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思想能力，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成熟的刻度

思想能力反映着国家民族人文高度及其在人类文明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与所发挥的作用。

人的思想能力有差异，但思想活动无差别。思想置于社会或上升到国家层面，则要看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新性思想成果作用于社会，国与国在这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换言之，思想过程中不存在允许与否，只有将思想成果作用于社会，这时便有了允许不允许或允许在多大范围内存续。“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就是不允许思想作用于当世的结果。

看一下人类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国家或其间的精英阶层集体不思想、浅尝辄止、深度思想，对应的是政权不允许思想、支持浅层思想、引导和推动深度思想。不同思想状态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成长与人文高度，进而决定着在人类文明前行道路上居于何种层级地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思想所以不能自处自为，在于作用社会后产生的不都是政权或统治者所乐见。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角度看问题，越是不思考而无思想的民众最易统治，又因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构成与统治者的生成存在局限，导致杰出君王罕见，除了开国皇帝与间或来一个中兴者，总体走在宿命般的“一代不如一代”的道路上。只是看一下钦定继承者而非竞争产生杰出者，就将老百姓对圣君明君的期盼化作泡影。因为这种模式决定了圣君明君产生几近掷骰子，只能靠撞大运。

反过来看问题，当无德无能之辈占据了统治地位，基于维护统治权甚至维护脆弱心理，绝大多数会选择“武大郎开店”模式，即对精英阶层中的异禀者去其势，决不允许做大以至于影响自己屁股下的宝座。对大众则选择愚民统治，这种统治多表现为思想或信息“投喂”，久而久之民众便失去了思想兴趣与思想能力，整个社会化作思想的沙漠。

看一下我国的封建史，除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中采取了思想武装的方式，比如井冈山时期以“三大民主”让士兵觉悟起来，此前没有一个朝代鼓励民众自由思想，都是在“投喂”中洗脑和模塑。这便有了民众更关心生命的长度而非厚度，更愿追求“人上人”的目标，而不是探究生命的意义。这样的人文性格反映在社会活动中，则是较少有人为公益牺牲私利，反映在与外部交往中，也是短期行为和急功的利，而较少讨论和践行道义。

更可怕的则是社会异化，即没有思想的人不仅不崇尚思想，而且更愿意配合君王剿灭那些想思想敢思想者。为什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没有创造相匹配的惠及人类的思想成果？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有人可能质疑，王朝不敢让民众放飞思想，为什么不进行掌控下的浅层思想，通过适度思想抬升国家民族人文基础，这样不是更能巩固和强大权力吗？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只须看一下春秋及至战国时期的思想景象和特点，即可弄清其间的道理和逻辑。那时各霸主所以皆表现出很强的宽容包容度，主要还是国家命运所迫。一旦某个霸主一统天下，都愿意走上去思想以保安乐的道路。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只能是这样，要么全面放开思想，要么彻底封锁思想，只要开启一条缝隙，人们就会逐步将思想的空间凿大，这时再想关闭思想之门难之又难。比如北方小邻居，只要其打开国门，再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几无可能。规律表明，只要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众开始思考自己的权利，与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矛盾便产生出来，如果统治阶级或统治者善于妥协平衡寻求最大公约数尚好，否则只能走向对决。

规律还表明，在权力诱惑面前，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都只能是说词抑或幌子，没有哪个朝代真正落实过。缺少制度约束的人性是靠不住的，权力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权力来克服。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的进步是漫长的，传统文化积淀越厚重，调整所用的时间越长。不要寄希望超越，该走的路一步都不能少。

基于这样的理解有必要强调一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反映在思想领域尤其需要把握好其间的平衡点。这其实为两个方面设定活动范围和边界，或者设定了二者的关系。政权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要着眼国家民族长远发展，以积极姿态和更大包容度对待思想者及其新锐思想。同样，人们在思想道路上也要权衡社会承载力与进步节奏，不能以过于超前的思想冲击社会，引发动荡。

来源：理论学习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