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平:蛇口工业区的改革与发展
我是1982年到蛇口的,来自北京工业大学。1982年,蛇口还处于建设初期,特别需要学路桥、工民建的学生。清华、北大那一届没有这两个专业毕业生。招商局委托交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帮助招人,向北京市要一个学建筑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北京市提供两所学校,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一个是北京建工学院。交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选择了北工大。北工大当时全部是北京学生,全部北京招生、北京分配是北工大的一个卖点。我上大学时,北工大领导给我们新生开会,第一句话就是:祝贺大家四年后都留在北京,满场掌声。因为那个年代,北京人不愿离开北京。结果四年后,上级给北工大一个去蛇口的名额。当年525个毕业生,524个都留在北京,仅有一个去蛇口的名额,所以学校就觉得一定要选一个让学校放心的学生。这学生去蛇口,他不能给学校丢脸。我就被认为是哪个不太会給北工大丢脸的学生。
我是蛇口企业管理培训班二期的学员。老顾(顾立基)、老周(周为民)、中印(袁中印),我们是蛇口“黄埔二期”的学员。老顾当时是班长、老周是副班长,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蛇口当时特别需要年轻干部,所以老顾、老周两位都没有读完培训班,大概读了不到半年,他们俩就出去工作了。老顾在工业区总办、老周在党委宣传处。培训班还得有个班长,我就成了二期的班长。
80年代到蛇口的这批人,都感觉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决策就是到蛇口。我们这批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己有机会亲身参与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参与了建设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而且,我们遇到了这个事业在蛇口的掌舵人、蛇口的缔造者——袁庚。
记得大概20年前,我当时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出差在外。恰逢袁董生日前夕,二期培训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袁董快过生日了,我们想每人給袁董写一句话,写在贺卡上送给袁董。那时我在出差,我觉得不能简简单单写一句祝老爷子生日快乐,或者寿比南山之类的话。我觉得这不能反映我内心对袁董的那种感情与心情。我当时对同学说:给我一点时间,好吗?他们说到明天早晨,你要把你这句话給我们。
那天晚上,我没有想出写什么。第二天早上五点醒来,一句话就在我脑海里冒出来。我赶紧开灯把它写了下来。天亮后,我打电话告诉我们同学:“蛇口成就了许多人的梦想,蛇口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而梦想与希望的编织者,更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愿英雄永远年轻!”
今年袁董过生日那天,我又将这句话发朋友圈。因为,我比较满意,它表达了我对袁董的一份真情。我在蛇口工业区任总经理时对人资部门有一个要求:工业区所有新员工入职培训,我讲第一课。
后来,招商局有扶贫任务,一个是贵州的威宁,一个是湖北的蕲春。招商局与当地领导商量,扶贫不搞输血式扶贫,要做造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的关键是什么?是要改变观念。蛇口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改变观念开始的。观念不转变,你做什么都难。所以当时威宁的干部轮流到蛇口工业区来接受两周的培训。培训的第一课也是我讲。
2017年时,招商局集团派我兼任招商局雄安办主任。11月,中央领导对雄安领导说:雄安要学深圳、学蛇口,希望雄安将来也能出袁庚式的改革人才。12月,雄安新区党工委就派人来蛇口,找到中印、涂俏,邀请他们两位去雄安讲袁庚、讲蛇口的改革开放。当时他们俩就给我打电话,让我一起去。我说人家没邀请我啊!我当时正从北京上飞机回深圳,等我下飞机的时候,我手机就收到雄安新区给我的邀请函。我就立即赶去雄安跟中印、涂俏碰头。我们一起成为雄安的嘉宾。雄安非常重视,陈刚当时是雄安新区一把手,河北省委常委。陈刚主持了讲座的开幕,做了开场白便去参加河北省委常委会,讲座由二把手田金昌主持。结尾环节,雄安新区人资部一个清华毕业的女生,举手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请台上的嘉宾如实回答你们的感受,你们觉得是当年的蛇口更开放,还是今天的雄安更开放?
这问题不好回答。当时,我觉得中印、涂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合适。他们两个对蛇口有了解,但是对雄安没太多了解。他们才去,在台上坐了几个小时,你让他们评价雄安开不开放,那是难为他们。所以,我就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说:首先,当年的蛇口跟今天的雄安所处的历史背景不一样了,使命不一样了。当年蛇口的背景,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中国人能够填饱肚子,吃饱饭。我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要让中国强起来,历史使命不一样。第二,当年开发蛇口,党中央给什么政策?叫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政策非常重要。就是你在过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哪一脚没踩到石头上沾了水了,湿了身了,问题不大,没有人会追究你。但是今天雄安的开发,给你的政策是要做好顶层设计,中央给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回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当年的蛇口毫无疑问是开放的!今天的雄安是否开放?我说在座的各位比我都有发言权,问题留给你们。”
我讲这些开头,什么意思?我来蛇口已经43年了。我对蛇口的情感,对袁董的这份感情,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无论谁邀请,我都愿意讲蛇口、讲袁庚。所以读书会邀请我,基于刚才我讲的理由,我是非常愿意来讲的。但是,我还是稍有顾虑,我觉得读书会么,还是要讲读书,要跟一本书连在一起,你讲了半天跟书都没关系,会好像缺了点什么。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把我过去一年读的书梳理了一下。其中有一本书叫《罗马人的故事》。我看了这书后,我就觉得蛇口当时开发,很多创新,很多思路,跟罗马当时的发展、治理理念等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一种隐性的共鸣。蛇口当时没有仿照罗马去设计自己,但蛇口做了很多事、许多做法,与罗马又有异曲同工之处。这部书是一个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写的,写了15年。内容跨越了1500年,从罗马的诞生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反映了整个罗马从兴到衰全过程。
意大利这个地方,很多朋友应该去过。作为一个政治的国家,其实就200年。但是意大利如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悠久的3000年历史。在意大利人心目当中,有两件事是最重要,意大利影响了全世界。第一件是创造罗马帝国。第二件是文艺复兴。
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很重要。罗马帝国当时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帝国。全盛时期,它所占的土地大概有5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5000到7000万。它覆盖了今天世界上大概40个左右的国家。罗马帝国围绕着地中海,西边可以到现在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东边大概可以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地方。南边到非洲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北边到现在奥地利、德国,幅员辽阔。读《罗马的故事》你可以深切地感受2000年前的罗马文明,以及它背后的精神价值。罗马帝国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基因成就了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分。它的发展壮大中不断对异族文化的吸收与包容。他们的开放包容与自信,是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认真思考借鉴的。
近代中国知识界一直都在捕捉希腊文明带给我们思辨的知音。大家也不会不关注印度文明的失落,带給我们心理的感觉。同时我们应更关注罗马文明,罗马制度性的建设、体系性的、价值层面对世界的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需要特别关注的事。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至今都比较关注。
《罗马人的故事》中,当时罗马的做法和智慧跟我们蛇口的做法的一些隐性的共鸣:
第一个就是地方的自主权利。袁庚当时向中央申请十项自主权,包括自己可以审批500万美金以下的引进项目;招商局十年的利润不上缴。中央允许蛇口的自主权,相当于罗马对高卢、西班牙这样的行省给予一些自主权。在经济上、在税收上也有相似之处。
第二个是广泛吸纳引进各种人才。我们做成任何一件事,如果没有人才、没有具有改革观念的人是不行的。罗马当时在不断的扩张中,允许军队中基层士兵靠战功去晋升、去打破阶层固化。士兵凭借战功可以晋升为骑士阶层。
蛇口当时在吸引人才上,袁董做了大胆的尝试,来蛇口的干部,无论你在内地是什么级别,是局级、还是处级科级,都锁在档案里。然后根据你现在所做的实际工作、实际贡献决定你的职级待遇。蛇口取消行政级别,因材适用。不论出身,不论背景,只要你能干。你能创造价值,蛇口就给你机会。
第三个是契约精神。罗马当时有一个“万民法”,它打破公民界限,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罗马之外的人,就是“外商”,到罗马来投资,他的权益怎么保护,通过万民法得到法律层面的保护。
我记得1983年蛇口工业区就出了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规定,包括中国第一个涉外的仲裁也出现在蛇口。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诞生在蛇口。这对当时想到蛇口投资的外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个是筑巢引凤。大家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人的故事》第十本中专门讲罗马的基本建设,讲得非常细。罗马基础建设除了地面看得见的之外,下边看不见的整个水系统,千百年仍然在使用,这种功夫,我们需要学习。
蛇口也是先搞“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航与平整土地),为投资者提供可快捷完成建厂、投产的投资环境。良好的基础建设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蛇口创建就有污水处理系统,有全国第一条通过香港与世界相连的微波通讯线路,与香港直接往来的航线,以及与香港联通的电网,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1979年,蛇口是中国梦的源头。蛇口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这里拉开。中国有许多地方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什么唯独蛇口,大家的认同感这么强?蛇口发挥了什么作用?蛇口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是蛇口的人特别能干、特别聪明吗?为什么是蛇口?
中国人讲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就讲一讲蛇口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蛇口具有近靠香港的地理条件。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特区发展最为显著。其他几个特区差得较多。为什么深圳特区发展起来,离香港近是重要条件。香港商人,包括外商经香港到深圳非常方便。从蛇口坐船到香港招商局总部只需50分钟。在蛇口投资办厂,对于香港人就是眼皮底下的事,几乎像在一个城市。如果距离太远,人心里会不踏实。
同时,根据海洋动力学,珠江口具有东冲西淤的现象,海潮对东侧会带来一种冲刷作用,叫“东冲”;对西侧则会发生较多的泥沙淤积,叫“西淤”。所以珠海同样是经济特区,为什么珠海建不了深水港?就因为珠海在珠江口西侧,而蛇口在珠江口的东侧。如果蛇口也在西侧,即便你对深水港建设再专业,港口将来的清淤维护成本都受不了,不可能建成今天的蛇口港、赤湾港。
1978年12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日子。这一天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文革没有结束,袁庚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搞蛇口。不结束文革、不粉碎四人帮,中国改革开放不可能发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上半年,发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记得1977年2月7号,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因此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什么?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的基本路线就是“天时”,对国家、对包括蛇口在内的区域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人和。人和的主角是袁庚。1978年6月,袁庚被派去香港招商局搞调研。有段时间我一直想:假如交通部当时派了一个别人去招商局,是不是还会有蛇口?想起来挺后怕的。如果没蛇口,我们这些人人生会怎么样?
交通部部长叶飞是伯乐,慧眼选择了袁董去香港招商局。1978年6月,袁庚去香港招商局调研后,提出了一个24字整改方针,叫“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交通部将报告又报到中央,结果三天就批下来了。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都批示同意。10月,袁董到招商局主持工作,史称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1979年1月31号,李先念、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了袁庚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汇报,当场批示同意。
毫无疑问,没有“人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蛇口。如果只有袁庚能不能有蛇口,我觉得也不行。所以刚才讲到李先念,后边还会讲到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人和”很重要。

这张图很多地方都用,叫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从1979年1月31日开始,一个月零五天后,惠阳地区宝安县撤县建市,改名深圳市。一年零七个月后,全国人大批准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为经济特区。全国建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后,中央决定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中国进入全面开放。到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成立。
蛇口这一炮绝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震撼。它是改变历史的一炮,宣示了中国走向开放、走向改革,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袁董无疑是蛇口的缔造者,他开创了蛇口。同时他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如果思想不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思想不解放,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所以蛇口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的口号。当时还有两句叫: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袁董当时提了四句话,在管委会讨论时,只取了前面这两句话。这两句口号,当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的。一直到了1984年1月26号,小平同志南巡到蛇口,争议才告一段落。
小平同志结束了第一次南巡回到北京,2月24日,他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还提出: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那从这之后,这句口号才在我们这个国家、被大家所接受,成为了那个时代冲破思想牢笼,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呐喊。谈“人和”就必须要讲邓小平的1984年视察蛇口。它肯定特区的方向,肯定蛇口。
蛇口还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十年前,我各方求证这句话是谁说的?有人说是袁董说的,我问中印。中印说不是。也有人说是邓大人说的,在邓选里也没找到。但当时他们两位隔空的想法是一致的。蛇口在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时候竖起了这样的一个标语牌。
邓小平1992年为什么要南巡?当时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
当时苏联的巨变,又把“防修反修”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甚至是党的中心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再提了。大家重新争论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1991年中国的 GDP 年增长仅4.1%。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是最低的一年。思想出现了混乱,党的中心工作出现了动摇,经济发展严重的放缓。
1991年,上海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老人都知道有皇甫平。皇甫平其实是“黄浦江评论”,是个笔名,是代表上海市委的声音。皇甫平的主持人叫周瑞金。周瑞金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在1991年的2月份到4月连续写了四篇社评,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第一篇社评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提问:何以解忧?惟有改革,强调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勇气。第二篇评论题目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这篇社论直接挑战了当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第三篇题目叫《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反驳了开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论调。主张大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第四篇社论叫《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呼吁启用改革型的干部。这四篇东西和后来北京媒体针对四篇文章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正反两方面的激烈争论,被称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尽管上海的很多干部到党中央工作,但是毕竟上海不是党中央。北京那是党中央所在地。因此北京的中央媒体就开始反击,对皇甫平的四篇评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1992年2月,邓小平在88岁高龄时,进行了第二次南巡。这次南巡历时35天。他坐火车途径第一站是武昌,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到车站迎接邓小平。邓小平就跟他讲说:十三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要改。我们的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这条路是正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你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让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发展经济就是死路一条。话说的很重!
邓小平跟关广富说:谁不改革。就让他下台?而且他请关广富将他的话原汁原味地传到北京去。然后,邓小平又继续南下到了深圳。他心情非常好,因为深圳特区确实在全国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邓小平再次重申经济特区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打开国门吸引外资是正确的,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邓小平后来又到了珠海,过江西,最后到了上海。他提出上海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同时关注了证券市场建立等金融改革问题。
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当年 GDP 的增长达到14.2%,1992年利用外资是上年的156%。十四大,中央正式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使得大家思想上进一步的开放,冲破了原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确立了中国市场化经济这条路,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轨道。蛇口第二条标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能说是袁庚与邓大人心有灵犀吧!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明末清初顾炎武的。
刚才讲改革开放的“人和”,从袁庚讲到李先念。当时陪同李先念一起听袁庚汇报的还有谷牧副总理。他兼任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主管特区大计方针。谷牧先后19次到了蛇口,对蛇口关心支持最多。
蛇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干部招聘,是谷牧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打招呼。计划经济时代,人才流动困难,蛇口到外地招聘经常吃闭门羹。1984年,我才二十多岁,做了蛇口工业区华东招聘组的组长,负责第四期企业管理培训班华东片区的招聘。当时蛇口对年轻人大胆起用、委以重任。在招聘中,我们确实感受到有阻力。上海很好,招聘完全没有阻力。我们招聘组三个人,我和陈建华、汪湛。你根本看不到天,因为所有的人头都捂在你头上,从早晨干到晚上。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宾馆的房间里。陈建华的床靠近电灯开关,睡觉前,我说我去关灯,他说我来关吧,结果话音没落,他就睡着了,就是累到这种程度。
我们在安徽招聘遇到了阻力,非常难。我先派汪湛去安徽,找安徽人事局,人家不接待;拿出蛇口工业区的介绍信,人家不接待。后来,我找梁宪帮忙,找到当时安徽省的副省长杨继科,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他的批示也不好使。我跟陈建华就飞到合肥。蛇口当年有一点特别好,给的出差标准比较高,每人一天15块钱的住宿标准。1984年我们三个人用45块钱,住进了合肥最好的酒店——稻香楼。这个地方没车进不去。赵紫阳总理当时正好在合肥调研,住在稻香楼的西苑。中印当时跟我介绍过说合肥的市长叫张大为。我当时找到合肥市人民政府的电话,我就直接用酒店的电话打到合肥市人民政府。总机问我找谁?我说:找张大为市长。你是谁?我是他的朋友。从哪来?从深圳蛇口来。住在哪儿,住稻香楼。总机一听住稻香楼靠谱。
电话早上打的,下午我们三个人吃完午饭没事干,只能睡觉。两点钟左右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来人我不认识。我问:您找哪一位?他说我找杨天平。我说: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张大为。我就这样与合肥市市长取得了联系。
张大为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他答应帮我们招聘。所以后来我们在合肥招聘非常顺利。他还给我们推荐人。我们三个人都会打桥牌,所以跟张大为晚上还打打桥牌,讨论一下第二天的招聘工作。讲这段的意思,我想说,那时的招聘很困难,那时的蛇口很敢用人。我当时20多岁就可以独当一面、作为招聘组组长。这都是历史!
当时“蛇口模式”是总理首先叫出来的。他总结的蛇口模式很清楚,就这几句话:靠企业自筹资金建设开发;以基础建设为起点,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与科学方法进行建设和管理;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机构精简,权力下放,民主管理。
邓小平到蛇口视察,袁庚介绍蛇口“三个为主,五不引进”(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引进外资注意:来料加工不引进,补偿贸易不引进,有污染而又无法解决污染问题的工业不引进,设备陈旧落后的工业不引进,产品外销占用我国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非常有前瞻性。邓小平听明白了,回去就决定用蛇口模式,14个沿海城市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中国推向全面开放。
蛇口开发建设初期总书记对四分钱奖金的批示,事情不大,影响非常大。袁庚针为加快施工进度,提出奖励办法。工业区与施工方四航局订有合同,有奖有罚。施工方眼见工程进度滞后,按合同会被罚,便想制订一个奖励办法。由当时身为党员的车队长一天不停拉了四十车,以此为标准,四十车内每车2分钱,超过四十车每车4分钱。当时司机月工资36元,为了拿到超额奖金,上班前检查车、加油、提前到工地,中间不下车、不加水,甚至不上厕所。办法实施后,泥头车能拉至少80车,最多的一天能跑100多车。有人觉得这样做是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下红头文件勒令制止。奖励办法被摁住后,又回到之前的状况。新华社记者将此事写了一篇内参,总书记看到后,立即做了批示,支持蛇口。蛇口的泥头车又重新每天超额拉石头,最后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节约了100多万元。
1983年2月9号,总书记视察蛇口。袁庚当场向总书记请示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总书记说:“好!”。蛇口民主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就此开始。
袁庚向总书记汇报,带去了培训班的班长与副班长,并向总书记做了介绍。袁庚办企业管理培训班这件事也非常重要。民国史上曾有一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校训叫“不革命者不入此门”,袁庚的培训班是蛇口的黄埔军校,叫“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袁庚办企业管理培训班,背景是什么?刚才我前面讲了,招商局原来是归交通部管。新中国后,招商局董事长一直由交通部部长兼任。蛇口开发初期,蛇口大部分干部是从交通部系统派来的。蛇口的几位副总指挥也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都不低。但是术业有专攻,有些干部资格老,但文化程度低,就闹笑话。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客人来,工业区某领导接待,因为不知道剑桥大学,就问:剑桥大学可以建多大的桥?他向谷牧汇报工作,说经过谷牧指示,思想发生了360度转变。谷牧笑了,问他:你转到哪里去了?
袁董当时很明确的感受到蛇口未来的发展,蛇口要想实现的目标必须要有一批能够与世界打交道的人。所以袁董办培训班就提出要培养一批跟世界打交道的人,而且这批人是必须要坚持改革的人,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蛇口第一期培训班是1981年在社会上公开招聘的,主要是一批工程师。77、78级的大学毕业生是1982年才毕业的。所以我们二期培训班的学生,大部分是77、78级文革后毕业的大学生。我记得培训班一年中大概学10门左右的课程。有国内的老师,也有海外的老师。照片中大家看到梁振英,后来当香港的特首。当年他也来蛇口培训班授课。
培训班还请加拿大心理学教授江绍伦来上课。培训班让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浓缩吸收了很多知识,开阔了思路和眼界。二期培训班毕业的时候,招商局安排我们全体学员到香港去做了一次考察。在1983年,30多名学员,同时赴香港考察很不容易。后来蛇口又办了一件更大的事,蛇口南海酒店是深圳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在全国各地招聘了300多个员工。他们300多人全体一次性送去香港美丽华大酒店培训。这种大手笔,今天我相信你都很难做得到,当年蛇口就做到了。
为了培养人才,蛇口确实下了功夫。当年我们在培训班的旧址,学员住的宿舍是原来边防部队的房子。培训班的教室是茅草棚。当时条件较艰苦,但是大家很开心。还有那时,袁庚、梁宪经常晚上会到培训班来。他们来跟大家聊天交流。学员会分成几个组为蛇口工业区的某一方面的改革,讨论制定方案。比如说工资制度的改革、干部制度、用工制度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险等等,培训班学员参与这些方案的讨论,然后交给工业区领导机构,再完善后成为蛇口改革后来的一些落地的方案。
袁庚胆子比较大。深圳特区叫经济特区,但是蛇口在做一系列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同时。还做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的尝试,这就是蛇口的民主选举。1985年首次选举工业区管委会。后来是选举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当时选举,没有组织提名的候选人,每个人可以选自己认可的人当候选人。第一轮选举中的票最多的15人,进入第二轮选举。第二轮的候选人要经过公开答辩,当众回答现场听众提出的质疑。
蛇口候选人答辩的地方就在蛇口育才高中的阶梯教室。我记得那时晚上下班后,干部们抢着去阶梯教室占位置,去晚了就没座位了。就像今天大家来晚了,只能站着一样。
候选人的答辩质疑,问题是很尖锐的。不像现在领导接受记者采访问题都是筛过的,提问都比较友好。当时质疑也很友好,但是那种友好是大家真的发自内心的公益,就是不能容忍领导干部腐败,如果你有劣迹,那你在台上一定会冒汗。譬如当时有些领导被问到:你的弟弟在工业区做工程,你是不是关照他?王金贵当时说:朦朦胧胧观景,糊里糊涂做官,被人质疑,问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金贵大叔说:我说过,我后边还有两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就是蛇口的民主选举,在那些年成为全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后来做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时候,曾接待过中联办的一个跟党建相关的的代表团。我跟他们介绍了蛇口民主选举这段过程。他们带队的人跟我说:我们也可以告诉香港人,我们也有民主选举。
工程招投标现在已经常态化,如果你的工程项目不招投标,在国企央企绝对是大问题,巡视组一定会找你。但是80年代,招标是新鲜事。蛇口最早做这件事,曾任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的王金贵组织了首次招标,第一个是中瑞机械厂建设项目。照片上这位站着的是蛇口工业区总工程师孙绍先,负责工业区的规划,也为蛇口工业区工程招投标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记得在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有一天接到孙绍先女儿的一个电话,说他父亲过世了。我觉得很突然,因为我当工业区总经理时每年春节前夕,把在蛇口工作过的老干部召集在一起吃餐饭,做个交流和慰问。这一年,孙绍先参加了。所以他女儿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过世了,让我很突然。我问她在什么地方?她说在西安。我专程飞到西安去送了孙绍先最后一程。我曾经在一次聚会上讲,中国人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些人不能忘记那个年代,为蛇口早期建设开发做了重要贡献的人。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借这张照片重提我们这位总工程师。
蛇口早期尝试的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都极有意义。
蛇口弹丸之地,2.14平方公里,当时李先念批给蛇口是整个南头半岛,袁董说只要 2.14平方公里。到2015年,我从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岗位上离开的时候,蛇口的面积大概是10.85平方公里,后来加入了自贸区。
这么一块土地上。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上的所有这些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招商证券、南山开发公司、中国集装箱集团、南玻等等)都是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所以蛇口被誉为单位面积产生知名企业最多的土地。背后的道理我觉得我也不展开讲了,大家自己去琢磨这些事就是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作为一个企业的投资者,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孙晓丽今天坐在这里。40年前,她曾经是我的同事。后来她成长为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家。在超市我们都可以买到合口味的冷冻食品,她是合口味的老板。孙晓丽知道蛇口为企业提供了哪些条件,蛇口如何让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无到有。
1988年的1月13号,有三位青年思想工作者,著名青年导师。一位叫李燕杰,是当时北京师范学院的政教系的教授;一位叫曲啸,中国曾经有一部电影叫《牧马人》,影片的原型据说就是曲啸;第三位叫彭清一,曾经是舞蹈演员。
他们三位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校做演讲,所到之处掌声一片。他们到了蛇口,工业区团委组织他们与蛇口青年交流。工业区团委只发了一张海报。大家是自愿参加活动的、没有组织,也没有预谋。
他们三位用他们惯用的语言开头:“蛇口的山美、水美,人更美”。蛇口年轻人有点听不下去了,问能不能讲点实在的,不要讲空话套话,就有人问:能不能告诉我们,北京对我们特区青年是怎么看的?
他们说:特区青年大部分都是为建设特区的,为特区发展做贡献的。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来特区想挣高工资,想来淘金的,不是多数。谁知蛇口年轻人不接受这种恭维,说淘金有什么不对?美国西部就是淘金者开创的。我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国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做了贡献,也赚了钱、淘了金,有什么不对?
蛇口青年的观点有点针锋相对。
三位青年导师没有在内地受到过这样的思想挑战。他们还是讲年轻人要为国家奉献,不能光顾赚钱。蛇口年轻说:光讲奉献,谁养活我们?大家你来我往的交谈,越来越谈不拢。青年导师教育大家:你们应该多听听老一辈的教导。年轻人认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讨论问题是平等的。青年导师有点不能接受,脸上挂不住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年轻人会这样质疑他们,挑战他们。对年轻人说:明天我会见到你们的市长,你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这位年轻人直接就把名片拍在他的桌子上。青年导师们很尴尬。蛇口青年对此习以为常,结束时氛围还算是友好。
事情本来到此就该结束。但是后来三位导师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直接指责蛇口年轻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他们后续在深圳期间的讲座中还将蛇口青年当反面典型。
蛇口当时有一张报纸叫《蛇口通讯》,有位编辑叫魏海田。他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认为此事有新闻价值。他在《蛇口通讯》上连发了三篇文章,分析蛇口青年与青年导师的分歧何在?他认为这是传统说教与观念跟现代意识的一次思想交锋。
魏海田的文章刊登后,全国一些地方报纸都转载,如《天津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等。《人民日报》认为此事关系新时期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有现实意义。《人民日报》派了一个实习记者叫曾宪斌,当时31岁。他来到蛇口了解事情的原委和全过程。他听现场录音,还访谈了三位青年导师,向参与者核实了事实经过,回北京写了《“蛇口风波”答问录》。1988年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在《人民日报》发表,8月8日,《人民日报》开辟了一个叫“蛇口风波讨论”专栏。《人民日报》没有直接表达自己对的看法,它在专栏发表收到的群众来信的方式表达各种不同意见。据了解,当时《人民日报》收到的来信有70%是支持蛇口青年的;30%是支持曲啸、李燕杰和彭清一的。但《人民日报》很艺术,刊登来信中支持、反对的比例各50%。
袁庚当时也接受了媒体采访。袁庚当时的观点:作为蛇口的领导,我绝不允许蛇口发生因为表达不同观点而收到迫害的现象。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力。原话是伏尔泰的,袁庚让全中国听到了这句话。在这场争论的过程当中,袁庚把这个观念点亮了。李燕杰、曲啸等对此非常不满。
“蛇口风波”在80年代的末期,对于大家思想观念的进一步的转变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当时很多国外政府也关注到这件事。中国有一个青年代表团访日,日本接待方问:听说中国有一个蛇口风波,是怎么回事?当时有报导: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工学院里,一批中国的留学生拿着《人民日报》海外版非常兴奋,晚上在教室里讨论。大家共同感觉中国有希望了!
《人民日报》的讨论在三个月后戛然而止。1989年6月9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对“蛇口风波”提出很负面的政治评判。
蛇口既是个地名,又是一个符号;既是一个区域,更是一段历史。讲述上述这些是为致敬开放改革,“向前走,莫回头!(袁庚语)”
谢谢各位聆听!
(全文完)
2025年5月17日在袁庚书院演讲
2025年5月19日周为民根据录音整理
2026年10月17日王金贵对个别提出修改意见
2026年10月28日王钻修改
来源:蛇口社区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