靠利润指标并不能准确衡量石油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国务院指出：“企业创造利润的多少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石油包干更好地平衡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关系，与国家推行经济责任制的侧重点高度契合。经济责任制的“权、责、利”三者中，“责”是放在第一位的。国务院就表示，1981年实行包干“主要不是从体制改革考虑的，是由于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才搞起来的”。“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要生产，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

三、胜利油田经济责任制的全面贯彻

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了新要求。石油部表示：“我们的工作体制、工作制度、工作方法，都必须适应包干后的新情况的需要。”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全面治理。主要工作是认真整顿，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抓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职工队伍建设。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工作。

整顿企业领导班子是贯彻经济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干部选拔和任用的重要标准。在石油包干中，胜利油田强调各级干部要以“四化”为标准，“努力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经济理论，学管理知识”。1981年12月至1982年2月，油田对30个二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其中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专业人员偏少”的问题。

石油包干迫切需要以“四化”为标准整顿领导班子，这其中胜利油田对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更为急迫。石油工业在诸多环节需要重体力劳动，且石油生产昼夜不歇，对干部职工的体力、精力有较高要求。康世恩表示：“希望年轻的同志劲头足一些，我过去一天能上三个班，现在只能上两个班了，晚上再也坚持不了。”油田干部队伍中“突出的是班子老化，缺少年轻干部”。油田要求力争1982年底各二级班子平均年龄下降2至3岁，提拔厂处级干部年龄必须在45岁以下；油田高度重视年轻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要求各二级单位都要制定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五年规划，建立后备干部名单，采取具体措施培养后备干部：“有的可以选送大专院校进行深造，有的可以下去代职锻炼，有的由主要领导带上学，有的还可以指定为前线工作负责人。”到1983年11月，已调整的厂处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0.3岁降为45.3岁。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项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干部是石油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8月，康世恩在石油部实行原油产量包干动员大会上指出：“就石油工业全局来说，技术力量薄弱，技术不配套，这是要害。”这其中科技干部“用非所学”的问题较为突出。受到此前政治运动的冲击，胜利油田中的科技干部及知识分子长期被边缘化：“学农学的当保育员，学物理的当话务员，学法律的当出纳，学钻井的当农付业管理员，有的单纯当劳动力使用。”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要任务。1982年10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在国务院各部门企业整顿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要特别重视和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把他们当中既懂专业又会管理的优秀人才，更多地选进领导班子，这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一九八二年油田组织工作要点》强调对知识分子要“正确使用他们的专长，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组织领导能力强的，适合进班子的，要大胆提拔到各级领导中来”。1983年5月，油田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油田知识分子工作十条措施》，进一步强调要使科技干部有职、有责、有权，“属于科技人员职权范围内的事，他们有权审批或决定”，并解决好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待遇问题，拥有技术职称的知识分子，要按照对应的干部职级对待。

1983年1月，胜利油田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前一阶段油田科技队伍建设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级以上领导班子中，知识分子已占22.5%。这种情况在科研单位中更为突出，如地质科学研究院8个研究室的36名正副主任中，35人是科技干部。科技干部为油田的勘探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六五”期间，油田共取得各类科研成果和技术进步奖382项，其中国家级奖励15项，省部级奖励78项。据1982年至1984年测算，采用新技术增加的纯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胜利油田的科技工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肯定。《人民日报》指出，胜利油田“重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企业技术素质，使油田勘探开发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了胜利油田党委“大力起用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二级单位领导成员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已占64.5%”。一方面，油田“把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各级组织部门……组织部门主管干部趋向‘知识化’，就更能以新的眼光发掘人才，为党委识才、用才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油田“尤其重视把有创见、有管理能力的知识分子放到关键性岗位……他们体会到，开拓型的优秀人才敢于打破常规，锐意进取，这是最为宝贵的”。

在整顿干部队伍的过程中，部分干部面对“四化”要求，思想上产生波动，“实行干部‘三化’，自己没用了”，个别单位出现了“书记等着免，指挥等着选，一般干部等着减”的现象。胜利油田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三化”（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不是不具备“三化”条件的德才兼备、善于学习、身体也好的干部就要调离，“年龄的条件尤其不要说死”，同时表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乃至必要的斗争。”在实践中，油田对待干部整顿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当前以思想整顿为主，组织整顿放在后期……调整只是个别的。”

经济责任制的贯彻离不开配套的基本经济制度。1982年1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企业的基础工作和专业管理工作，特别要健全定额管理、计量检验、原始记录和考核制度。这其中定额管理是经济责任制的中心环节，也是胜利油田探索经济责任制在各个阶段中的主要工作：“从七八年底到七九年五月，主要是搞了材料消耗定额，建立三级核算、四级管理的财务管理制度，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消耗无定额、生产不算账的局面……从七九年六月到八一年七月，我们进一步修订了材料消耗定额，补充了劳动定额，在内部实行了两证一票（内部结算证、材料限额结算证、油票）。”

胜利油田石油包干试点办法明确要求以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实行严格的定员定额管理，制订先进合理的定额。定额是石油勘探开发以及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尺度：“在编制计划、劳动管理、成本核算、竞赛评比、技术考核、质量考核、按劳分配等方面，应以劳动定额为依据。”到1982年2月，油田执行的统一定员定额标准共24种，其中国家标准1种、石油部标准15种、山东省标准1种、油田标准7种，油田要求力争1982年实行定额的人员面达到85%以上，实行定额的工种面达到90%以上。

定额管理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定额，二是消耗定额。二者将职工的物质利益与生产全过程紧密结合。生产定额管理将生产任务真正落实到人，是贯彻按劳分配、完善分配制度的中心环节。某采油队自1979年起逐步推行经济责任制，对队上94口油、水、气井和23座油水泵站进行全面调查，对全队24个岗位逐个定出考核计分标准，并发动职工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务专长自报顶岗。1981年石油包干后，该队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细化定额管理。起初油水井站在定分时不分管理难易、路程远近，只要管理水平一样，都计相同分数。为此，该队对井站进行细分，同时发动职工评议难管井站，按距离远近及管理难易等额外加分。生产定额极大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过去“要队上安排”的工作，“现在井组工人自己就搞了”。该队的成功经验在全国石油企业采油系统内推广，大庆、新疆、四川、江汉、中原、华北等油田都曾前来参观学习。

消耗定额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用料无计划，质量不考核，成本不计算”的弊端。特别是对辅助生产单位来说，因其没有直接生产计划，故而成本、质量等消耗定额在其推行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某工程队推行“定包合同经济责任制”，将工资、主要材料、工程质量、工期、安全等指标全部写进合同，预算工日工资全部包给混合作业队和班组，节约归己，超工自负；主要材料，节约按节约额的5%奖励，超耗按亏损额的5%扣罚。该队在承包油田法院、检察院建筑项目过程中降本增效成果显著，节约人工费206.59元，节约率17.2%，节约材料1968.33元，节约率10.29%，合同中定质量优良率75%，实际完成质量优良率85.5%，工人在实行定包合同责任制中收入提升明显，每人每月平均多得35.45元。该队表示：“实行经济责任制不需要国家花什么投资，就能为国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推广新技术也是定额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定额获得奖励，部分单位“不愿意承担科研试验任务，怕担风险，怕影响速度……单纯靠拼体力、拼设备、加班加点”。油田要求组织定额管理“既要爱护职工超额生产的干劲，又要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努力学习，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管理经验上来”，在完善定额的同时改进奖惩制度，“使其有利于试验、推广新技术”。油田除设立专项奖励鼓励科研攻关外，进一步规定对“违反油井管理工作制度超产，不按设计施工，降低工程质量，拼设备以及弄虚作假等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要给予经济制裁，奖罚分明”。除了完善定额的制度建设，油田指出推广新技术也有思想层面的自觉性问题，强调：“广泛宣传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使广大职工明确搞四化建设只在较落后的工艺技术上打转转是没有前途的。”

对于广大职工而言，包干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奖金，而定额管理直接决定奖金的发放。定额管理打破平均主义，职工收入明显提升。某指挥部自1980年实行“任务成本包干，超产节约提成奖励”后，平均每个职工得奖97.56元，相当于全指挥部职工平均月工资50元的1.95倍，井队职工人均得奖更是达到125.26元。为了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1982年4月起，油田对部分单位实行超包分成基金制，这些单位超额完成包干任务后，油田给予额外资金分成，其中职工奖励基金占比达50%，超过石油包干超产奖励和集体福利占包干分成资金15%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家对于包干带来的物质奖励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定额和包干必须做到平均先进，奖金基数要加以控制，个人所得不能一下子冒得过高，要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

理想状态下，劳动定额的水平应是“多数工人经过努力能够达到，部分工人可以超过，少数工人能够接近的水平”。但在具体实践中，劳动定额需要在诸多因素之间寻找平衡。职工之间个人情况差异较大，为防止顾此失彼，定额管理在执行中往往需要大而化之。如某机修厂在实行浮动工资的过程中，老工人级别高，固定工资高，但在体力、技术等层面普遍弱于新工人，该厂要求浮动工资执行“宜粗不宜细”，规定只要完成计划工时，都可以得到本人全部工资，这样新老工人各自保留了自己的级别工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老工人在实行经济责任制中的劣势。

经济责任制对于胜利油田来说是一项新任务，在推行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新问题：“经济责任制把责任、权利、利益紧密挂起钩来……紧密地联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害。”油田各单位之间工作性质差异较大，各项任务确有“肥”“瘦”之分，完成定额的难易程度不同；有的单位“劳动对象经常变化，各种劳动定额繁多，在一个工程上又是多工种多工序交叉施工作业”，“每个人的家庭情况、身体条件、技术水平、性格脾气各不相一”。职工与单位时常围绕定额展开博弈：“有的在定额、工时上讲价钱，总想‘指标定低点，力气少出点，奖金多拿点’……有的在安排劳动组织时，年轻力壮的不愿与女同志、老弱病残的或技术水平低的同志一起干活。”

面对贯彻经济责任制带来的新问题，除了完善制度建设，石油部强调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1981年12月，石油部发布《关于加强实行经济责任制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针对广大职工最关心的奖金问题，石油部要求要引导广大干部工人正确理解经济责任制，摆正经济责任同经济利益的关系，“首先是努力多超产石油，多找储量……用有限的投资做更多的工作量；其次才是对增加收入的部分进行合理分配”，引导广大职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把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同时积极开展竞赛活动，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

1981年11月，胜利油田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做好经济责任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在明确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的基础上，油田着重强调了要发扬讲团结、讲风格、讲协作、讲互助的革命风尚，“对那些只图自己方便，不顾给协作单位造成困难；只讲小团体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不良现象，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油田表示：“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各项管理工作以及经济手段相结合……是思想问题，就加强教育，是制度问题，就不断改进和予以完善，是实际困难，就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热心帮忙解决。”在实践中，改革重构了职工群体的生活方式。油田十分重视“日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某采油队将职工的恋爱、婚姻、调动、住房、子女入托入学、吃粮、买菜等问题全部列入支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某处坚持走访家庭制度，坚持每月对职工的思想、家庭、技术、身体状况进行一次综合分析，“发现什么问题，及时靠上做工作”。这些日常性工作“群众看得见，感受深，起到了奖金制度不能起的作用”。

综合来看，胜利油田推行经济责任制成效显著。在生产方面，油田的原油产量在三年包干期内逐年回升，三年合计生产原油5083.26万吨，超额5.5%；原油统配商品量三年合计完成4848.41万吨，超额7.5%。更为关键的是，在国家投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油田依靠超包分成等自筹资金，新增石油地质储量三年实际完成3.2亿吨，超额2.2倍。在发展生产的同时，1981年至1982年油田通过超包分成，“得到福利基金1833万元，修建了一些职工宿舍，为一线生产的基层队配备了电视机、电冰箱，使职工生活福利有所改善”。石油包干为后续油田原油产量跃升打下了重要基础。在三年包干期间，胜利油田逐渐探索出断陷盆地的复合油气藏理论，打开了整个东部地区石油勘探的新局面，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两大突破”之一。1984年，油田原油产量达到2303万吨；1985年，原油产量达到2703万吨；1987年，油田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

结 语

胜利油田的经济责任制改革深刻揭示了改革是一场上下联动的系统工程。胜利油田上有政府主管部门，下有油田管理的各二级单位，经济责任制改革只有贯通这两个方面才能取得成效。胜利油田自1979年起进行的扩权改革和探索经济责任制的举措，逐步倒逼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最终，在国家石油包干政策的推动下，经济责任制得以在油田真正落实。胜利油田的经济责任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按工资总额提取奖金到利润留成，再到将产量、质量、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全部纳入其中的包干，国家和企业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改革举措也逐步完善并走向深入。

胜利油田的经济责任制改革深刻揭示了国企改革的复杂性。经济责任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石油工业的发展始终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任何触及计划与市场的改革在石油工业中都尤其谨慎。石油部与油田的关系，本质上仍是依靠行政力量指挥经济活动，经济责任制遵循着放权让利的思路，放权与集权始终存在张力。经济责任制首先是完成国家计划，职工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有限；这一时期国家和企业对经济责任制带来的物质奖励仍强调要“瞻前顾后”，平均主义依然存在。1984年，石油部指出，现行体制的主要弊端仍是管理权限过分集中，企业内部单位之间吃大锅饭，对职工个人按劳分配的政策不落实，存在平均主义。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特定阶段的经验教训为下一步更加深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石油包干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石油工业管理体制从“国营”向“国有”转变。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公司，享有在对外合作海区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1983年2月19日，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全国39个分属各部主管的炼化、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并强调总公司“是部一级的经济实体，不同于一般的行政部门，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都应采取经济办法”。1984年6月，石油部向国务院汇报下一步体制改革设想：“把目前地区石油管理局的管理方式逐步向勘探开发公司和作业承包公司并存的甲、乙方体制过渡，使油田的二级单位成为责权利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1984年2月，胡耀邦视察胜利油田，在高度评价油田工作的同时对石油工业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第一，包干不变；第二，“石油上的快、好，工资就可以比别的行业高……小平同志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包括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

从石油部到总公司，从个人所得要“瞻前顾后”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系列认识的转变，得益于经济责任制改革为石油工业这一计划性极强的工业门类自上而下注入市场化基因。从宏观层面看，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独立探索，石油工业的经济责任制改革是全行业的改革，经济责任制的贯彻使国家和企业逐步以经济眼光看待石油开发，并树立起石油是商品的观念，为石油工业管理体制市场化转型奠定了观念基础与制度前提。从微观层面看，胜利油田经济责任制改革为企业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其逐步实现从依赖行政指令组织生产向依托经济杠杆引导自主经营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权、责、利关系逐步廓清，特别是企业作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在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逐步确立。经济责任制改革始终坚持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改革为技术进步创造了制度环境，而先进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又进一步夯实了深化改革的物质基础，坚定了深化改革的信心。综合来看，经济责任制改革是中国石油工业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化经营转型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在微观层面重塑了企业的制度基础与行为逻辑，更在宏观层面为中国能源管理体制的持续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与理论准备。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