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想像“現代化”：一九三○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

一、導言

退出政治舞臺的孟森（1868-1937），是北京大學歷史系裏獨樹一格的教授。1933年11月的某日，他到胡適家裏談天，話題之一是“現代化有無界說”的問題。孟森問道：“今之持國論者，以現代化為最明達之一流”，但是，“現代化有無界說”？胡適提供的答案，並不讓孟森感到滿意，於是動筆提出自己的主張。在他看來：

即以現代化字面而論，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

他感到現代化三字實“未免籠統”，於是提出“急先務”作為自己對“國是”的努力標準。胡適對孟森的述說，有同情的瞭解。在他的體會裏，孟森之所以提出“急先務”的觀點，乃是因為當時的思想論壇上所謂的“現代化”一詞“差不多只是一種很廣泛的空談，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界說”，甚至於“今日國中各地的殺氣騰騰，豈不是幾種不相容的主義在那兒火拼，同是要把國家社會做到各人所信為‘現代化’的地位，結果竟至於相仇殺，相屠相滅”，令人痛心疾首：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議。他說：“不要再亂談現代化了，我們應該大家平心靜氣商量出什麼是今日的當務之急。”

胡適判斷當時的論者對“現代化”一詞“沒有確定的界說”的依據，是《申報月刊》在這一年7月推出的“創刊周年紀念特大號”《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裏的文章，洋洋灑灑，“論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約有十萬字”；但是，論文的主張“好像是彼此互相打消”，讓讀者“真有點像戲臺上的潘老丈說的，‘你說了，我更糊塗了’”，完全不得其旨。因此，和孟森之質疑“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一樣，胡適也不得不說：

一說到“現代化”，我們不能不先問問“現代”是什麼，我們要化成那一種現代。這就是孟先生說的：“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那個“形成的現代”是什麼呢？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歐、美，是不是已夠不上“現代”的尊稱了？一九一七年以來的蘇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現代”呢？

一時之間，胡適好似陷入了“現代的迷惘”。當然，胡適並不是對自己主張的“現代化”沒有主見，就在同一篇文章裏，他便重彈自己在1919年時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舊調：

“現代化”也只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明白說法應該是這樣的：“怎樣解決中國的種種困難，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立腳，可以安穩過日子。”中國的現代化只是怎樣建設起一個站得住的中國，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占一個安全平等的地位。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東亞大陸耀武揚威、恣意妄為的危局，胡適對於理想中國的期望，躍然紙上。

可是，孟森和胡適萬萬想不到，那個讓他們感到迷惑的“現代化”詞彙，在未來的歷史書寫裏，竟成為評價他們生命道路的一把尺規：身為江蘇“立憲派”要角之一的孟森，積極參與“立憲”的行動，是江蘇的政治走向“現代化”的一環；胡適的思考所得及其意涵，更可以被轉化為思索／檢討“中國現代化”的靈感。即如Paul Strohm所謂，我們知道的關於Chaucer的事，“是Chaucer自己從來都不知道的”；孟森或胡適，也不知道自己會變成為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歷程的“英雄”。就像Natalie Zemon Davis告訴我們的，在檔案裏的修辭和敘述故事的技巧是怎麼被建構出來的，本身就是個有趣的故事；以“現代化”作為指導我們理解世界的“後設語言”，成為人們對過去／現實的認知概念與歷史書寫的導引，同樣也是個歷史的產物。本文之作，嘗試描繪“現代化”的論說史（the discursiv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之形成，分疏知識份子如何以“現代化”這個概念表達他們對中國未來前景的各種想像；在這一時段裏，“現代化”這個概念也為書寫近代中國的變遷，提供了作為統攝這些歷史現象的“敘述實體”（narrative substance）的作用。這幅歷史圖景之概貌，也是本文述說的主題。透過對於相關課題原來歷史場景的述說，筆者並嘗試反省思考：如果要想理解像是“現代化”之類的詞彙在現代中國思想舞臺登場問世的意義，應當置諸原來的歷史脈絡裏進行探索，進而對於我們開啟歷史知識的生產活動的反思，拓展更為廣闊的空間。

二、“現代化”在中國的詞彙史考察

“modernization”一詞是在1770年出現於英語世界的，它在漢語世界裏的翻譯被等同于“現代化”（或“近代化”），是什麼時候確切發生的事，則尚未得到確證；就現有資料，筆者只能推測，這可能是1920年代中期的產物，至1930年代初期則全面進入（知識份子的）漢語世界。

嚴既澄於1922年撰文評價梁漱溟（1893-1988）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的發揮是“近代化的孔家思想”，即已用“近代化”一詞；1927年柳克述（1904-1987）撰述《新土耳其》一書，則將“西化”與“現代化”並提。1929年胡適於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發表“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與“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這兩句話，他後來說，它們可以分別被譯為“全盤西化”與或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當時潘光旦便就此文寫了一篇英文書評，表示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可以想見，至少在這兩位知識精英的認知裏，對於“modernization”的認識，已有交集。可是，誰是將“modernization”等同於漢語世界的“現代化”（或“近代化”）的第一位論者，仍是待解的謎題。惟則，從1930年天津《大公報》的一篇因“中原大戰”而起的感想文章裏，便已大量使用“現代化”一詞（如謂“軍事的現代化”、“經濟的現代化”、“現代化之政治”），更倡言“從進化公例言，現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趨勢”，“一切一切的‘現代化’，乃進化公例所要求”，甚至於提出以“確立法律秩序”和“表現民眾意志”為內容的“現代化的政治”的要求。可以揣度，“現代化”一詞已然在知識階層裏流行開來，雖然《大公報》的作者或讀者對它的意義／內容未必有共同的認知。亦正如後來張素民發表在《申報月刊·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上的文章《中國現代化之前提與方式》之所謂：

凡是一個好的外國名詞，到了中國就失卻它原來的好意義，而變為壞意義了。“現代化”一名詞，英文為modernization；但是現在流行的“摩登化”一名詞，僅持時髦言；這和原文相差，不只一萬八千里了。比方說a modern youth，決不是中文的“摩登少年”，乃是指身體強健，知識充足，能耐勞苦，肯為社會服務的青年。

這是筆者所見論者自覺地認知“modernization”等同於漢語世界的“現代化”的第一個提法（只是，它同時還有另一個翻譯——“摩登化”，而且流行一時）。

當“現代化”一詞在自1930年代躍登中國的論壇的時候，也正是國族危亡仿佛便在旦夕的時刻，各式各樣的回應，此起彼伏，國族危機引發的“文化認同”爭辯，尤為激動人心。正如一位不詳其人的論者言心哲對此憂心忡忡：

事實告訴我們，中國文化若不從速改造，真要亡國滅種。目前國內種種情形，因文化落後，外患不能抵禦，災禍無法防止，民窮財困，不可終日。又因各種新舊文化之衝突，文化失調現象，到處發現；社會問題之複雜，幾至不可言狀，改造之需要，誰也不能否認。

從他的論述思考可以看出，出現在1930年代中國論壇上的各場文化論戰，舉凡“全盤西化論戰”、“中國本位文化論戰”等等，毋寧視為（中國的知識份子）對國族危機的一種反應方式。

可是，就二十世紀的現實而言，在一個還未像西方一樣“現代化”（甚至於還不曾準備好要走進“現代化”）的“落後”國家／社會（的知識份子），想要創造出自主的文化認同（an autonomous cultural identity）空間，固然正是對遭逢巨變的響應方式，讓人們分享共同的感情和經歷／經驗（sentiments and experience），卻總是在中心和邊陲之間、原型和複製之間、模仿和創造之間，彷徨歧路，製造無限的思想衝突／緊張。好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土耳其的國族重建歷程裏，在凱末爾（Mustafa Kemel，1881-1938）領導之下的“革命”，矛頭所向也是文化意義上的，他嘗謂：“我們不能把自己關在自己的疆界裏而忽視了外面的世界。我們應該像先進而文明化的國家一樣生活在當代文明的中心。”既然西方等同于真正的文明，西化似乎乃是邏輯上之必需與必然，其影響所及，卻可能是否認與鎮壓集體的歷史記憶，也拒絕和壓抑了土耳其社會與文化的實際樣態（actuality）。就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在1930年代以因應國族危機而開展“文化改造”的道路上，即便“現代化”一詞帶給人們“橘逾淮而枳”的困惑，對它的意義／內容的認知差距，亦讓人有無可調和之感（即正如胡適和孟森的“迷惘”一般）；但是，就同樣描述“西力東漸”的現象與瞻望國族文化抉擇前景的向度來說，它從一開始，便以相當正面的姿態進入漢語世界，而與此前流行的“歐化”或“西化”等詞彙可能承載的負面意義，大異其趣。

晚清以降，“西力東漸”導入的文化衝激現象，多面複雜，身歷其境者的反應，一樣千變萬化。“歐化”或“西化”這兩個詞彙，便是當事人表述這些現象的概念語言。然而，以“歐化”或“西化”當作國族文化未來前景的方向，批判之聲，始終不絕。像梁漱溟區分世界文化的系統，自成一說，卻也不能不感慨“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中國“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他正是要向這“西方化”的潮流奮起力爭。錢玄同（1887-1939）則斥責稱謂“中國現在的新文化”為“歐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當的名稱”，而應該是“現代的世界文化”。雖然他贊同林語堂（1895-1976）“爽爽快快講歐化”的主張，但是，在他的心目裏，“所謂歐化，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仍以“現代”與“世界”為“文化認同”的評判標準。至於胡適在同一時段裏發表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既控訴“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為“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並反其道而行，論證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潛在臺詞自是呼籲人們熱情擁抱“西洋近代文明”。即便胡適被批判為“介紹的西洋近代文明，是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工具”，“是腐朽不堪行將死亡的文明”，批判者主張的卻是“西洋近代的新興的健康的文化”，即“馬克司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的全部”，“因為這些真正才算是新興的健康的文明”；然而，在批判者與被批判者那裏，作為“文化認同”的評判標準，和錢玄同、林語堂沒有太遠的距離，都是奉西為尊，以今為尚（只是，他們認同贊許的“西”或“今”，則心目裏各有所指，甚有不可調和之勢，孟森與胡適的“迷惘”，應可由此得其解）。“現代”被視為是承載進步意涵的詞彙，非“西人”或是“歐人”所可獨擅，而具有普遍意義。

在這樣的思想語境之下，兼及進化論“今勝於昔”的認知已經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世界觀，都使“現代化”這個詞彙輕而易舉竄進中國知識份子的概念世界，成為他們理解世界的“後設語言”之一，為他們開展對於中國前景的各式各樣的想像提供了空間。

三、“現代化”與中國前途的多重想像空間

“現代化”一詞被導入中國言論界之後，好似一個無限大的想像空間，可以讓各方論者自由馳騁對於國族前景所向的意念。

1．“現代化”可以被理解為蘊涵著“進步”的普遍意義。

即如天津《大公報》刊出的《現代化與非現代化》一文明白暢言“從進化公例言，現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趨勢”，“一切一切的‘現代化’，乃進化公例所要求”；張素民則謂，“現代化含著進步的意思”，“現代的人，應該比古代的好；現代的物品，應該比古代的好”；陳序經則直言：“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不外是舊中國”，“若不是落後的中國，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國”。一句話，“現代化”被賦予了求新尚進的意義。

2．“現代化”可以是對於某種現實狀態的評估標準。

像是蔣廷黻所謂“日本的物質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著封建及軍國元素甚多”，他對大學新生的諄諄教誨也是如果希望“改革國家，要使國家和社會完全現代化”，便應該“在學校裏面作起”，“中古的意態、習慣、空氣都不應有絲毫存在於學校之內”。《申報月刊》的編者也指陳“中國生產以及國防方面的‘現代化’，至今還是十分幼稚落後”。這些都是在上下文裏不必論述究竟怎樣才算是“現代化”，便放筆立言、進行評估的例證。又如中國科學社成員之一，擔任是社機關刊物《科學》雜誌主編的劉咸（1901-1987），將“迷信”與“科學”對比為勢不兩立，感慨中國“數千年來缺乏科學”，以致“迷信百出，無奇不有”，可以說，“迷信”乃是“科學發達過程中之障礙物”，因此“誓必破除之，廓清之，使不為科學之累”，否則科學“不得自由發展，亦即國家科學化，現代化，不能迅速實現”，完全將科學等於“現代化”，“迷信”則和落後畫上等號。在他們的評估裏，與“現代化”相對立的便是中古、落後、不進步等等狀態，這也證成了“現代化”所蘊涵的求新尚進的意義。

3．“現代化”可以是一種目標的期待。

如蔣廷黻之判斷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現代化”，所以他呼籲南京國民黨政府“必須表示它有領導中國近代化的本領”，他希望“作政論的人”能以“集中力量來幫助和督促政府實行現代化”做為自己的“第一責任”，而且“如政府不走這條路，我們不妨光明正大的以內政問題來批評政府，推倒政府”。而如蘇雪林指陳胡適當時“擁護現政府的目的”，便在於“從散漫無紀的國家，一盤散沙的民眾中間，造成一種‘中心勢力’”，從而“內以促中國現代化之成功，外以抵抗強敵之侵略”，也同樣是立基在一個朦朧的“現代化”樣態的殷切期望，而無須說明“現代化”的具體內容／定義。尤其在國族面臨著重重危機的情況之下，論者痛切指陳“現代化”是中國救亡圖存的無上命令：或謂中國“若於生產方面，再不趕快順著‘現代化’的方向進展，不特無以‘足兵’，抑且無以‘足食’，我們整個的民族，將難逃漸歸淘汰、萬劫不復的厄運”，或謂“近代化的問題關係民族的前途太大了。無論犧牲多大，我們不可顧惜。不近代化，我們這民族是不能繼續生存的”。“現代化”儼然是推動國族奮力以進的軌道方向。

4．“現代化”可以是開啟知識份子國族前景想像空間（各個領域）的無限大範疇。

像是《申報月刊》在1933年5月決定對“現代化問題作一回公開的討論”，並“為謀集中討論生產現代化的便利，故于徵文信中又不得不將我們注重於經濟方面的意思”集中為以下兩個問題，向知識界徵文：

（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要促進中國現代化，需要什麼幾個先決條件？

（二）中國現代化當採取哪一個方式，個人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外國資本所促成的現代化，或國民資本所自發的現代化？又實現這方式的步驟怎樣？

回應者眾，而《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的問世，便是著例。發刊在其上的眾家論者，意見南轅北轍，主張“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和集體生產”者有之，倡言“中國生產之現代化應采個人主義”，“欲使中國現代化，以採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者亦有之；關心“農業的現代化”者有之，思索如何促使“生產現代化”，怎樣開發煤、石油與水力等“原動力”而使“中國現代化”者亦有之。或可一言蔽之曰：盲人摸象，各有所得。即使是日後以主張“全盤西化”而成眾矢之的的陳序經，也在同一時段以“現代化”為立論張本，反省檢討當時中國教育的問題，從而提出“全部的中國文化是要澈底的現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現代化，而且要澈底的現代化”的見解。竭力主張中國應走向建設以謀求出路的蔣廷黻，則直截了當地說：“所謂建設就是物質的和制度的創造和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換，就是國家的現代化。”流風所及，蔣介石於1934年基於多重目標而發動“新生活運動”，詮解其意義，即謂：“新生活運動，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精神和行動現代化。……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期可“徹底剷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相互對比，想像／關懷中國國族（各個領域）的未來，道路可以無限多，方向可以無限廣，共同交集唯有“現代化”這個詞彙而已。至於“現代化”具體的內容，人言各殊，各有祈向，隨論者倡言立論的需要而可以不斷變動。孟森和胡適的“迷惘”，正是面對無限大空間的反應。

可以想見，“現代化”一詞的意義／內容，知識階層雖然各有己見，沒有共同的認知，但它作為一個討論／建立“文化認同”而無所不包的概念範疇，已然形成時代共識與共同語言。特別是，在1934、1935年接連爆發了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聯名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而掀起的論爭，未幾，更有圍繞著陳序經“全盤西化”言論的“全盤西化論戰”。在這一連串此起彼伏、絕無共識可言的“文字戰爭”裏，“（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乃至“中體西用”等等主張，都各被立場相對的論者力斥其非，而唯一未被“汙名化”的，只有“現代化”一詞。正如參戰者之一的張熙若（即張奚若）所謂：“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因為“西化差不多是抄襲西洋的現成辦法，有的加以變通，有的不加變通”，相對的，“現代化有兩種：一種是將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本著現在的智識，經驗，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如“中國古書加以句讀”，“或將古文譯為白話文”；“另一種是將西洋所有，但在現在並未合理化或適用的事情，與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如“許多社會制度的應用和改良”。在他那裏，“現代化”成為結合中西之長的一種方式。可是，他還是承認：“西洋所有，但在現在並未合理化或適用的事情，與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在質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而“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只是“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從張熙若的判斷與分別所舉的例子來看，在他的潛意識裏，雖然中西各有其長，但對比之下，落後者還是中國。又如馮友蘭（1895-1990）後來的觀察：

從前人常說我們要西洋化，現在人常說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底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個覺悟是很大底。

然而，“西洋文化”既然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所以“優越底”，那麼，文化論爭裏的中國／西方或是東方／西方這組地理意義的二元對立架構，便被“中古”（後來還可以是“傳統”）／“現代化”這一組時間認知的二元對立架構所包攝進去。“現代化”，其實指的既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上的“西方”。

總結來看，自從1930年代起，出現於中國的言論舞臺上的“現代化”，其內容涵義即便人言各殊，卻是一個可以依據論者需要而被信手撚來的開放論述空間，既可以根據立論範疇添加實質內容（如主張發展科學或打倒帝國主義），也可以是無須任何論證的主觀期待（如聲言“我們希望中國／青年現代化”）。它更是一個承載了以西方為標準的時間與空間意識的統一體象徵，從此成為中國（若干知識份子）理解／詮釋／想像世界的“後設語言”。

四、“現代化”與歷史書寫的開展

一代思想鉅子梁啟超，身歷近代中國的大變局，於1922年4月應《申報》五十年紀念之邀而撰《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為自己走過的時代歲月進行“概念化”的工程。在他述說“學問和思想的方面”的“進步”這個段落裏，他承認“這四十幾年間思想的劇變，確為從前四千餘年所未嘗夢見”，進而搭起一道“進化”軌跡的架構：

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

這一套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基本敘述架構，屢為後世的反思所繼承。例如，1960年代的殷海光，其所謂“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來遭遇西方近代西方文化之衝擊時所作反應的實際的進程”的架構便是：從“器用的現代化”，到“制度現代化”，再到“思想現代化”。和梁啟超相較，除了添加了“現代化”這個術語之外，兩者之間，很難說有什麼大差異。不過，殷海光以“現代化”敘述歷史，其實也是歷史的產物——它的序幕，伴隨著“現代化”作為一個“後設語言”而於中國言論舞臺上登臺亮相的時候，便已拉起。

先以胡適個人為例。胡適對“現代化”這個新名詞的因應修辭固然是重彈“多研究些問題”的舊調，卻同時把它用來作為評價歷史進程的範尺，聲言“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只是因為此後“思想上的大變化，文化評判上的大翻案”，竟而走到了“對於‘現代化’的遲疑與矛盾”的地步上去，竟找不到一個“形成了的現代”的標準。後來，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硝煙迷漫的歲月裏，遠渡美國爭取援助的胡適，更以美國人為對象，既撰文控訴日本“日本無法容忍中國的統一和現代化”（Japan cannot allow a unified and modernize China to exist……），也向那裏的史學界同行公眾發表他對於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的失敗與成功的原因（Why was Japan so successful in her task of modernization，and why was China so unsuccessful？）的比較探討，他提出的這個問題，亦是日後（特別是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研究”領域的工作者樂此不疲的研究主題之一，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學術實踐，仿佛由此又得一例。

當時與胡適同調者，不乏其人。如張素民將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定標在“前清末年”，亦認為“所謂‘西學為用’的運動，即是要把船舶和軍器工業化”；陳高傭（1901-1959）則認為，“要想把中國文化現代化，這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所同有的一種希望”，其開端是“當西洋文化與中國開始接觸之後”，推動者為“一部份覺悟之士”，方向為“想吸取西洋文化來改造中國固有的文化”。史學界新起之秀姚薇元（1905-1985），則依據各式各樣的中外史源，對魏源（1794-1857）的《道光洋艘征撫記》逐句考核訂正，亦自覺意義深遠，因為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因為這次戰爭是中國開始‘近代化’的第一聲”。整體來看，“現代化”可以成為把某一個時間定點（例如，胡適的“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張素民的“前清末年”、陳高傭的“近幾十年來中國人”、姚薇元的以鴉片戰爭為“第一聲”）之後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給予理解／詮釋的時間範疇與尺度。

既然如此，“現代化”便可以被用來作為敘述鴉片戰爭以降中國歷史的“敘述實體”。如《申報月刊》的編者，解釋他們為什麼要推出《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發凡起例，便將“現代化”視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的主旋律：

“中國現代化”這個問題，與其說它是一個新問題，毋寧說它是一個八九十年來的宿題。蓋中國自于前清道光年間經過了鴉片戰爭的挫敗，全國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勢力進侵的重大刺戟。那時就有人認為從此開了中國三千餘年來的一大變局，不能不急急鞏固國防，發展交通，以圖補救。於是講究洋務，設製造局，造輪船，修鐵路；興辦電報，提倡格致……凡此種種，都是昔人促使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從前一部份人對此問題的主張。

這樣，中國在“鴉片戰爭的挫敗”之後一連串的事件（“設製造局，造輪船，修鐵路；興辦電報，提倡格致”等等）或主張（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來好像是一堆零碎的音符，現在便可以用“現代化”這個“固定樂思”（the idée fixe）串聯起來，從而譜出一闕完整美妙的樂曲。“現代化”成為一個敘述“大故事”（great stories）的統攝概念，把各個部分的歷史／故事（〔hi〕stories）安排在它的脈絡裏，從而可以顯示它們各自的意義或教訓。

所以，在“現代化”概念支配下的歷史認知，就是進步主義的心態表現，沒有“現代化”的“過去”，就是陳舊的、落伍的、不足取的，從而進一步被用來作為進行歷史評價與開展反思的依據。如與胡適關係密切的傅斯年，便以“現代化”作為評價歷史人物貢獻之依據，在“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敘述脈絡裏頌揚孫中山“把中國近代化”之功烈；蔣廷黻則從“中國的近代史”提煉出“中國沒有現代化到相當程度以前，與外人妥協固吃虧，與外人戰爭更加吃虧”這樣的教訓，並“指責”推動自強運動的“李鴻章及奕欣、文祥諸人全盤事業的失敗”，在於“他們自己不深切知道現代的政治是什麼”，而且“于時人不知道現代文化的性質和重要因而常常掣肘”。他的成稿於抗日戰爭隆隆炮聲之中的名著《中國近代史》（後易名為《中國近代史大綱》），更企圖透過歷史的敘述，找尋中國的出路。他對於中國為什麼不能早些走向“現代化”，有如此痛心疾首的表述：

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他更借機總結出國族未來的應行方向，就是“及早現代化”：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

這段出現在1938年的論說的基本論旨，在此後的漢語世界裏盤旋不去。例如，殷海光以“現代化”敘史，不得不感慨：“中國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衝擊以後所發生的總問題是要近代化。”金耀基以“現代化”理論作為“理解中國百年來現代史的概念架構”，用“認同”與“變革”兩組觀念來陳述“中國百年來現代化各運動的性格”之後，則樂觀地相信：“中國過去數千年的歷史傳統已充分證明中國創造力之堅厚”，所以，“中國現代化將會在全民族的創造力的凝聚與發揮中最後獲得高度的成功”。歷史敘述的目標所向，還是在呼籲“現代化”——雖然殷海光或是金耀基對於“現代化”的認識（的花俏）程度，實非蔣廷黻可比。

五、結論：在歷史的原來脈絡裏思索“現代化”

從“現代化”在中國的論說史觀之，它作為知識份子表達對於中國未來前景所向的各種想像，以1920年代中期為起始，至1930年代初期則已一躍而為論述措辭的重要潮流之一，它就像是一方足可供各方論者自由開展述說的無限想像空間。“現代化”作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理解／詮釋／想像世界的“後設語言”，它的內容涵義，論者自有其個人之認知所及，不必有共同的認定界說。論者往往就自身之所需，將其信手撚來，既可以依據立論需要為其添加實質內容，也可以借其表達無須任何論證的主觀期待。同時，“現代化”也具有作為書寫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敘述實體”的作用，指導著史學工作者如何將近代中國千樣萬態的歷史事件串聯起來，生產它們的總體意義。因此，漢語世界裏的“現代化”論說，是在1930年代那個國族危機引發的“文化認同”爭辯的歷史脈絡裏出現的，在1950、1960年代冷戰架構下的“現代化理論”（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問世登臺之前，它已經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理解世界的“後設語言”，並且已經用它來書寫近代中國的歷史了。

透過“現代化”的論述史，我們或可揣想，在當下的生活世界裏，諸如“現代化”、“民主”、“憲政”等等儼然具有“關鍵字”（keywords）意義／地位的詞彙，所以會成為“關鍵字”，乃是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彼等方始問世之際，人們未必有共同的認知，各有其解，自有其釋，莫衷一是。在當下的漢語思想界／論壇上，這些詞彙或許已有共同的“驗證標準”（例如，1950、19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某位民主理論大師〔好比說美國的Robert A.Dahl，1915〕的民主理論等等）以為評判之資；然而，這一共同的標準之所以問世，其實是對那些多樣繁雜的言論進行淘汰篩檢的結果；亦且，相伴隨著淘汰篩檢的歷程，則是對於其他言論的“遺忘”處境。在精密繁複的“現代化理論”之下，那些過往論者信手而書的“現代化想像”，似乎可以被視為歷史的灰燼一掃而清；可是，就現實而言，“現代化理論”綿延氾濫於今，在漢語世界裏尚且莫知其終；那麼，如果不去清理此前論說的歷史脈絡，遺忘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軌跡，我們此刻問學致知的努力，必然只會製造更多的無知。

就歷史書寫的反思面向而言，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後的歷史，總被當時／現在的人們認為是個翻天覆地的變局。如何認識與理解這段過去呢？曾經有那麼一個時候，在漢語世界裏，它可以是“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可以是中國如何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可以是“民族革命史”，那麼，它被敘述為一部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或亦無可厚非。

畢竟，“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是否能夠如實地顯現過去真正發生了些什麼（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當下的歷史學者已經不再有共識。好比說，有多少歷史，就有多少法國大革命，每部述說法國大革命的史書都宣稱自己重現了大革命的場景，即如史家Francois Furet（1927-1997）之所謂，不同史家之間競爭的乃是“革命遺產的政治處分”（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正顯示了自從1789年以來，在法國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革命的過去”（the revolutionary past）所深具的象徵意義。況且，我們也已經注意到，歷史書寫（historical writing）體現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及其對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之形塑的重要性，但是，這裏所謂的集體記憶，並不是單數的、惟一的記憶（memory），而是平行共立亦且相互競爭的、複數的記憶（memories），其意義在於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ies）提供正當性的根源。在這種意義下的歷史書寫，儘管訴諸普遍法則或客觀事實，究其實際，恐怕不過是立基於迷思（myth）的敘述，而且壓抑了對同等事件的另類解釋。同樣是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寫，革命激進派總免不了被保守派（或保皇派）攻擊，書寫革命時期“恐怖主義”的腥風血雨，更令他們的批判振振有詞。所以，十九世紀以後的中國歷史，可以是各式各樣的“歷史”，這並不是件壞事，它們提供的“歷史事實”／“歷史知識”，彼此相競，應該都能起説明我們認識／理解這段過去的作用。

但是，人類的知識生產過程，在這個號稱“現代”的社會裏，不會純粹只是知識世界的事情而已。像是各式各樣的統計數字、研究報告、圖片表格，在現代社會裏無所不在。它們是政府官員制定政策、企業主與經理階層做出決策的依據。它們以“客觀”的形式——特別是以數位——呈顯出來，一幅幅宏偉的建設藍圖，一次次的獲利可能，因此得到了證明。這些或由科層體系或由學術研究者完成的“知識的小工具”，影響至為深遠。可是，這些號稱“客觀”的“工具”，真的是在一個客觀的過程裏被生產出來的嗎？這個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對人的各種活動及其成果的認識，但卻正因為標榜著“客觀”的旗號，結果卻把人的複雜性給化約掉了，變成冷冰冰的數字，變成這方面或那方面完全一致的範疇。在人類致知的歷程裏，“認識你自己”的古老命題，以這種學官實踐（academic and bureaucratic practices）的方式，最後可能只落得“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境地。

我們此際正面臨對知識生產的過程進行反省的挑戰，歷史知識的生產過程亦難逃此一命運。取法於（以美國提供的）“現代化”的歷史敘述，其“弊端”所在，已為人們同曉共知，批判的火力既多且猛，像Arif Dirlik就立言痛陳現代化論述因為既忽略了各個“傳統”社會的巨大差異，也忽略了它們被歐美資本主義所形塑的各式現代性（modernities）也同樣千差萬別，所以批判它是“非歷史的”（unhistorical）。處於這樣的局面下，“現代化”的歷史敘述，好像就失去了它的“可信度”。況且，史學知識的疆界無時不在向外擴張蔓延，挑戰既有的認知視野。比如當“自強運動”被建構為晚清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階段時，便有史學工作者提醒我們，別忘了這幅“自強”的圖景裏還有官場派系鬥爭的一面；至於被排進“現代化”前驅英雄榜上的思想家，他們的人生歷程也總會被英雄式地平面化，竟而忽略了個體生命歷程的複雜向度，史學工作者便也會告訴我們，呼籲大清帝國應當變法自強的王韜（因此可以被視為“現代化”之先趨者），同時也是喜歡盤桓青樓的風流才子。至於思想方向／內容被認定和“現代化”沒有關係的人物，也因此總是被歷史“遺忘”，等待著突然對他們發生興趣的歷史學者開展“拯救”工程。表面上看起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會“進步”的。好比說，關於啟蒙時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我們知道那是十八世紀的事，現在研究上層啟蒙（a“high”Enlightenment）的學者不乏其人，其意義已然大為擴張，從地理區域差別、社會群體（groups）及制度面觀察的學者同樣所在多有，下層生活與啟蒙（Low life and Enlightenment）的關係亦頗受關注；於是，所謂的啟蒙，應該是各種啟蒙（Enlightenments）。在被認定是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裏，同樣也有複雜多重的面向，這已是我們的共識，也是一種“進步”的象徵。然而，在“現代化”導引下問世的“歷史問題意識”，對它的實踐，已經耗費了歷史學者無限的青春，多少人“白首窮經”之後，卻發現不堪回首。至於史學實踐的制度性架構與生產歷史知識過程裏的“政治經濟學”（好比說國科會的“支持”）與權力運作（好比說對其他研究取向的排擠），也到了該反省的時候。歷史學者是否該隨時提醒自己，存在著太多習以為常的歷史敘述的概念，使自己對歷史舞臺上多重複雜的世界的感受與認知，也步入“鈍化”的困局。“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自己的歷史認知，既是陳襲積澱已久的舊學故知，那麼再怎麼努力，生產出來的歷史知識其實只是老生常談。

人們“以言行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借用John L.Austin〔1911-1960〕的名言），亦“以言為史”（to do history with words），面對錯綜複雜之“史事”，歷史學者實難免有“歷史語言”貧乏之苦，往往言不盡意。以研究政治思想史而聞名的John Greville Agard Pocock（1924-）在評論Jack H.Hexter（1910-1996）的《歷史重估》（Reappraisals in History）時，對於歷史學家使用的語彙，便有這樣的反省：

歷史學家在哪裏找到他的概念詞彙的術語（the terms of his conceptual vocabulary）；這些術語平常怎樣被使用，歷史學家又如何使用它們；它們具有什麼樣的邏輯的、社會學的或其它別的蘊含（implications）；其意義如何在歷史學家使用以後發生改變，或變成了歷史學家所用的意思；歷史學家之陳述構成的歷史，怎樣受到其運用語言時語言狀態的影響。這種考察模式，與邏輯和可證實性的相關程度，實不如它與作為社會工具的語言和作為社會行為的思想的相關程度，更為直接。

“現代化”便是史學（當然，也可以是別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工作者用來敘述一長串歷史事實的“概念詞彙的術語”，亦且一度在一個時代裏“獨領風騷”。但是，它之所以佔有這樣的“霸權”地位，正因為它是以作為某個社會工具的語言，也表達了作為社會行為的思想，從而登臺亮相的。它是歷史的產物。所以，當今天的我們固然意識到它對自身的歷史實踐會帶來“危害”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對它的“歷史”進行認識。歷史實踐的批判（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practice）涉及的問題，不僅是“歷史的文化”（historical culture）或是歷史的政治／社會涵義而已，還是歷史與它更廣泛的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擺出批判“現代化”的史學敘事的姿態時，放言“現代化”的歷史敘事是非歷史的，然而，如果批判者不重視“現代化”史學敘事本身的歷史；那麼，批判者與被批判者之間的認識論差距，又在哪裏呢？

至於日後的漢語世界如何參照（來自美國的／世界冷戰格局下的）“現代化理論”以營構龐大的學術工業，並且將“現代化”三個字所承載的以西方為標準的時間與空間意識的統一體意涵擴充到極致；這樣的論述／史學實踐，與此前的“現代化”論述又有什麼樣的連續與斷裂（continuity or discontinuity）——例如，兩種“現代化”的政治涵意，可能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大異其趣，這些問題自然是另一段故事的主題了。

（作者：潘光哲，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原刊《新史學》第16卷第1期，注釋從略。）

来源：開源研究機構